历代山长经明行修，学富五车

鳌峰书院设山长一人，监院一人，还有缮写、管书、看守、厨夫、水夫、火夫及丁役等若干人。书院山长又称掌教、主讲，是总领书院教学与院务的负责人，此一要职乃书院精神所系，责在督励诸生学习及高尚人格培养，促进士习及文风的改善。清廷对于书院聘任山长一事极为慎重，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清实录高宗实录·训饬省直书院师生》）。故主讲者，非名师大儒即为宿学名宦，其德行、品望、学识等皆为时人所仰重。鳌峰书院历代山长无不是经明行修、学富五车之宿儒名宦。如蔡璧、蔡世远、沈廷芳、朱仕琇、孟超然、郑光策、陈寿祺、林春溥、郭柏荫、陈宝琛等，他们对福建教育与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鳌峰书院掌教多为硕儒名师，许多知名学者也应邀前来讲学。理学名臣李光地就曾多次书院讲学，提倡“黜浮华、崇实行”的学风，他的学说对鳌峰书院产生重要影响。据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长蔡世远曾率领弟子，邀请其至书院讲学，听者多达千人。李光地有诗曰：“扶杖趋朝命，停车采国风。诸姜齐稷下，三峡待文翁。倡道中州杰，尊师百粤雄。有虔初秉钺，主静日销戎。媚学招韦素，贤僚倚帐红。葱菁环藻棁，幽翳满芹宫。我老迷非是，群徒质异同。抗颜愁笏曳，写腹已瓶空。白首惭嘉会，虚心伫圣功。作人天子意，翙羽戾朝桐。”

这次讲学的内容，后来被整理成《鳌峰讲义》，成为书院生徒的必读之书。

鳌峰书院从创办至撤销，先后延请蔡璧、蔡世远等34人继任山长。

蔡璧（1648—1711），字君宏，号武湖，漳浦人。始祖蔡元鼎，以理学名家，父蔡而煜，师事著名学者黄道周。康熙十一年（1672），由乡里“拔贡”入京，选入太学，两试皆第一。蔡璧博学多闻，平生于经、史、子、集多所涉览，且对“四书”讲解及制艺文章研究尤为精详。他教授生徒不费辞说，语皆切要，于圣贤奥义，多能洞达悉微，把握关键。教士首重器识，善于通过圣贤的言语、事迹，来提升学生的人生格局与思想境界。康熙四十五年（1706），蔡璧年届六十，以选贡授罗源县学教谕。当时仕宦多视教职为小吏，以为不能闻达公侯、安邦定国。蔡璧慨然应曰：“天下之治乱在人才，人才之盛衰由学校，学校之责任在官司，吾其可苟焉已乎？”（沈瑜庆《福建通志·儒行传》）

康熙四十六年（1707）六月，张伯行“抵福建巡抚任”。十月，在于山鳌峰之麓，创建鳌峰书院，意欲重兴理学、大振文教。时蔡璧已名扬八闽，“自乡党族戚以及四方之君子、当道之贤大夫，人人服其德量而乐道其高风。”（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先考武湖府君行状》）张伯行亦早闻其贤，故延请为书院山长，使教生徒经史，弘扬程朱理学，讲明正道以裨益士习。

蔡璧培养学生，注重道德品行：“论学以躬行为本，不以空谈性命为高；读书要归于根柢深厚，返求诸身而自得之。”（蔡世远《二希堂全集》卷9）教人读书讲求循序渐进，而后返归身心，切己体察。他以“经、传、子、史及宋儒诸书各以次授，每日限以工程，而使之体认，曰：‘返之身心可以寡过，措之笔下可以为文’”。（蔡世远《二希堂文集·先考武湖府君行状》）掌教期间，为力挽空疏学风，主张为学应师法古圣先贤，本其行事以就道思齐，曰：“见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诸己。其流于不肖者，鲜矣。”（沈瑜庆《福建通志·儒行传》）在书院，凡于政事有所裨益，知无不言，诸生咸服其教，故而“品定其文字而不启争端，规箴其短长而不生怨怒，伪者献其诚，慢者致其恭”。他秉持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教育观点，平日教授生徒注重“笃伦理，严义利”，认为“本此而行之，古人不难至”。希冀学生通过立志与对学问的充实完善，为社会作出建树。其间他组织编纂理学丛书《正谊堂全书》，总其大纲并指导门人校订周、程、朱、张等先儒著作。还曾诠释《朱子学约》数条，为书院学风的树立奠定基础。张伯行对此深为赞赏，曰：“第依蔡先生样。”（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卷2）

张伯行移任江苏临行时，恰值蔡璧暂假省墓，于是心有忧虑，遣书蔡璧言：“书院事宜尚顾先生镇定，勿使三载苦心一旦就荒也。”于是蔡璧就道赶赴三山。主持书院间，人才极盛，肄业生多高第而去，使鳌峰书院“文薮”之称闻名远近。康熙四十九年（1710），蔡因年老，乞归漳浦，以与子弟门生论学。

康熙五十年（1711），蔡璧因病不治，与世长辞，享年64岁。卒赠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入祀罗源县学名宦祠、鳌峰书院名师祠，门人私谥“恭靖先生”。后张伯行为之作墓志铭旌表其人，曰：“先生之学，惟则古称先，不为剽窃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盖以盛德也。”（张伯行《蔡恭靖先生璧墓志铭》）

蔡世远篆书七言联

蔡世远（1682—1733），字闻之，福建漳浦下布人，蔡璧之子，是清代康熙、雍正间声闻全国的教育家、思想家。因世居漳浦梁山，故学者尊他为“梁山先生”。其为人，崇尚志节、敦行孝悌，以振兴教育为己任。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应福建巡抚陈瑸礼聘，主讲鳌峰书院，其时四方英才，咸来就学。世远主持鳌峰，历时8年。他指斥科举时弊，反对势利，校刊先儒诸书，发明濂洛关闽旨要，以学校之兴废与人才盛衰为己忧。他认为“今世之病，大半在于势力词章”（《二希堂文集·学规类编序》），故教人以忠信、孝悌、仁义之大道。又以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宏大气象教导并鼓励诸生，说“必勉之使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又当为一代不可少之人”（《二希堂文集》）。教人治学，必先立远大志向。他认为所读诗书，必须笃实践行，曾言：“不加体察躬行之功，徒夸闳博雕镂之用，先儒之所羞称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远，亦大雅之所弗尚也。”（《二希堂文集·古文雅正序》）在具体措施方面，从改革书院教育制度入手，效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作《鳌峰学约》，与诸生砥砺共勉，并承继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教学上言传身教，重注品德的培养，使学生获益良多。他在书院中还提出不少明理适用的教育主张，使诸生懂得“以循序体察为致知之方，以敦本立诚为力行之要”。主张对师资严格把关，要“严加别择，察其品行之贤否以为去留”（《二希堂文集·鳌峰讲义》）。因此“闽士慨然感兴于正学，而知记诵辞章之为末也”。

雍正元年（1723），蔡世远因育才成绩卓著，德识兼优，被特诏入京，授翰林院编修，入上书房制立课程，辅导诸皇子读书治学。诸执政大臣及同僚评价他“忠信正直，学足以达其言，识足以致其志”。雍正皇帝极为赞赏他讲学得体，尽职尽心，誉之为“帝师楷模”。

蔡世远一生沉潜学问，笔无停辍，著述颇丰，有《二希堂文集》《古文雅正》等。

洪世泽画像

洪世泽（约1708—1791），南安英都人，字叔时，号艮堂，又号艮圃。父洪科捷，乾隆四年（1739）进士，授翰林，为文简古庄重，平日讲学，亹亹不倦。尝训诫诸子曰：“居官当尽职报称，斯不负科名。若退而家居，上治祖宗，下治子姪，推而及邻里乡党，此儒者家政也。”（民国《南安县志》卷30）此语世泽终生铭记在心。

世泽幼年静重如成人，稍长取家中藏书批阅，读看后必置还原处，使书卷整齐如束。他“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将所涉猎知识默记在心，于是学业日进，乃明义利之辨，礼用之原。雍正五年（1727），世泽时年弱冠，受学于上蔡程元章，得其教诲提携，考取廪生。雍正十三年（1735），周力堂督学闽中岁科，知此邦文士多俊秀，而尤欣赏世泽。他见世泽文章多通经致古之作，认为有裨风化，遂搜罗其有关著作、笔记大力推广，并呈送至藩臬、督抚等处，咨请举荐朝廷。

乾隆元年（1736），清朝复开博学宏词科，经由福建巡抚卢焯推荐，世泽以廪生身份赴京应试。乾隆二年（1737）七月，补试体仁阁，经乾隆殿试毕（召试取二等二名），钦定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清史稿·志84》）世泽在翰林院中所作文章，深得前辈激赏，一时文名著词垣。乾隆四年（1739）散馆，授翰林院检讨，掌修国史。他曾作《圣祖躬耕措田恭纪》诗三首，其一曰：“九衢歌舞入韶年，天子青阳巽令传。共睹光华升舜日，群将耕凿乐尧天。神功允洽千仓庆，王业仍陈《七月》篇。讵乏良农供御廪，为亲稼事即康田。”（《皇清文颖》卷83）

乾隆五年（1740）春，其父“念父母年踰八旬，动万里晨昏之慕，与子世泽同时乞养告归”。（民国《南安县志》卷30）世泽还家后，乾隆下诏再三，因感戴皇恩厚爱，是年冬天，他偕同其弟世润赴京，“入直武英殿，校对国史馆，纂修《八旗通志》”。（沈瑜庆《福建通志》卷39）乾隆七年（1742）春，祖父母相继谢世，世泽遂上表陈情，归里殡祭，以尽哀戚之情，从此不再担任京官。乾隆帝惜其才华，多次下旨征召他回京复职，世泽以眼疾为由请辞，事乃作罢。

乾隆十一年（1746），已升任福建巡抚的周力堂，深知世泽无意仕进、一心向学，遂延请其主福州鳌峰书院讲席，期望有功闽省教育事业。在书院中，世泽遵循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先贤所制定的学规融会贯通，并将之引申发挥，讲明治学与修身等道理，令诸生获益良多。执教期间，于人才多所造就，使书院学风为之一振。四年后，世泽又掌教于厦门玉屏书院（乾隆十六年〈1751〉建）、南安丰州书院（乾隆二十年〈1755〉建），讲学著述，声誉斐然。

世泽燕居闲适，读书之余，亦喜吟咏。他曾抒写家乡风物，作《英山家居偶成》（二首），句云：“故壑依然见故亭，群峰烟霭满空庭。春横梅岭青蛾黛，云镂英山碧玉屏。行雨带花沾野径，晚霞返照入疏棂。兴来还自幽寻去，涧户岩扉长不扃。”（民国《南安县志》卷48）

世泽天性孝友，事祖父母及父母非但养其口体，而且先意承志，终生未改；与兄弟朋友相处，和气怡怡。及其教导生徒，皆本圣贤经义，教人虚心涵泳而后切己体察，一生行止，为世所称。及门弟子孟超然评价其人曰：“持身以存诚、主敬为宗，言笑不苟、步趋有仪、从容礼法，沉潜仁义。所学在是，即所教亦在是。”他笃志勤学、笔耕不辍，“所著语录及他绪论，多士剖而辑之，皆正学之传承”。（民国《南安县志》卷30）著有《斐亭诗文集》《易经观象》《诗经订序》《春秋订传》《周官析疑随笔》《仪礼辨说》等编，惜散佚无考。享年80余岁，卒祀南安乡贤祠、鳌峰书院名师祠。

林枝春（1699—1762），字继仁号青圃，闽县濂浦人（高祖始迁居福州城内，卜居乌石山北麓磴园），曾任河南、江西学政等职，历官通政司副使（正四品），政声颇著。其为人性情刚正，无论为官、从教，抑或读书、著述，皆不苟且。曾悬楹帖自示曰：“不看文章双眼瞎；若贪名利双儿亡。”（郭柏苍《乌石山志》）

枝春十岁丧父，年少贫苦，而其性孝友，事孀母“负薪汲甕以养”。虽身负重担，而“学益力”，遵母嘱，从舅氏郑开极学，可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林枝春苦志力学，于雍正元年（1723）中举；雍正八年（1730）由举人考取中书，雍正十三年（1735）补缺，旋入军机处学习，政事勤勉，常著衣而寝。乾隆二年（1737），以进士第二及第（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时方苞名闻海内，颇负众望，于文士少有认可，然对枝春却“独器重之”。翌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雍正四年（1739）散馆，充“一统志馆”（清廷修史机构）纂修官，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乾隆六年（1741），充武英殿纂修官，校勘经史局，擢翰林院侍讲；是年冬月，提督河南学政。

乾隆初年，河南立“三教堂”，“合释迦、老子、孔子偶像为一殿，立堂五百九十余处”。（徐珂《清稗类钞·宗教类》）此“三圣”座位，以“佛居中，而老子、孔子左右之”。（民国《闽侯县志·列传》）林枝春研习儒学，尊崇孔子，认为“使万世之师，屈居释道之下”实乃造事者“举事不经，诬民实甚”。（《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218）遂呈奏清廷予以禁止，使佛老诸像移奉寺观，更将其地改为义学。他对儒学，深怀敬畏；于公事，亦极审慎，其所撰写“学政事宜书”当时广为传诵。公事之暇，林枝春曾至吹台（传为春秋师旷吹乐之处）凭吊，并题诗二首：“木落雁声哀，天风下吹台。白云飞不尽，平楚意悠哉。禾黍空郊远，松篁古殿开。梁园词赋客，车马几人来。”“把酒对城阙，悠然生远心。宋梁余旧垒，李杜此高吟。乔木风烟色，长河岁月深。多情思岘首，碑碣亦销沉。”（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74）

乾隆十二年（1747），林枝春任江西学政，任上所施，“如在河南”。翌年，转左通政。当时，曾奉旨作《玉瓮歌》，被勒石于承光殿中（今北京北海团城玉瓮亭東南角）。

乾隆十七年（1752），林枝春上书称疾回闽，掌教于鳌峰书院，时年五十余岁。

他任主讲，“教人以严惮为主”。时“肄业生去留，惟先生命，监院校官月具文申报大府而已，故多士敬畏焉”。（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卷2）其实使诸生敬畏他的主要原因，却是他的“人格精神”。正如朱筠所言：他为诸生“条画指授，出之以诚，而士化之”。鳌峰书院在林枝春管理下，“院规尤肃”。为了规范书院管理及提高生员自律性，他曾“设立条约及迩言四则”：曰“认真”，曰“崇实”，曰“心得”，曰“安分”，语皆精切”。（郭柏苍《乌石山志》）每月朔望，召集学生列坐鉴亭，“示以立品持躬之要”。（民国《闽侯县志·列传》）据游光绎撰《鳌峰书院志》记载，其时鳌峰书院学子的读书生活及学习态度是：“每五鼓，命人周视，旦躬焉……去聚谈者、群饮者、裸裎者。盖以礼绳诸生，欲制外以养其中也。每课文，辄集而诲之。士不胜其荣与愧，争奋焉。”

林枝春主讲鳌峰书院八年，“公诚之忱，忾（通“讫”）乎上下”，为书院培养了众多人才。其间，他在书院鉴亭方池南，兴建振衣亭；还为书院题联曰：“坐里门内夕而朝，教不忘就尔事；习君子言尊以遍，学莫便近其人。”（邓洪波《中国书院楹联》）

林枝春涵泳儒家学术，从《御览经史讲义》中所收录其相关篇章，可知他对儒家经典的见解：有《无游民》一篇，征引经籍，发挥义理，并条陈时弊，提出治国理政思路，阐释“国无游民，则生之者众矣”。当时有游民追求“华衣美食”，认为乃“耗财之大者”，是“国家一大蠹”。他认为，身为守牧，应当“躬亲而目睹之，勿猥勿遗书之于册”。“大吏操表率之权，司牧奏循良之绩”，使上有实政，下有淳风，如此才能使国家“财用日足，礼教可兴”。

林枝春生平常接济他人，且热心乡邦事业。在河南任学政时，有贫穷诸生体无完衣者，他“为制冠服，送入弦歌书院”；房师张某子卒，“眷口十余，分奉米以给”。掌教鳌峰书院时，还“出私钱命院夫飰诸生，凡四年余”。（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卷2）居乡时，“辟贡院号舍，溶沙河桥河道”。其所作《禁巫鬼议》《论三山风气书》等，皆为有关乡邦人心风俗之文。

乾隆二十七年（1762），林枝春病卒于家中，享年六十四岁。后木主入祀鳌峰书院名师祠。其著述颇丰，有《就轩诗文钞》《青圃诗文集》及《学庸说》《五经辨疑》诸书。

沈廷芳（1702—1772），仁和（今杭州）人。字畹叔，一字荻林，号椒园，晚号盥蒙，家富藏书，喜爱书法，好藏砚，书斋中保藏名砚甚多，且喜作砚铭。乾隆元年（1736），廷芳以学行兼优得到杨恪勤举荐，名试博学宏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明年官授编修，其能文之名，遍著京师。

沈廷芳行书立轴

乾隆二十一年（1756），廷芳掌教广州粤秀书院。他崇尚程朱理学，学宗鹅湖鹿洞，深得孔孟心传。曾作诗教诲诸生，曰：“鹅湖鹿洞规，百世守其常。文必贯乎道，器识先安详。升高必自卑，涉海安能量。往则苟兼擅，邹鲁遥相望。”（沈廷芳《隐拙斋集·粤秀书院示诸生》）乾隆二十三年（1758），将归之时，门人心中难舍，图其画像留院中。告别之际，廷芳对生徒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苟能秉德抱道、辅世长民，于家国间为忠、为孝，斯为不愧。”（《隐拙斋集·画像自记》）

沈廷芳辑《国朝历科馆选录》书影（清乾隆刻本）

沈廷芳竹节纹端砚刻本

乾隆二十八年（1763），廷芳主讲鳌峰书院。他敬仰鲁曾煜学识品望，见其所制《鳌峰规条》，认为其中“首述朱子鹿洞学规，中示为学行己之要，后附考业数条，语皆真诚周密”。（《隐拙斋集·书鳌峰书院规条后》）书院学子如能遵循践行，必裨益身心，故将之刊刻付梓，以授诸生。他在《鳌峰书院示诸生中》表达自己的学问理想，对书院学子寄予厚望，曰：“当今逢盛际，士必勤探讨。立志慎所向，用力观其造。”他知书院生徒皆为文行兼优之士，然恐诸生于学业笃初诚美却鲜克有终，教诲说“身心务敬恪，昕夕戒怠傲”，“愿言共砥砺，努力从吾好”。（沈廷芳《隐拙斋集》卷30）

沈廷芳教学循循善诱，在江苏仪征乐仪书院任山长时，曾用书院名称启发学子乐于向道，尊崇礼仪，曰：“行非仪不充，德非仪不备，文非仪不成。”（《隐拙斋续集·乐仪书院记》）

沈廷芳“生平无他嗜好，惟究心卷轴”（沈德潜语），留下著述颇多，有《隐拙斋集》《隐拙斋续集》《理学渊源》《续经义考》《鉴古录》《五礼经传目》《文章指南》《盥蒙杂著》《切近篇》（与桑调元合编）《余山遗书》（与桑调元合辑），另修有《广州府志》《福建续志》等。

朱仕琇（1715—1780），福建建宁县人，字斐瞻，学者称梅崖先生。朱仕琇为人谦和有礼，平易近人，“于人无智愚贤否，一以真意待之”。一生深研古文，“于周秦汉书冥精合气，引而之唐宋，晚求息于元明作者。故其文苍茫雷雨，金支翠旗，万灵仿佛然，乃大瀛海环九稗海外，风定波息，与水相忘……”（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卷2）为文以“立诚”为本，“人如其文，蔼然仁义，淳古淡泊，终有至味”。（《澹静斋文钞》卷5《同学公祭朱梅崖师文》）

朱仕琇《梅崖居士全集》书影（清乾隆刊本）

乾隆三十三年（1768），当事者多重仕琇之学识、道德，认为其修为足为多士楷模，于是礼请其掌教福建鳌峰书院。他推让再三，不能遂愿，终就主讲之位。主持鳌峰书院期间，慕名者比肩接踵，索文不断。他学而不厌，遍读群书，又以谦恭自持，更诲人不倦，皆本其所学以教生徒。他曾与人论学文之心得，云：“经浚其源，史核其精，诸子通其指。《文选》、词赋博其趣，左氏、太史劲其体，孟、荀、杨、韩正其意，柳、欧以下诸子参其同异，泛滥元明近世，以极其变，归诸心得以保真，要诸久远以俟其化。”（陈用光《国史馆文苑传·朱仕琇》）教人作文，要求“综其要，以立诚为本，以文从字顺，各识职为旨归，以中有所得而能自为为究竟”。（鲁九皋《鲁山木先生文集·梅崖朱先生仕琇行状》）主张“为文当先高其志，使其心有以自置，以观古人之言犹吾言也。然后辨其是非焉，察其盈亏焉，纠其诚伪焉，定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判于前矣”。教人读书之法，首重对古文的研习。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月，鳌峰书院学生惧仕琇平日所课之文年久散佚，便撷集刊刻，以便流传咏诵，书曰《鳌峰课艺尤雅编》，仕琇序于书前。朱仕琇主持书院，造就人才甚众，门生多有得中乡试、会试者，也不乏经明行修之士。

乾隆四十四年（1779），朱仕琇因病辞去书院教职，其学生龚景瀚为寓难舍离情而作《送朱梅崖师归里叙》，阐析他的文章风格及思想观点，使书院诸生及私淑者，有所述焉。他教授鳌峰书院十年间，指导弟子甚众，“凡闽人治古文者，不问知为仕琇弟子否，则亦闻之于仕琇弟子者”。（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12）

回到建宁，仕琇并未因健康欠佳而栖身林下，不等身体好转，便又执教于当地濉川书院。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暇日常与朋侪切磋琢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二十九日，朱仕琇因病情加剧，卒于里舍，享年六十六岁。身后有《梅崖居士文集》《外集》等行世。

闽城中尝问业于仕琇者，闻讯皆心中惨恻，从学者请为位于小西湖之宛在堂诗龛中，对当政者言曰：“梅崖先生主我鳌峰讲席者殆十年，厥教在诸生之心，俪古大师。诸生于其在也敬以爱；于其去也思；于其没也极哀，请入神主院中。”（《朱梅崖先生墓志铭》，朱筠《笥河文集》卷12）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又字惕菴，闽县人（高祖由福清徙居闽县）。父张捷春，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为闽中宿儒，人称诚斋先生。甄陶年少时，其父即勖以正学，“惕菴善承家训，于朱子之学独得其宗”。（张甄陶《四书翼注论文》郑退谷序）当时士子皆用心功名，为举业而株守一经，他书却无暇开卷。而甄陶颇不同流俗，不仅枕葄经史，且旁搜博採，自天文地理、乐律兵法、水利河防、农桑方技等书，无不周览。作文初学苏轼，文风汪洋浩瀚，久之名声远播庠序之间，遂受福建巡抚王恕、学使周学健器重，二人皆待其以国士之礼。

张甄陶《四书翼注论文》书影

乾隆元年（1736），张甄陶以拔贡生举博学鸿词科，惜“补试未合格罢”。然大学士朱轼、侍郎方苞、李绂见其人才学，皆大为欢喜，欲交荐纂修三礼之书。张甄陶委婉推辞，只愿从方苞受业，补读平生未见之书。他还利用一切时间，阅读《永乐大典》三万卷。“三公益以德业相期许，磨砻灌溉”，甄陶学问由是日进。

乾隆九年（1744），甄陶参加顺天府（北京）乡试，考中举人。明年（1745），成进士。对策题中，直言当前时务，言语真诚恳切。然考官不敢进呈此卷，乃置二甲，选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十三年（1748）散馆，授翰林院编修。是秋廷试后，补广东鹤山知县。甄陶外补，在京人士皆为之惋惜。大学士陈世倌深知其学问，以吕坤《呻吟语》相赠。甄陶读书中《实政录》一篇，于心契合，喟然叹曰：“视国如其家，视民如其身，视官事如其日用饮食之事。士之以天下为己任者，当如是矣。”后调任香山、新会、高要、揭阳四邑，任上“建书院、赒孤贫、实仓社、理盐筴、策荒政、雪冤狱、诘盗贼、塞溃隄”。（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凡有施设，多纲举目张，经营吏事，皆能惠泽民众，于是政声著于岭南，粤东乡民无不感恩戴德。公事之余，他还编撰《学实政录》四卷。“见其书者，咸曰：‘循吏之言也。’”（《清史稿·列传·循吏》）在此期间，他还撰写《澳门图说》《论澳门形势状》等文，介绍澳门基本情况，向清廷建言治澳策略。

居官粤省六年后，以忧去官回闽，民众多留恋不舍。服除，授云南昆明县。在昆明，张甄陶遇有不公，辄直忤当道，遂得罪权贵，险些蒙冤受罚。云南巡抚刘藻知其为人，遂帮其开脱，终“以驿务懈弛革职”。（《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920）不久，忌者离去，刘藻请其主讲昆明五华书院。

张甄陶前后主讲五华书院五年，“诸生习疏纵，骤难就约束，盖断断殆岁，先生力持之，久而后训焉”。（游光绎《鳌峰书院志·祠祀》）名吏尹壮图，书画家钱沣等，当时皆为其授业弟子。在书院中，他还利用教余时间，仰屋著书，“芟薙《通志堂经解》，存其精要……”作《正学堂经解》一部，寸积铢累，历十年始成。（刘体信《苌楚斋四笔》）

张甄陶沉耽学术，倾力教学，得到众人肯定。

张甄陶主讲贵山书院十一年，课士有法，训导有方，教学成果显著。后经清廷议叙，诏加其国子监司业品衔。鉴于张甄陶传播儒学及对地方文教事业所作贡献，后人将其与黔人艾茂、贵州著名理学家陈法等尊称为“贵山三先生”，还在贵山书院中设祠奉祀，以缅怀纪念。张甄陶致力书院教育，“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张羽琼《贵州书院史·清代贵州书院教育教学特点》）“滇黔之人，于其身后数十年追述遗爱，犹叹息有泣下者”。（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

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甄陶以病归闽。“适梅崖先生以病去讲席，延先生代之”。（刘体信《苌楚斋四笔》）他主讲鳌峰历时三年，“说经铿铿”，使书院教学百丈竿头更进一尺。教学著述之余，还在乡中倡举里党善事。

张甄陶是将“汉学”学术引入闽中的第一人。《福建通志·儒林传》记载：“乾隆庚子（1780）以后，闽士知讲汉、唐注疏之学。虽由大兴学士朱筠、太傅珪昆弟，相继视学，提倡风尚，然其端乃发于甄陶。”在教学上，他以经义为本，尊崇朱熹学说而旁通百家，且又能吸收“汉学”的治学方式，可谓兼容并包。

张甄陶觉察到“务时艺者患在空疏，务考订者患诋八比为不足”的两相偏颇现象，见生徒“名为尊朱，反使朱学郁而不畅，晦而不明”。于是结合清廷抡才制度，作《四书翼注论文》，意图使习举业者，能够拓展见闻，增进才识。书中“用前贤韩文懿公之成说，别创义例、博徵群集，绳削以古文章法，使人一览了然于心”，且“凡草创、讨论、修饰、润色之奥，悉檃栝其内，待读者寻绎而自得之”。于此可见其循循善诱之心。书籍编纂告罄后，首于贵州付刊，后甄陶又自刻于家乡，以嘉惠闽中士子。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张甄陶因病弃世，享年六十八岁。殁后，木主入鳌峰书院名师祠，道光六年（1826），大吏奏请奉祀于乡贤祠。其长子张经邦请铭于孟超然，铭称：“公德在粤，粤人所怀。去粤而滇，中心徘徊。于滇于黔，乐育英才。首邱是念，头白归来。归来铸人，鳌峰之麓。仪封漳浦，寒泉秋菊。著书满家，人景芳躅。”（孟超然《张甄陶墓志铭》）颇可总结张之一生。

他热心教育，一生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在教育与文化上多有可书处。大儒孟超然对其人的评价，可谓笃论：“先生学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体达用为归，以济人利物为效。淹洽若王深宁（王应麟），而切于世务；慷慨似陈同甫（陈亮），而根极理要。虽不究其用，而卓然必传于后。”（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

张甄陶少年勤学，中进士后“敭历外任，未尝一日辍书。”其后耕耘砚田，寒暑不辍，身后留有《正学堂经解》（160卷）等400余卷著述。

孟超然（1731—1797），字朝举，号瓶庵，又号金粟台山人、念初斋学者，闽县（今福州）人。祖父孟传德，“唯好读书，藏书数千卷”（孟超然《瓶庵居士文钞》卷2）；父孟宸簧，“以贫罢试”，而课子特严，“或劝公行贾治生者，公曰：‘吾恐儿废学也。’”（朱仕琇《孟宸簧墓志铭》）孟家贫寒，而家人却禁止超然参预家事，希望他能一心读书。其祖母临终前，曾对孟超然说：“汝读书，三世一衿……汝读书能酬祖父志，吾死而亦佑汝。”（孟超然《瓶庵居士文钞》卷2）超然篝灯苦读，“每三鼓始休”，不敢辜负长辈期望。他曾作诗陈述心志曰：“我家本儒素，黾勉继遗躅。读书不成名，俯仰愧亲属。”

乾隆十三年（1748），孟超然读书鳌峰书院，在此期间受教于洪世泽、傅王露、鲁曾煜、林枝春诸名儒，得名师指授，学业大进。乾隆十八年（1753），因其品学兼优，被保送入京，选入太学。同时，参加乡试，中副举。福建巡抚陈宏谋惜才，曾语学使冯钤，欲连名推荐其担任官职。冯钤曰：“孟生才必达，苟应例就职，不过一县令耳。”（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37）此事乃暂搁。

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再次参加乡试，获中解元。同年冬，入京应试，第二年高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兵部武选主事，后调吏部文选司，累迁考功司郎中。超然在任上忠于职事，吏部考核时，列为一等。乾隆三十年（1765），主广西乡试，乾隆三十三年（1768），分校京闱。后升任四川学政，任内“廉正不苟，遇士有礼”，于是“皓首沉沦之士，咸出就试”。为整顿士风，他特意标榜蜀中名儒魏了翁学行，作为士子模范。于是学界弊绝风清，戾气一扫而空。在蜀地，他还作《厚俗论》以正风俗。乾隆三十七年（1772），超然任满还京，蜀人感戴恩德，为之立碑纪念。时清廷有意重用，孟超然却无意仕途，以亲老假归，时年四十二岁。

孟超然书法立轴

孟超然辞官归里，侍奉双亲，克尽孝道，平日深居简出，以读书为乐。尽管燕居在家，但律身甚严，不敢稍有疏忽，曾曰：“杜门却帚，至闲无事矣，栽花倚竹，酌酒烹茶，可谓享清福矣。悠悠忽忽，如此度日可乎？须以圣贤之言点正此心，而时时省察于应事接物之际，否则杜门直是废人也。”（孟超然《焚香录》）在乡中，他参加由朱珪等倡联的“读书社”。

超然对圣贤言语能够身体力行，名望素重于乡。福建巡抚徐嗣曾仰重超然，请其主讲鳌峰书院。孟超然课士，以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教。主张“学以克己寡过为修身立命之门”。他教人读书，非专章句，而注重完善人格与德性实践，追求儒家“内圣”功夫。尝曰：“变化气质，当学吕成公（吕祖谦）；刻意自责，当学吴聘君（吴与弼）。”

在书院管理上废除以往繁琐规约，要求“解弃一切束缚，励以诚”。他以身作则，躬行古圣先贤立身法则，更以“语言奖励”，于是诸生心服，皆能守身自律，“士乐攻苦，共惜分阴”。当初主书院时，“门生有以非分干者”，超然自抚其心曰：“‘日来或有不肖处，被诸君窥见乎？不然斯言何以至吾耳也。’门生惊惧，谢过乃止。”（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当时，徐嗣曾为书院创设“都讲”，选高材生任之，以此增加生徒日用补贴。于是，书院生徒人数激增，数倍畴昔，乃至学舍拥挤，“四三人共一室”。居住条件虽欠佳，然“人人自奋于学”。在孟超然教导下，书院“人材辈辈偕作，媲青圃（林枝春）先生时。”有人比较林、孟二人的教学风格，曰：“青圃造士严，而先生以宽待之，尤为神也。”（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卷2）

乾隆五十九年（1794），孟超然因晚年丧子，疾病加剧，遂请辞书院掌教一职。他主讲鳌峰前后八年，成就人才甚众。当时按察使王庆长也曾登门听讲，执弟子之礼，陈寿祺、梁章钜、林则徐等，皆从游门下。书院在孟超然的主持下，又迎来发展高峰。陈寿祺在《孟氏八录跋》中言：“蔡文勤（蔡世远）倡正学于鳌峰，学士靡然向风……先生（孟超然）乃诚比肩文勤诸贤，无愧色也。”孟超然早年读书鳌峰书院，故对书院感情极深。书院中一草一木，都令他留连徘徊。

孟超然读书认真，平日勤作札记，其“藏书丹铅殆遍，笔其所见所疑，纸尾眉间，蝇头间错，多发前人所未发，有补于世教。所批《明儒学案》，识者谓其于正学、杂学之辨，剖析秋毫，尤有功于斯道”。（陈庚焕《惕园初稿·孟瓶庵先生遗事》）其读书如此，为人亦“一介不苟，而好行其德”。居家期间，“日共弟子谈经校艺”。为人廉正，非公事名刺未尝入州、县衙门，颇有古贤遗风。因其清正，家资不饶，宦归时，橐无余物，弟子冯缙评曰：“人以为此古君子之所难洎。”（孟超然《亦园亭全集·冯缙跋》）虽家境屡空，但对亲戚、族人贫穷无告者，多能慷慨解囊；身无余钱还“质贷以应”，容无倦色，周给不辍。

孟超然于礼节极为讲究。当时徐嗣曾为聘其主讲鳌峰书院，曾“三顾茅庐”，超然皆委婉推辞。最后，徐在文庙行香礼拜，“偕司道诸公徒步及门，始得一见”。终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答应出任鳌峰书院讲席。

孟超然是一位重要诗人，其诗现存五六百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诗风“缠绵芊丽，绰有中唐风味”。（沈大成《瓶庵居士诗钞序》）林昌彝也在《射鹰楼诗话》中，评其诗曰：“冲和恬淡，不失温柔敦厚之旨。”他不仅能诗善文，还兼善书法，“少时颇思学隶”（孟超然《曹全碑题后》），后对金石碑版颇为留意，曾摹拓福州乌山上李阳冰摩崖篆刻，并留有诗作。他常为人提笔作字，故书迹广为流传。

嘉庆二年（1797），孟超然病卒，享年67岁。卒后，入祀鳌峰书院名师祠。其弟子郑大谟闻耗，作《哭孟瓶庵业师》诗，有句曰：“有客自南来，动问孟夫子。客容悽以怆，曰闻去年死。望风尽一哭，心丧何能已。”（郑大谟《青墅诗钞》卷1）陈寿祺感念师德，亦作有《追哭孟瓶庵夫子二首》，其一曰：四十归田有二亲，廿年卧病茂陵贫。由来落木悲秋士，不为香兰怨美人。五柳门邀花外月，九仙峰入座中春。深山亦有间猿鹄，叹息云封蕙帐尘。（陈寿祺《绛跗草堂诗集》卷2）

孟超然著述甚丰，文章多能“合时而作”“著述不轻示人”，逝世20年后，其手稿才由冯缙、陈寿祺等人刊刻为《亦园亭全集》（陈丽《孟超然研究·著述论述》）此外还有《七经掌诀》《学古退斋印存》等。

郑光策（1755—1804），初名天策，字宪光、琼河、苏年。闽县（今福州）人。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举人，名列第二，次年成进士。历主福清书院、龙岩书院、鳌峰书院，为人敦品行，粹于学。一生肆力于学问，尤喜经世致用之书，自《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外，其余如陆贽、李纲、真德秀、王阳明、吕坤、冯梦龙、顾炎武、魏禧、陆世仪等人的著作，靡不涉览贯穿。吏部“选期”将近时，光策颇不愿出，表示：“如敦迫不已，宁就教职。”（《西霞文钞·与家咸山（振图）书》）

嘉庆二年（1797）九月，郑光策受福建巡抚汪志伊礼聘，主鳌峰书院讲席。他主张改变“所用者非所习，所习者非所用”的积习，将“经邦济世”之学，视为教育的根本宗旨与治学方向。当时士人多有空谈性理、不问世事者，“气习污下，奔竞卑鄙”，鳌峰书院学生也多有迎风趋附者。郑光策十分不满，认为：“观古之有志于用世者，其成大功、建大名，不独学问过人，其艰忍强毅之气，亦必十倍于庸众。”（《西霞文钞》）故其“诲人宗旨以立志为主”，认为“志定而后教有所施”，希望生徒能够树立起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

在书院中，他致力经史，以求明礼达用，认为：“国家建立书院，所以辅学校而成教化。学校为考课之地，而书院则为朝夕讲肄，豫储其学之所。”（《西霞文钞·募修越山书院序》）他“勤于训迪，严而有法”，于是“多士亦知励行读书”（《西霞文钞·汪志伊序》），故士习丕变，人才奋兴。汪志伊与后抚李殿图，皆一致肯定其教学成就，认为“不减蔡文勤风矩”。

郑光策掌教鳌峰，从游者甚众，他对学生课业，从不含糊。“校阅课卷，必详必慎，几有日不暇给之形。”（梁章钜《浪迹续谈》）他一生培育人才颇多，这其中就包括一代伟人林则徐和著名学者梁章钜。

郑光策平生喜读经史之书，而不欲急于著述，尝谓：“古圣贤之学，大抵先求诸身。既修诸身，即推以济于世，随其大小浅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万不得已，始独善其身，思有所传于后。故孔、孟著书，皆属晚年道不行后事。”（梁章钜《归田琐记》）故虽然穷年矻矻，而生前终无著作行世，仅存诗稿、古文十余帙，自题“西霞丛稿”。后梁章钜遵循恩师遗嘱，将其生前遗稿编为《西霞文钞》上下二卷，另有《诗钞》《俪体文钞》未及刊刻。

游光绎（1758—1872），字彤卣，号磳田。先世由长乐感恩（今属长乐区古槐镇）迁霞浦。父游晟，岁贡生；兄光缵，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任兴化、台湾府学教授。光绎少与其兄“切劘为学”，相互砥砺发愤。自少年笃志力学，老犹不倦，曾以“炳烛”名斋。嘉庆年间，因“言事不当”而遭降职处分，回闽后，致力教育事业，长年坚守如一，与当时士习迥异。其不贪恋官位利禄之性情难能可贵，为后学者树一榜样。谢章铤有赞言曰：“此则志士思有为，与汩没世味而冀望富贵者不同也。”（谢章铤《炳烛斋诗集钞本记》）

乾隆四十八年（1783），游光绎中乡试亚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登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职，在馆教习庶吉士。在馆阁中，他以“文学华瞻”名闻京城。嘉庆三年（1798），任顺天乡试分校；翌年，擢陕西道监察御史。“时值仁宗亲政，励精图治。光绎既居言路，思建言以尽职。”（民国《霞浦县志·宦哲》）相关史料曾记载其奏章数则，从中可见其行政理念。其论用人有：“治世之道，莫要于用人，用人之方在崇久任，守令固宜久任，即督抚藩臬亦然。”“请各省大员，非必不可已者无辄更调，有迁擢即在原省，庶可收驾轻就熟之效。”论吏治有曰：“各督抚先使不肖之吏屏斥务尽，庶吏治肃清，民生有赖。”清廷嘉其耿直，所奏多得上方采纳，“或见谕旨，或著为令。”（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37）游光绎身居“言路”，任内敢于直陈当下事，且弹究惩奸，绝不宽贷，所举皆令百姓称快。终因奏议引起权贵不满，清廷遂以“言事不当”（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卷5）为由，于嘉庆八年（1803）将其处分，降职为七品京官候补。光绎并未等候就职，便毅然离京。去官之日，他作诗自嘲曰：“中朝人物强裁量，白简宁云笔有霜。从此头衔全换却，祗应风月恣评章。”还作有“留别”诗二首，唱和者遍布京门。梁章钜见光绎诗，也步韵曰：“侍御瑚琏器，直声动朝端。铮铮归田语，依然寸心丹。”（梁章钜《退庵诗存》）

游光绎离京回福州后，受闽浙总督玉德之聘，主福州鳌峰书院讲席。游光绎的教学管理风格与前任掌教郑光策有所不同，郑以“严肃为教，光绎独解弃束缚，饮人以和”。

游光绎主讲鳌峰书院，培养众多人才，“及门诸子，多以笔业见长”。林则徐在鳌峰书院学习，受游光绎的教导虽然为时不长，但游的人格及清廉作风，对他日后从政为官产生了影响。作为乡前辈，游光绎相当器重林则徐。嘉庆十七年（1812）十月，林则徐携眷北上，游光绎特作送行诗，表达情意，并寄予厚望。其一曰：“誉重三才子，家传五尚书。为官方少俊，惜别漫踟蹰。骥跃天衢上，梅开驿路初。长途乏诗思，唱和得同车。”（民国《霞浦县志·艺文·送林少穆庶常入都》）

在鳌峰书院，游光绎把教育当作毕生志业，对自己的教学成果也颇感自豪，曾有答友人诗云：“潦倒乾坤一腐儒，悠悠勋业只生徒，四围榕荫疑冰署，万柄荷花是鉴湖。老愧文章成寡味，闲凭博塞作欢娱。门前也自饶桃李，耸壑昂霄定有无。”（转录自《霞浦廉政人物之游光绎》）他主讲鳌峰书院前后二十年，嘉庆十年（1805），受闽督、抚两府请托，总纂《鳌峰书院志》，是书“集中留下了该书院的珍贵资料，对于研究学术史、教育史和地方史，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许维勤点校《鳌峰书院志·后记》）

游光绎平易近人，同时也是非分明，自守崭然。侍父母及继母“备极色养”；事兄能“亲视汤药”。且平生俭素，在鳌峰书院常岁入千金，而所得修脯不置田宅，除生活自给以外，尽以周济族亲。主讲鳌峰书院时，非公事未尝请谒于当道，数接大小官吏，言不及私，故“自大僚以至州府，无不敬惮”。有乘间图私利者，他闻则脸色即变，绝不苟且。在陕西，他谨慎审理案件，对作恶者不轻饶恕。“时有一拐卖人口积案，案犯长期逍遥法外，他深入私访捕获，予以正法”。（霞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霞浦县志·人物传》）

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福州各界人士公祭李纲墓，游光绎名望甚高，被推选为主祭官。（来新夏《林则徐年谱长编》第54页）道光二年（1822），他与福建巡抚叶世倬不合，遂辞去鳌峰书院教职，因身无余积，无宅可归，租赁于邱氏祠中，门人弟子筹集资金，添置简单陈设以供平日教馆，以赡朝夕。道光七年（1827），游光绎因病辞世，享年七十岁，葬福州西湖之侧，木主奉祀于鳌峰书院名师祠。

游光绎能诗，并“工行楷书”，（李放《皇清书史》卷20）书风瘦劲，自成一家。刘墉等对其书艺也颇为肯定。从梁章钜《吉安室书录》（卷14）中，可知其人学书历程和书风：“初学赵吴兴，后参以欧阳信本，遂骨胜于肉，自成一格。如孤鹤翔空，又如游鱼戏沼。”其诗“磊落有奇气”（谢章铤语）。嘉庆间，他曾参加梁章钜“藤花吟社”，与“里中诸名流觞咏其中”。其生平“论诗颇严”，也不轻易下笔，身后有《炳烛斋诗集》等传世。

陈寿祺画像

陈寿祺（1771—1834），闽县（今福州）人，字介祥、又字恭甫、苇仁，号梅修、晚号“隐屏山人”。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曾主讲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20余年。他是清代著名儒学家，其治经学博通汉宋，造诣极其深厚。初从孟超然学习，受宋儒学说影响颇深，后师事阮元，又接触钱大昕、段玉裁等朴学大儒，形成汉宋兼重的治学风格。一生致力文化与教育，历主杭州敷文书院、诂经精舍（任教习），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讲席，教导学生“以崇廉耻、践礼法、研经术”（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为尚，影响清代学坛。林则徐品评其人曰：“近代诸学者，俯视如鱼噞。南抗朱（彝尊）与顾（炎武），北陵太原阎（若璩）。”

道光二年（1822）秋，其母病逝。服满，巡抚叶世倬聘主鳌峰书院讲席。陈寿祺主讲鳌峰，有心以书院为阵地，将新兴之汉学与程朱理学传统结合，在闽省培植汉宋并重的治学风尚，使学术蔚兴。他借鉴前人经验，着手书院改革。主张“先察学行而后考文艺”，加强对生徒的品行甄别，并制定相应方法。他拟定鳌峰书院事宜十五条，对生员甄别方法、肄业生名额、书院课程及考场秩序、监院人选等方面，分别作出明确规定。

陈寿祺重视生徒的人格修养与事功绩业，也重视他们的经史学业，希望学生成为“处可立言以传世，出可敷政而佐时”的通经致用之才。指出“至圣诱人，首先博文；儒者穷经，将以致用”。为培养实学人才，敦促学生学习经史课程，分发“课程簿”，让他们自记所学课程，“每逢十日汇呈讲堂，酌名面加考验”。还把古学、经解、史论、杂体诗赋列为规定的师课内容。因其学养深厚，故教导学生具体细致。门生林昌彝回忆说：“先师讲学，必详经说，深于传注训诂。时稽诸生所习业，为之厘正句读、辨订伪误、详纠音韵、分别训义。诸生执经问难，无不为之考核是非，折衷群说，缕析条分，明辨以晰。”（林昌彝《恭请陈恭甫师入祀鳌峰书院名师祠》）陈寿祺栽培的门下弟子如孙经世、梁彣、杜彦士、柯蘅、丁汝恭、陈庆镛、林昌彝、王捷南、张冕等，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他乐于扶植士类，提携后辈，“每见诸生实力切劘者，无不为之延誉于当途。”（《民国《福建通志·儒林传》）

他在道光五年制定《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内容包括“正心术、慎交游、广学问、稽习业、择经籍、严课规、肃威仪、严出入”等，言语真挚，为生徒安排读书计划，指示治学门径，规范日常行仪。这则《规约》颁布后，被视为治学、修身指南，在福建辗转传抄。

他撰文训示诸生，说道：“士学古立身，必先重廉耻而敦礼让。廉耻重而后有气节，礼让敦而后有法度，文艺科名抑其末也。”（《示鳌峰书院诸生》）起初，不学之徒畏其束缚，故“怨谤纷起，上下之间多窒阂”（陈寿祺《上仪征公阮夫子书》），而后生徒三复斯言，遂渐而安之，日久则心悦诚服。改变了因一味课习举业而荒废经史之学的现象，也在闽省树立起崇尚实学的风气。

陈寿祺掌教鳌峰书院，前后历11年。在此期间，公卿将其密荐于朝廷，皇帝也尝托人问候，欲提拔任用，寿祺却不易初志。他“生平不饮、不弈，樗蒲不入坐，惟手不释卷。”（《福建通志·儒林传》）一生嗜书如命，前后聚书约八万卷，曾作诗道：“不读《楞严》礼玉晨，缥缃充栋可安身。买来万本皆清俸，不许儿孙更借人。”他著作等身，“其解经，得两汉大义。每举一事，必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郑、许，靡不通彻”（佚名《清代学人列传》）。身后留有《五经异义疏证》《尚书大传定本》《洪范五行传辑本》《左海文集》《绛跗堂诗集》等著作。

陈寿祺辑《洪范五行传》

林春溥（1775—1861），字立源，号鉴塘、讷溪，闽县（今福州）人，清代经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致力经、史研究，倾注所有心血。在继承圣贤大义的基础上，主张治学讲求证据，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他先后主讲厦门玉屏、浦城南浦、江西鹅湖、福州鳌峰等书院，历时30余年，成就无数后进，也为福建书院的发展及闽省学风的转变，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林春溥的著述贯串百家，尤精于古史，常能钩沉稽古，厘正遗文，补前修未逮，治学态度极其严谨。(www.xing528.com)

道光六年（1826），大府推荐他主讲晋江梅石书院（原为明代一峰书院），得知春溥久未赴馆，又延请其主南浦书院。该院始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其址原为宋儒真德秀读书处，往来主讲多名师，如梁章钜、朱秉鉴等，当时颇负盛名。林春溥以亲老不便远游而委婉推辞，终其父去世前，都未曾别离膝下。他虽未能亲临书院教授，而书院课卷皆寄至福州，春溥为之评点校阅，如是者数年。道光十年（1830），林兆泰年老辞世，迨其服阕，遂往浦城，教授南浦书院，同时兼主江西鹅湖书院。

林春溥画像

道光十四年（1834），林春溥应福建巡抚魏元烺之聘，主讲鳌峰书院。林春溥学问与人品素为乡人所敬慕，故主讲期间，受业者甚众，每逢乡试之年，外郡学生纷纷前来，书院学舍因之几不能容。林春溥在鳌峰书院的教学风格与育人方法，其子后来总结说：“府君循循善诱，易严以宽，规步绳趋，功归实践。教为文则根柢经术，模范先正，必于题中神理吻合无间，方不失代圣立言之意。所拔以清真雅正为宗，一时文风为之丕变。其间，瑰奇特达之英、笃学娉修之士，尤加意奖借，以励其成。”（林懋勋、林懋烈《翰林院编修显考鉴塘府君行状》）

林春溥治学“以守约为宗，以实事求是为务；教人在敦本立品，衡文具藻鉴。”（清·佚名《清代学人列传》）教学上，“惟以穷经心得为为学之根柢，论文不拘一律，要以阐发义理、矩矱先正为宗”。书院每月课卷繁重，学生课文有时多达数百卷，他都一一校阅批改，不敢稍有马虎，所得佳篇随时保存，嗣后将之结集付刊（前后三集，共得文380多篇），以为后学程式。他不以“八股”为小道，从内容、格式上分析这一文体，说“其义则代圣贤立言，而又束之以法度，拘之以神气，使泛滥者无所逞其浮华，粗疏者无所施其驰骋，则谓制艺为文辞之精也可”。（林春溥《竹柏山房文集·鳌峰课选序》）他教导学生读书，除讲解微言大义外，更侧重于史实，曾说：“读《论语》者，不可不知《春秋》；读《孟子》者，不可不知《战国》。”（林春溥《孟子时事年表序》）教读《论语》一书时，觉其经义博大而史事不足，故采《史记》《孔子家语》《春秋三传》及各种笔记杂说等，纂辑《孔门师弟年表》，让后学者对相关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以便查考圣迹，做到“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让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更加透彻。每月十六日，除了师课时艺外，他还兼课经史文章及古文辞，以提倡“实学”。

林春溥善于把研究成果运用于平日教学上，他收集“经史、诗文常见常用之字，学者日习不察者略为编辑，置诸家塾，俾得时时触目”。（林春溥《宜略识字序》）后来又参考浦城友人黄生的音韵学著作，从中“撮其大略，举其习见，续附《宜略识字》后，使学者便于览记”。

他对于古籍的阐释，不迷信前代疏注，认为“后儒随其识力所至，独辟见解，考订名物，每有突过前人者”。（林春溥《四书拾遗序》）这种文化进步史观，难能可贵。他秉承严谨的治史态度，“诲诸生本经史，一字之讹必求根据”。（郭柏苍《乌石山志》）

林春溥还利用教学余暇，校勘史籍，奋力写作。长洲彭蕴章督学闽中，一见倾心，即以诗文集相赠，并索序于林春溥；林春溥亦出所著之书相赠，二人互相切劘，成道谊之交。回京以后，彭蕴章时遣书问讯，还赠一联曰：“宋学兼能通汉学；经师并可作人师。”赞扬他的学问和人格。

林春溥《宜略识字》书影

林春溥前后掌教鳌峰书院19年，培养人才数以百计，一时人文蔚起。受业者中，或以精通政事著称，或以擅长文学闻名。林春溥对自己的教学成果也颇感满意，曾自题一联曰：“已栽桃李成新荫；且拥图书卧白云。”

咸丰二年（1852）冬，林春溥因年迈疲乏、体力不支辞去讲席，而书院诸生犹呈请大府，诚意挽留，他终因精力不济而坚辞。他一生敦品力学，著书垂教，笔无停辍，著有《竹柏山房十五种》等。

郭柏荫（1807—1884），侯官县（今福州市）人，字远堂，号古伤心人、石泉。中进士后历任监察御史、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湖广总督。他善读四书五经，并能依据圣贤经义立身处世。居官廉洁自律，曾自示曰：“读圣贤的书，休背圣贤的教训；做朝廷的官，休乱朝廷的法度。”（卢美松、林怡《福建官箴·为官矩范》）任上赈灾修堤、办理团练、镇压天地会等，为官政绩，遐迩周知，堪称晚清名臣。郭柏荫对教育极为重视，一生历主清源、玉屏、紫阳、鳌峰等书院。讲堂上，他孜孜不倦地讲经论学、传道解惑，“造士不拘一格，而以明体达用为归”（陈遵统《福建编年史·第四编》），教育后进，多所成就。

道光十七年（1837），郭柏荫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翌年，转山西道。道光十九年，巡视西城，转京畿道，升刑部给事中。道光二十三年（1843）回乡后，历主清源、玉屏、紫阳、鳌峰等书院，人多向学。主讲鳌峰书院时，曾为《鳌峰课艺初编》一书作序，评点书中所录文章，教导学生作文应与“圣贤立言宗旨无所抵牾”，并进一步阐明文章的体裁修辞问题，说：“若夫词采有秾纤，篇幅有修短，此则各凭其才分之所至，不能强不同而使之同也。”（郭柏荫《鳌峰课艺初编序》）

郭柏荫课士，极重读书，说：“读书一事，乃进德修业人下手做工夫处，学者不从此处着力，任汝绝等聪明，总无进步。”（郭柏荫《嘐嘐言》卷4）他教人读古代经典，不仅着眼于欣赏辞章，或文字训诂，尤应侧重于对事理的体认及对自身人格的提升。在鳌峰书院中，他秉烛余明，利用闲暇时间端楷抄书，恭写儒家“十三经”。据近人何刚德《客座偶谈》记载，他常“半夜即起钞书，点一枝蜡烛，见跋及旦，日以为常”。其惜时勤勉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书院学子。

他将离开鳌峰书院时，曾作《鉴亭话别，词示及门诸子》组诗，抒发难舍之情与对学子的寄望。其一曰：“鉴亭杯酒此盘桓，握手临歧感百端。情重岂专文字契，交深倍觉别离难。坐花长忆香三日，种竹欣成玉万竿。等是鳌山垂钓客，扶桑振策晓天宽。”（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136）

光绪二年（1876），郭柏荫再主鳌峰书院讲席，前后两次掌教，历时17年，为闽省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道咸以降，社会变革纷繁，“崇经训古”的学术型书院教育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与抨击，郭柏荫也看到其中弊端。他教导诸生读书要以敦品励节为重。在主讲泉州清源书院时，曾对学生说：“夫业精于勤，荒于嬉，虽雕虫末技，尚有然矣。况吾党之修身进德，更有大于此者乎。”（郭柏荫《天开图画楼文稿·书清源日课诗存后》）在教学上，他善于寓理于景，以生动的形象说明道理，所作《清源东斋新种梧桐树，歌示庄生焕文》诗有句曰：“楩枬杞梓独非材，往往自弃沦蒿莱。桃李须臾变荆枳，春风春雨徒滋培。尔桐尔桐秀且好，拱把受知良独早。岁晚天寒慎自保，布叶分条勿草草。”诗中勉励进学者要以学为重，严格要求自己，虽遇逆境，也应迎难而上，不要自暴自弃。

郭柏荫一生笔耕不辍，“自入官以及投老，未敢一日舍墁而嬉”。（郭柏荫《续嘐嘐言·自序》）著有《天开图画楼文稿》《石泉集》《嘐嘐言》《续嘐嘐言》《天开图画楼试帖》《变雅断章衍义》《击钵吟存稿》《西湖冶春词》等。

梁鸣谦（1826-1877年），字礼堂，闽县（今福州）人，世居仓山梁厝。少年从学于族叔梁少皋，年十九考中秀才；道光二十六年（1846），中举于乡；咸丰九年（1859），赴春闱，成进士。旋入礼部实习政事，仕虽屡踬，然“无颓唐气、肮脏气”。后授吏部考功司主事，派军机处稽勋司行走。因母老，回闽迎养奉侍。梁鸣谦在乡中开馆授徒，就其问业者，“皆腾达而去”。因其能诗会文，故而声名鹊起，其族叔少皋谈及，辄有青胜于蓝之叹。

梁鸣谦画像

沈葆桢初识梁鸣谦于京师，结交以后，久而敬之。同治五年（1866），周寿山抚闽，沈葆桢极力推荐梁鸣谦为巡抚衙门文案，协助处理公牍文书。同年，闽浙总督左宗堂倡议创办福建船政以自造机器轮船。次年，身为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延聘梁鸣谦入福建船政衙署。“时船政开局不久，机器来自国外，皆人所未见，不知其名。其（梁鸣谦）深入各厂，请教洋匠，依据机件特性，择用汉语命名，成为近代西洋机器汉语定名的先驱，因功加三品衔。”（沈岩《船政志》第510页）同治九年（1870），其妻李夫人卒，家事无所托负，遂舍船政事务，还家授徒。

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临危授命、奉旨巡台，仓促中邀梁同行，鸣谦“毅然许之”。同年五月，梁鸣谦跟随沈葆桢由马尾港乘“安澜号”轮船渡台。抵台后，沈葆桢全面筹台，“不仅达到驱逐日寇的目的，而且巩固台湾防务，推进经济开发，取得清政权统一台湾以来，对台管治的重要业绩和巨大成功”。（卢美松《沈葆桢研究·沈葆桢的筹台方略》）这其中，与梁氏之助力，息息相关。梁鸣谦作为沈葆桢幕僚，沈的大部分奏章、公文皆由其草创。梁还时常建言献策，包括建议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台北设一府三县等重大事宜，沈对其意见，多予嘉纳。

梁鸣谦仰慕郑成功为人，“对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开发台湾十分崇拜，认为郑成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深得人心，可以激励台湾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稳定台湾的形势”。（林国清《梁鸣谦在台湾》）他得知有人提出要建造郑成功祠时，就建议沈葆桢将此事提上议程，上奏清廷，尽快落实。光绪元年（1875）正月，清廷准奏。祠成之日，梁为沈葆桢代拟楹联，联句曰：“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黄启权《三坊七巷志·人物》）

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谕令沈葆桢任两江总督，兼充南洋通商大臣，梁亦随沈至两江督署。时葆桢病甚，将其倚为股肱，大小事皆与之咨商或委其代办，即家中有童仆荡检踰闲者，亦让绳之以礼法。“子弟废学以嬉，训谕之，使感泣而后已”。（沈葆桢《夜识斋賸稿·梁礼堂观察墓志铭》）

沈葆桢器重梁鸣谦，有心栽培提携，向清廷举荐其在台事功劳绩，其职衔遂进阶为二品，诰授通奉大夫，以候补道任用。梁鸣谦虽获殊荣，在穿戴与出行上享受相应待遇，但并无具体职事。外间“或指其头衔曰：‘可以出矣！’”鸣谦生性淡泊寡欲，不想钻营以谋“实缺”，曾对人曰：“吾以此冠服，坐三椽老屋中，受童蒙拜，示之曰：‘此稽古之力也，足以豪矣！’经世非吾任也。”（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39）可见其并不以仕宦为意，而以稽古佐治为豪。“每谈时事，辄慷慨激昂。”（沈葆桢《夜识斋賸稿·梁礼堂观察墓志铭》）

光绪二年（1876）八月，梁鸣谦回闽，主讲福州鳌峰书院，曾告诉谢章铤曰：“今而后将闭门以求吾诚矣。”沈葆桢得知此事，极为赞许，致信曰：“知延主讲鳌峰，此则蔡闻之（世远）、林青圃（枝春）诸先生所欣慰者，非徒后进景仰已也。”（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复鳌峰书院梁礼堂山长》）

无奈时运不济，光绪三年（1877）五月，卒于闽山巷府第，年仅五十二岁。当时闻讣者泫然出涕。梁鸣谦一生以事功为重，衣无完采，不事修饰。沈葆桢与其“晨夕十余年，未尝见其衣履整洁”，“禬袺常不全，时或以绳续带。”（沈葆桢《夜识斋腾稿·梁礼堂观察墓志铭》）一日，他自指其衣，向众人夸耀曰：“‘此新出刀尺者也。’既而视之，两袖墨痕狼藉矣。”（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39）身后有《梁礼堂文集》《静远堂诗文集》《笔记》《词存》及《四十科条对试策》《新选历科条對试策》等。

梁鸣谦是晚清参与创办船政和治台功臣，其高尚情操与社会责任感深值得后人学习。在才学上，他除了善写书牍，还擅长诗文创作，其诗似王渔阳，文似归有光。现举二三事例，以窥其文笔才情及社会影响。

同治年间，梁鸣谦在沈葆桢衙署参加诗会，领“读骚”诗题，作绝句三首。下录两首，以赏其才学和情怀。

其一曰：“一读舟中投一叶，遗臣悲愤剧无端。美人香草今谁悟，古调翻为靡靡弹。”其二曰：“薋菉盈庭怨茝兰，一篇反复起长叹。谁知三户今余种，争上中兴大将坛。”（沈岩《船政志·艺文·船司空雅集诗选》）

谢章铤与梁鸣谦少时就已熟悉，后更以文相知，交往甚深，常促膝终日。他评价梁鸣谦曰：“礼堂固擅才华，家又贫，因多牵率，未能专精于是。”他居官虽劳甚，也未尝释卷，有所感触则笔之于书，且填词赋诗，是其终身精神寄托。咸丰年间，他曾加入聚红榭词社。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战火延烧福建，梁鸣谦痛悼时艰，作《八声甘州·闻警》词，曰：“更连天，烽火入关河，羽檄夜纷骚。想山城如斗，鱼龙怒舞，猿鹤悲号。岂少岩疆天堑，锁钥不坚牢。呜咽双溪水，逐日滔滔。才听铙歌鼓吹，拥煌煌金印，痛饮葡萄。怎兜未解鍪，风雨泣旌旄。累军人，重斟别酒，悔从前，容易脱征袍。君休矣，高冠短鬓，珍重爬搔。”（马循《“聚红榭唱和”与晚清福建词坛》）词意慷慨豪放，词笔清丽华美，透出他对清军不堪一击的痛心。同时，从诗词藻饰中也足见其文思才情。

俗言“志犹学海，业比登山”，梁氏中道殂落，业有未竟。谢章铤曰：“以礼堂之才之美，加之以精进，谁能测其所至，彼岂以此所已至者为至哉！”（《陈庆元《谢章铤集·梁礼堂文集序》）

曾光斗（1815—1898），原名建斗，字星斋，一字璧东，古田人。系清末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清廷曾为其树立“翰苑词宗’牌坊于古田县城。父曾云龙（贡生），曾于省垣福州授徒，光斗随侍读书。时与陈承裘、刘齐衔、沈葆桢等相友善，“文名噪一时”。（民国《古田县志·文苑传》）道光十九年（1839），光斗中举；咸丰二年（1852）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刑部主事。不久，假归回闽。

同治二年（1863），“戴潮春陷彰化，全台骚扰”，曾光斗作为福建陆路提督林文察幕僚，随其渡台平乱，协助其劝降“顽民”。同年岁末，叛乱平定。为使台湾长治久安，他又建言，必须普及儒学，以稳定社会等事，终得朝廷肯定，以知府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颇受时誉。

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曾光斗随林文察抵达福州，后又随其前往延平。时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漳州，林文察率兵欲与之大战。“林再请曾光斗随军助其作战。此时曾光斗年近五十，身体大不如前，难以驰马阵前，婉言谢绝，但他还是在福州与林文察一起研究战略战术。”（刘琳《曾光斗：文经武略建功台湾》）后曾光斗投身船政事业，负责办理船政文牍，出力甚多。清廷评定功绩，晋升其为道员。

光绪五年（1879）春，直隶人张梦元奉旨分巡台湾兵备道，因仰慕曾光斗品学，礼请其为台湾引心书院山长，在任“凡三寒暑，及门数百人”。曾光斗以“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崇经史、正文体、慎交游”作为引心书院学规，亲为书院学子授课，讲解经书义理，“在教学中强调，为学之意在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不在于钓声名，取利禄”。（世界曾氏宗亲《古田县凤埔村曾氏家风故事》）于书院中供祀孔子、朱子等，以礼敬先贤。

光绪七年（1881），岑毓英抚闽，下车之日即延访群贤，得知光斗其人，遂将其招聘入慕，以备顾问。毓英赏识曾光斗才干，故而十分倚重，“事无大小，无不咨之”。（民国《古田县志·文苑传》）光绪九年（1883），岑毓英升任云贵总督，请求曾光斗随行辅佐，曰：“苟相从，当畀重要。”光斗委婉推辞。

晚年，“当路稔其学行，延主讲鳌峰书院十余年”。（民国《古田县志·文苑传》）曾光斗掌教鳌峰书院，“以砥行植品训士”，（民国《福建通志·儒行传》）造就人才甚众。在福州，福建当局多就地方事务向其咨询，他皆一一分析利弊，“备陈无讳”。

曾光斗“廉介有守，博学能文”，且淡泊名利，吏部每次铨选京曹，皆不赴。在闽省置地买宅，赡养亲老。“所居池馆，林木阴翳，时闻诗声与禽声相上下。”（民国《福建通志·儒行传》）他常闭门谢客，在家与父共读诗书，切磋文章，每及精妙处，“父子如同挚友般开怀大笑”（《古田县凤埔村曾氏家风故事》），其父怡然曰：“以此娱吾老，胜禄养多矣。”他在所作《春望》诗中，表明了不慕荣利的心迹。诗曰：“不为寻春过小园，杜门偶自谢尘喧。潇潇洒洒身无累，见见闻闻道亦存。高树绿繁栖鸟乐，夕阳红丽照衣温。遥看八卦云归处，悔未携来酒一樽。”

古田溪山书院，兴建于北宋淳化二年（991），朱熹曾在此设帐讲学，并题匾曰“溪山第一”。书院“后圮于水，明邑令杨德周重建，清代亦有重修。”明代著名藏书家、文学家徐曾有《过溪山书院遗址》诗曰：“城东遗迹古，传是紫阳祠。亭废狐狸啸，堂空鸟雀悲。西风山寂寂，斜日草离离。惟有寒溪水，潺湲似旧时。”（福建省文史研究馆编《万历福州府属县志》第248页）清代，这里成为诗人雅士吟哦之所，每至盛夏，文人雅集，盛极一时。曾光斗也作有《恭步歉葊九兄同年九月游溪山书院元韵》，诗云：“胜游也策蹇驴来，雅集休夸戏马台。诗为名场难下笔，酒逢知己强添怀。隔溪红叶秋容瘦，满地黄花醉眼开。不尽登高怀古意，樵歌渔笛漫相催。”（古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古田县志·历代诗文选》）他一生涵泳儒学，仰慕朱子人格学问，曾为书院题联曰：“此地含鸢鱼乐趣；斯人绍孔孟真传。”（古田县教育志编写小组《古田县教育志·书院》）

曾光斗为古田临水宫书联

曾光斗能诗，又擅长书法，其书艺在当时颇有名气，只惜字迹流传极少。现古田县临水宫正殿石柱上，尚存其手书长联一副，书法稳健自然，颇具功力。

光绪二十三年（1897），曾光斗重宴鹿鸣，加按察使职衔，“当时‘士类荣之’，为一时稀有恩宠，故而歆动士林。”（郑安思《临水古田·翰苑词宗曾光斗》）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晚号沧趣老人、听水斋主人等，闽县螺洲镇（今属福州市仓山区）人，出身于世代簪缨之家。陈宝琛是近代著名教育家、诗人、书法家，博学通达，才识过人。中进士后，历任江西学政、南洋大臣、福建铁路会社总办、礼学馆总纂大臣、山西巡抚等职。他为人志趣远大，办事条理精详，“于经济要政、洋务、海防有关之事，皆能研究通达”（张之洞语）。光绪年间，陈宝琛居家赋闲，倾力学术与教育，倡办苍霞精舍、螺洲两等小学堂、东城小学堂、福建官立中等商业学堂、福建官立农业学堂、全闽大学堂、福建优级师范学堂（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等，并首倡福建女子教育。“倡办学务，达二十余年。福建知名之士，多出其门下”。他首开福建新式教育先河，惠泽八闽大地乃至晚清社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

陈宝琛

光绪八年（1882），陈宝琛简放江西乡试正考官。任上，他“玉尺平持”、试士严明，为朝廷严格选拔人才。后提督江西学政，主持全省教育。书院是造就学子之地，白鹿洞书院曾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名满海内，自清道光年间重兴之后，已多年未修，讲堂、院舍等皆破旧不堪。九年，陈宝琛主持南康科考，过白鹿洞书院，目击衰败而忧戚惨恻，于是筹措经费，修葺书院。陈宝琛认为，书院乃“学校中之最尊贵者”，是“经明行修之区，而非图利者也”。书院学子首要“明经传”、辨“义利”。他慎选书院山长，延请名儒谢章铤掌教白鹿洞书院，使申明为学大旨，使学生知“所以为学，所以为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参与创办苍霞精舍，并于翌年八月，与陈璧、刘学恂等创设福州东文学堂（后改组扩充为全闽师范学堂）。学堂以教授日文为主，兼习汉文。同年，秉铎鳌峰书院，出任山长，“以经史时务分课，士之髦秀者，皆乐育焉”。（陈衍《陈宝琛传》）光绪二十五年（1899），何成浩赠《广雅丛书》予鳌峰书院，又捐金购置书籍、仪器等，立算学斋，陈宝琛作诗鸣谢，有句曰：“大营精庐署广雅，建局亦揽东南良。”光绪二十六年（1900），辞去鳌峰书院山长职，出任文学堂主理总董（校长）。

陈宝琛《沧趣楼诗集》书影（民国刻本）

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1902、1903），清廷先后颁布“壬寅学制”“癸卯学制”，谕令各省兴办学校，省城书院均改为大学堂。陈宝琛“具有开放思想和顺应时代潮流的目光，热心教育改革，主张：‘世急变，非兴学育才无以相济也。’”为传统书院改革不遗余力，积极推进教育近代化。当时福州正谊书院与凤池书院合并改为全闽大学堂（福建省最早的公立学堂），陈宝琛就任学堂监督。开办后数年间，“除临时商请政府酌拨外，其余均由总教习叶在琦及监督、前内阁学士陈宝琛私人筹募”。

陈宝琛书法

光绪三十年（1904），当局将鳌峰书院改为校士馆，聘请陈宝琛为总教习。翌年，在福州成立福建闽省学会（后更名为教育总会），陈宝琛被推举为会长。他领导学会推进中小学基础教育，设立宣讲所，推广普及教育；创建教育讲习科、法政讲习科以开展职业教育等，为福建近代教育作出开拓性贡献。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陈宝琛帮助其妻王眉寿创办“福州乌石山女塾”。翌年，又在全闽师范学堂中创设女子师范传习所，由王眉寿任监督。后又开设蚕桑女学堂、福建女子职业学堂等，开创福建近代女子教育先河。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闽师范学堂增设优级师范选科，以培养中学堂师资。陈宝琛特集《论语》《礼记》句，撰联“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作为办学宗旨，还制定一套教育管理制度。他亲撰《全闽师范学堂校歌》曰：“海阔天空，闽山第一峰。黉舍玲珑，俯瞰全闽中。莘莘学子，重任在其躬。看他日教育救国，万口同归功。”对学堂寄予厚望。至宣统年间，该学堂建成为福州规模最大、机构完备、办事效率较高的新型学校。

陈宝琛雅好读书，且庋藏甚富，前后聚书十几万卷，与藏书家龚易图并称“南陈北龚”。始建于光绪年间的“陈氏五楼（赐书楼、还读楼、沧趣楼、北望楼、晞楼）”，珍藏大量书籍及金石、书画。五楼中才子们常聚会联吟，欣赏古玩、字画，议论国事。他认为“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故在晚年，曾多次将藏书捐出。1933年前后，将大半藏书赠予乌山图书馆及福建协和大学。

1935年，陈宝琛寿终北平，逊清追赠“太师”，特谥“文忠”。门生故旧闻耗往吊者不绝，各方挽联、悼诗多达千数。他一生赋诗作文，笔无停歇，留下著作颇多：纂修有《德宗本纪》《德宗实录》，编印有《澂秋馆印存》《澂秋馆吉金》《澂秋馆藏古封泥》《澂秋馆吉金图录》，著有《沧趣楼文存》《沧趣楼诗集》《听水斋词》《南游草》《陈文忠公奏议》等。

附：书院掌教名录

1.蔡璧，字君宏，号武湖，籍漳浦，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生。

2.蔡世远，字闻之，籍漳浦，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

3.郑金章，字若敏，籍闽县，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

4.靖道谟，字诚合，籍湖北汉阳，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

5.傅王露，字阆林，号玉笥，籍浙江会稽，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

6.林昂，字嘉超，号若亭，籍福清，康熙五十一（1712）年进士。

7.鲁曾煜，字启人，号秋塍，会稽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

8.范咸，字九池，号浣浦，籍浙江仁和，雍正元年（1723）进士。

9.洪世泽，字叔时，号艮堂，籍南安，乾隆二年（1737）博学鸿词。

10.游绍安，字鹤洲，号心水，籍福清，雍正元年（1723）进士。

11.陈兆仑，字星斋，号勾山，籍钱塘，雍正八年（1730）进士。

12.林枝春，字继仁，号青圃，籍闽县，乾隆二年（1737）进士。

13.孙拱极，字肃佑，号紫垣，籍连江，乾隆四年（1739）进士。

14.沈廷芳，字椒园，晚号隐拙斋学人，籍浙江仁和，乾隆元年（1736）博学鸿词。

15.严源焘，字济之，号桐峰，籍浙江嘉善，雍正二年（1724）进士。

16.杨演时，字平崖，籍广东大埔，乾隆十年（1745）进士。

17.朱仕琇，字斐瞻，号梅崖，籍邵武府建宁县，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

18.张甄陶，字希周，号惕庵，籍福清，乾隆十年（1745）进士。

19.于雯峻，字小涪，籍江苏金坛，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

20.范栻，字朴亭，籍浙江钱塘，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

21.孟超然，字朝举，号瓶庵，籍闽县，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

22.陈化龙，字剑城，籍长乐，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

23.郑光策，字宪光，一字琼河，籍闽县，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

24.游光绎，字彤卣，号磳田，籍霞浦，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

25.陈寿祺，字恭甫，一字苇仁，籍闽县，嘉庆四年（1799）进士。

26.林春溥，字立源，号鉴塘，籍闽县，嘉庆七年（1802）进士。

27.郭柏荫，字远堂，号古伤心人、石泉，籍侯官，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

28.林士傅，字可舟，籍侯官，道光三年（1823）进士。

29.邱景湘，字镜泉，籍长乐，道光十三年（1833）进士。

30.梁鸣谦，字礼堂，籍闽县，咸丰九年（1859）进士。

31.曾光斗，字星斋，一字璧东，籍古田，咸丰二年（1852）进士。

32.陈宝琛，字伯潜，号弢庵，籍闽县，同治七年（1868）进士。

33.张元奇，字君常，又字珍午，号薑斋，籍侯官，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

34.郑锡光，字友其，号澹庵，籍闽县，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

注：以上名单参考《鳌峰书院志》《福建编年史》等书；另据地方志及文人笔记记载，列为书院山长或主持的还有数人。

1.郑亦邹，字居仲，籍海澄，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

2.詹明章，字峩士，号履园，籍海澄。

3.丁莲，字青若，籍晋江，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

4.孙芷，字芳洲，籍龙溪，康熙五十年（1711）选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