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鳌峰史话：对台湾书院的影响和书籍赠送

鳌峰书院的创办，大大转变了福建地方的社会风气，对台湾地区的文教，也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台湾书院的建设树立榜样。

清初统一台湾之后的200年间，台湾先后设立书院60所，其主要书院与福建书院都有一定关系。清代台湾教育文化设施建设刚刚起步，书院的办学模式，很多是从福建照搬，尤其是仿效鳌峰书院制度，如海东书院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由台厦分巡道梁文煌创建于台湾府治（今台南县），系按鳌峰书院规制设立。“雍正、乾隆年间，福州薛士中曾两次出任台湾府儒学教授，在海东书院讲学6年，并亲定院规，该书院遂成全台最高学府。乾隆三年（1738），莆田进士俞荔主讲于书院。五年，刘良璧由台湾知府升任台湾道员，见海东书院破损不堪，即会同巡台御史杨二西带头捐俸，重修海东书院，并手定学规五条，强调‘兴贤育才’，后为台湾许多书院所奉行。道光二十八年（1848），台湾兵备道徐宗斡等进行教学改革，要求诸生勤学，并将诸生习作辑为《校士录》两卷”。同治间，吴大廷由福建盐法道赴任台湾道，聘请台湾名士施琼芳主讲海东书院。

台湾书院从鳌峰书院“取则”，是一种全面的效法，包括对其学术学派的推崇。鳌峰书院以朱子理学为圭臬，台湾书院同样如此，教学内容以朱子学为主，书院均不崇祀朱熹神位。鳌峰书院在弘扬理学方面的经世致用取向，影响到台湾学界的学风。海东书院在学规中要求学生“明大义，端学则，务实学，正文体，慎交游”。道光年间道员徐宗斡整顿台湾学规，他经常亲自到各书院，要求学生剖析难题，“训之以保身立志之方，勉之以读书作文之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学风，显然与鳌峰书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是闽台最深刻的学缘。

有关资料显示，从1684年到1885年建立台湾省前，台湾府总共任命教授50人，清一色是福建人；1727年到1845年，历任训导35人，也全是福建人。这些都是有官方身份的人，至于普通以教职为生或入台讲学的福建文人，更难以统计。这些人中，来自福建最高学府鳌峰书院的定不在少数。有些鳌峰书院的高材生，甚至对台湾的全面开发做出了贡献，蓝鼎元提出开发台湾的真知灼见，就是突出一例。(www.xing528.com)

康熙五十四年（1715），台湾诸罗县学重修竣工，台厦道陈瑸请鳌峰书院山长蔡世远撰写碑文以为纪念。台湾也有科第中人到鳌峰书院任教或监理书院。如嘉义人陈震曜，主持过台湾凤山“凤仪书院”，在监理鳌峰书院时，募资修复并扩建省城贡院，并助修通志，访刻先贤遗书。台湾人黄本渊曾任福州府学教谕，后监理鳌峰书院，在教学上也很有建树。福建官员赴台湾巡视时，常携带书籍送给台湾书院。道光三年（1823），孙尔准调福建巡抚，五年，擢闽浙总督。赴台湾巡视时，从福州鳌峰书院调拨一批理学典籍赠给仰山书院，总数约45种166部之多。其书目俱存于《噶玛兰厅志》，为目前仅存的清代台湾书院藏书目录。这些典籍丰富了台湾书院的藏书，扩大了闽学的影响，推动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建省城四大书院之首，堪称“东南第一学府”，一向为台湾官宦士绅所推崇，不少台湾士子报考就读于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志》有载，书院建立后，“十郡士膝踠足而至”，这里所称“十郡”，是指福建原有的九个府加上台湾府。就读于鳌峰书院的台湾籍学生，其姓名在书院修编的《鳌峰书院志》中均有记录。台湾淡水厅人李藩岳曾就读于鳌峰书院山长郭柏荫门下，其间还向福州的一些大书院（如凤池书院）山长请教，1875年考取光绪乙亥科举人。还有许多没有取得功名的鳌峰学生，把福建的理学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带回台湾，并广泛持久地传播开来，对推动台湾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