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鳌峰书院的发展及其深远影响

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一，也是当时全省最高学府。康熙四十六年（1707），福建巡抚张伯行在今福州于山麓鳌峰坊创办鳌峰书院。

除张伯行外，后来的福建地方政要，如陈瑸、赵国麟、潘思榘、陈宏谋、汪志伊、朱珪等，也都对鳌峰书院相当重视并给予扶持。康熙五十一年（1712），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亲至鳌峰书院励学，并为书院制定《学约》八条：立志、立品、尊经、守约、虚心、乐群、敬业、课文，这则《学约》曾被刊刻在书院正堂；康熙五十五年（1716），福建巡抚陈瑸为书院捐置学田房舍，扩大招生规模；雍正八年（1730），福建巡抚赵国麟“每月必三至鳌峰书院，与诸生讲业，发明宋先贤诸书旨归”，教育诸生，不遗余力；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巡抚潘思榘，“踵先正遗轨，月试而季会。暇则至院，语诸生以为学立身砥行之方、经世之用”，“时入讲堂，督课诵，稽行习，口诵指画，娓娓不倦。久之成《鳌峰讲义》若干卷，多先儒所未发，造就成材器者甚众”；乾隆十五年（1750），福建巡抚徐嗣曾，亲自招考、甄别诸生，“设都讲，厚廪饩，崇体貌，解弃一切束缚，多士麇集”。他在书院中设都讲一职，增加生员补贴；继任巡抚陈宏谋，十分重视鳌峰书院的管理与建设，大力发展书院教育。乾隆十七年（1752），他见书院学舍拥挤，专门拨款增建。为培养良好的士习风气，他主张从端正官员的品行入手，曾说：“凡百姓风俗，自上及下，转移之机，全在于上，欲端士习，先清仕习。”陈宏谋的行事及其教育作为，深受师生赞扬。

书院自创办以来，得到清廷的支持和奖励。康熙五十五年（1716），皇帝赐额“三山养秀”，并赐经书八部及御书《孝经法帖》一本、御书《渊鉴斋法帖》十本、《淳化阁法帖》十本。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赐帑银一千两；乾隆三年（1738），赏帑银一千两，赐额“澜清学海”；乾隆十一年（1746），又赐《律书渊源》一部。

张伯行苦心孤诣的努力和康熙帝的支持，使书院设施一步到位，迅速完善，刚开办就不同寻常。历代皇帝和福建地方长官也给予特别关照，鳌峰书院迅速跻身全国一流书院之列，其办学成就十分突出。具体表现为：

第一，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经费来源有多种渠道。在雍正十一年（1733）前，办学经费主要由地方官员自筹解决。书院在创办初期，张伯行还将闽江中（具体位置在“南台下游之左岸”）一片1000多亩沙洲地收回，划拨给鳌峰书院，作为“学田”，以弥补经费之不足，洲地因名“鳌峰洲”。鳌峰书院内曾列祀许多对该院建设卓有贡献的人物，除创办人张伯行外，还有福建巡抚陈瑸、赵国麟等人。雍正十一年（1733）后，朝廷明令给各省大书院补助银1000两经费。《清会典》（卷19）列有一份朝廷给全国各大书院拨款的清单，其中给鳌峰书院拨款达4373两，还另有“钱三百四十千有奇”，赫然高居榜首。

地方政府也特别照顾鳌峰书院。官府拨出数千亩学田供养鳌峰、凤池、越山三书院，其中“鳌峰所得独多”。经费的充裕，可从书院师生和职员杂役的收入情况中反映出来。鳌峰书院山长年束金加上津贴，达到650两左右，而同时期岳麓、白鹿洞等著名书院山长的年收入大约为460余两；其他教职员和杂役的工资，与全国相比，也属较高水平。

雄厚的财力使书院拥有完善的设施和优美的环境。院内有专门的藏书楼，办公的监院公廨，祭祀用的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讲学授课场所正谊堂、崇正讲堂以及“敦复”“笃行”“崇德”“致用”四斋楼。整个院落布局富有“园林之胜”。后院荷池一口，广约数亩，池旁有假山雪洞和亭子，因池水清澈如镜，亭子取名“鉴亭”，上有乾隆帝亲书“澜清学海”四字横榜。池岸松杉梅柳夹植路旁，清幽雅致。

第二，独立的学术品格和鲜明的办学特色。

鳌峰书院先是专门讲学的地方，前来听讲者为秀才或童生，每月由山长宣讲，或主持研讨经义，后来根据需要逐渐发展为以讲学为主兼顾考课的教育模式。书院秉承朱熹教育思想，以研习朱子理学为主，成为清代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

安溪籍大学士李光地告老居家期间，也多次前来讲学，提倡“黜浮华崇实行”的学风。他“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的学说，对鳌峰书院产生重大影响。乾隆、嘉庆年间，书院讲座之风最盛，省内许多知名学者都应邀前来讲学。鳌峰书院坚持践履笃实的学风，弘扬理学精神。

《鳌峰书院志》书影，清嘉庆丙寅（1806）正谊堂刻本，福建省图书馆藏(www.xing528.com)

鳌峰书院前后共经历三十几任山长，除首任山长蔡璧出身拔贡外，其余全是进士或博学鸿词科出身的。他们都是当时出类拔萃的学者，学术上各有主张。蔡璧教学主张师法古圣贤，培养学生以器识为先，言行诚恳朴实，不剽窃不表暴。其子蔡世远继任山长，“好语经济”，教育诸生“以立志为始，以孝悌为基，以读书体察、躬行克己为要。”他对教师的选择非常严格，认为“严加别择，察其品行之贤否以为去留，则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经他一番苦心经营，书院“人文之盛，见称于东南”。

孟超然，品格高尚，极得学生爱戴。他以“诚”为教育根本，经常和学生一起讲论经艺。当时正逢“乾嘉学风”炽盛，许多人抛开义理而埋头于考据文章，孟超然反对这种学风，认为“吾儒学向主于经世，故圣贤教人莫不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坠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郑光策主院时，更明确提出，读书要立定远大志向，求取“明体达用之学”，不能只为应试求取功名。他是清代后期闽中经世致用思潮的开启者，林则徐、梁章钜等都深受其思想影响。

这些山长一脉相承地倡导了鳌峰书院传统：注重培养学生远大志向和高尚品德，弘扬理学实践理性，培养学生务实精神和实干能力。从而形成书院鲜明的办学特色。

鳌峰书院对福建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士习人心于是大醇”，改良了社会风气。康熙四十六年（1707），张伯行到福州任上时，福建是一片文教凋零的景象。寺观遍地，僧道盈街，人们热衷于出家为僧学道。他建立鳌峰书院，着眼于转变社会风气。清廷对书院的政治隆遇和优越的物质条件，确实起到敦励学风的作用。“当是时，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名公卿，次亦化其乡人。盖乡亲见其为大府所礼重，一旦奉其言语，书籍来归，外艳内愧，辗转仿效。人有恐未免乡人可为尧舜之奋，盖士习人心于是大醇，其以学化人如此。”书院每年约招收300人，而报考者往往多达五六千名。可见鳌峰书院在社会上掀起求学热潮，有助改良社会风气。

第二，“知记诵辞章之为末”，转变学界风气。福建是朱子理学的故乡，闽学代代相传，蔚为大观。但是，理学家们对朱子之学固守、阐释的多，创新、发展的少。鳌峰书院弘扬儒学实践理性精神，把理学引向经世致用，给理学注入新的生机，“由是闽士慨然盛兴于正学，而知记诵辞章之为末也”。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开风气之先的先进人物群像中，福建人占了很大的比例，追其根源，由鳌峰书院首倡而波及全省的务实学风，功不可没。

第三，“聚一省之才俊而陶成之”，造就大批人才。鳌峰书院每年招生300人左右，报考者多达五六千人，通过层层选拔，择优录取品学兼优的学生。书院对肄业生员要求严格，如嘉庆七年（1802）“详定章程”中记载：“其住院生监，每人各设课程簿一本，每页十日，每日将早、午、晚三时读过何书，诵过何文，逐一登载簿内，以备院长逐日抽查背诵，司、道亦每月抽查一二次。如不能诵，量予惩戒。”历代制定的鳌峰书院章程颇为具体，规章制度等也较为完整，加之历任掌教多为硕儒名师，故自创办以来，造就人才极多，肄业生中涌现许多著名的官员与学者。

据修纂于嘉庆年间的《鳌峰书院志》所载资料统计，到嘉庆九年（1804）共49科乡试中，鳌峰书院共考中举人856名；从康熙四十五年（1706）至嘉庆十年（1805）的各科会试中，共考中进士155名（包括少数在书院创办前考上的举人和进士）。乾、嘉年间，鳌峰书院科考状况十分兴旺，每科都能考中举人30—40名，嘉庆三年（1798）戊午科，竟考中50名。一所书院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如此辉煌成绩，实属少见，可见鳌峰书院教学质量是很高的。

宁化人雷鋐，是书院早期学生。曾就教于书院第二任山长蔡世远曾回忆说：“丁酉年二十一矣，就学鳌峰书院，得见梁村师学约，爽然自失。”雷鋐一生躬行儒家思想，做事无一不合道义，至小事亦皆有可法之处，故“道德文章为天下所崇”。这完全得益于鳌峰书院的优良学风。

林则徐从考中秀才后到二十岁考中举人之前，长期在鳌峰书院读书，深受郑光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在郑师指导下，博览传统文化典籍，并据平日读书体会，写下《云左山房杂录》，记录学习心得。从其所记如“博文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等语，可以看出他少年时志趣所在。在书院中，他与同学梁章钜、廖鸿荃等人交好，互相切磋，日进有功。还通过其父林宾日认识了著名学者陈寿祺，受教进益。

永福人余潜士，一生潜研宋五子书，尤喜读朱子《小学》。总督汪志伊赞赏其所作《读小学》二诗，张之于书院鉴亭，又令其肄业书院，助辑《小学注》。余潜士有诗记其事曰：“《小学》篇篇细指述，六经四子此阶梯。蓁芜力辟培根柢，菽粟常存绝稗稊。教重彝伦文未丧，善留言行古堪稽。多年吃紧图功处，化雨今逢物我齐。”道光五年（1825），督学沈维鐈曾问士于山长陈寿祺，陈曰：“余生性至孝，乡先生与官斯土者交口称其贤。可谓得一佳士矣。”遂荐为拔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