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镇虎仔的喜忧录：权威的党委和高效的政府

到1994年，广东省1600多个乡镇中，农村社会总产值在亿元以上的镇已有945个，其中产值5亿元以上的镇236个，10亿元以上的镇89个，20亿元以上的镇21个，绝大多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人们形象地称这些过去的“农业大镇，财政穷镇”，今日的“工业强镇、经济富镇”为“镇虎仔”。顺德市的容奇镇、北滘镇、桂洲镇，中山市的小榄镇、花都市的新华镇等5个镇，农村社会总产值已达30亿元以上。其实这仅仅是上报数，产值20亿元以上的经济大镇，实际数字不只是20多亿、30多亿，有的镇实际高达六七十亿元。

珠江三角洲有许多难解之“谜”，其中之一，就是在“镇虎仔”们不是孤单地、零星地发展，而是社会、经济全面并进、小城镇群体崛起之中，作为党和政府基层组织和政权的镇委、镇政府，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当人们为一些地方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政府无所作为、干群关系紧张而忧心的时候，在珠三角这块经济的热土，镇委权威之高，凝聚力、向心力之强，前所未有；政府的效能更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决策什么、调控什么，令行禁止。

的确，从表面上看，今日珠三角“镇虎仔”的书记、镇长们，同人们印象中土气得与老农民没有两样的乡长形象迥然不同。他们西服革履，手拿大哥大，坐的是“奔驰”“皇冠”高级轿车，出入于宾馆、酒楼，动不动就去香港、东南亚考察，“忙”得不亦乐乎。用中山市东升镇镇委书记钟泮香的话说：“两眼一睁，忙到深夜，天天如此。”那么，他们到底怎么忙呢？

前几年，许多省组织考察团南下珠三角“取经”，大家看了以后都说好，却都感慨学不了。有人问：究竟经验在哪里？没有人能够回答。不少人竟把珠三角的发展简单地概括为一句“见了红灯绕着走”。珠三角的人说：其实说千道万，最关键的是：灵活运用中央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干部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在这方面，珠三角的镇委、镇政府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整体意识。珠三角的镇在发展经济中，十分注意发挥上下左右协同作战的整体效能，把镇的利益同各个部门，甚至一个农民的利益紧紧挂起钩来，以形成发展经济的“合力”。无论镇、村干部，还是各部门之间，都能够围绕上项目、筹资金、争速度、求效益这些目标，想方设法在税收、土地征用、企业管理、产品销售和物资供应、外汇管理和银行信贷、投资者的财产保障、用工等方面提供方便、做好服务。

在南海市，无论哪个镇引进外资、新办项目，市各个部门都是一路绿灯，“办、办、办”。在号称“世界最大的对外加工区”的东莞市，兴办“三来一补”项目只有一个办公室，从项目洽谈、工商管理、报关、办理进出口许可证、香港直通手续等，实行全程一条龙服务。中山市沙朗镇在以房地产为突破口发展第三产业中，把整体利益始终与征地农民的利益相结合，土地的规划、管理、审批等由镇委书记“一支笔”掌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任意批地。镇政府把公路两旁的地收回镇有，重新规划，不是在镇领导间通过批地进行利益再分配，而是把最好的地先分给管理区，农民从征地中得到的可观收入，只分给农户30%，其余70%由管理区掌握，通过股份制发展第三产业。由于宏观调控得当、各方面利益考虑周全，沙朗没有浪费土地，也没有“烂胡子工程”，房产开发只占了土地总量的五分之一，农田与开发区相得益彰。

强烈的超前意识、机遇意识。在珠三角镇村干部身上，已看不到因循守旧、目光短浅、小富即安这些小农经济思想，大家崇尚的是开放、开拓、开明、竞争、自强这些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思想。许多干部都说这样一句话：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要竞争就要善于抓机遇，尤其是要在逆境中寻找战机。

1988年全国治理整顿之前，许多地方竞相上加工项目，东莞人却做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抉择，因为已意识到基础设施滞后将严重制约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东莞人，认为治理整顿“压”的是工业项目，“保”的重点则是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投资1.3亿元，把东（莞）深（圳）公路改造成超一级公路，在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条公路两旁的乡镇就吸引国内外投资近200亿元。

中山市曾流传“一个路口”的故事，说的是当时还未正式到任沙朗镇党委书记的陈尔昌，听说省市交通部门将改造105国道，计划将一个路口设在邻近沙朗的一个加油站旁。陈尔昌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拉着镇长四处游说，要求将路口设在沙朗。市长汤炳权同意了，公路部门却因要多修两座桥，增加投资2000多万元而不同意；沙朗镇内也因要吃掉不少农田，拆迁许多民房，还要出资400多万元而有不少反对意见。镇委却坚持认为路口如设在沙朗，将从根本上改变沙朗的地位和作用，其效应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在市政府的支持下，路口最终设在了沙朗，竣工后最直接的效益是路两旁的土地有偿转让费从7万元蹿至30多万元。(www.xing528.com)

实事求是，不盲目发展。珠三角的镇委、镇政府在指导经济的过程中，注意从全局出发，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不盲目攀比，在选择项目上，不是“捡到篮里都是菜”，而是根据自己的发展需求。1988年，小榄镇遇到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在全国领先的大项目——生产化纤产品腈氯纶，该产品市场很好，资金也能落实。但小榄镇委、镇政府权衡再三，还是忍痛割爱了；因为镇里感到基础设施跟不上，如果贸然上这个总投资一亿元的项目，极有可能拖住整个镇的发展。党委为此提出“沉住气，打基础”。当时全镇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2亿元，镇政府财力也不过三四百万元，却一次性投入3000多万元，在全国镇级第一个一次开通万门以上程控电话。之后不断投入资金，大力完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以后随着客商蜂拥而来，又在镇内开通了三条公共中巴线，出版了广东第一份镇级地图。正是小榄从实际出发确定不同时期的发展重点，才保证全镇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珠三角，这种务实的作风随处可见。人们总结说，“现在能办的事一定要去办，而且一定要办好；现在无力办的事决不勉强去办，这就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党委统揽经济全局，干部全身心投入经济工作。珠三角“镇虎仔”的崛起过程，实际也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过程：首先是把自然经济思想转变为商品经济思想；其次由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向吸收、利用外来的资金、技术、设备、管理方法，在这一阶段，许多镇在“要得利、先让利”的口号下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大家明知得大利的是外商，自己只得到了一些工资和加工费，但最大的收益却是因此培养了一批技术和管理人才。在此基础上，自己去发展自己，用积累的一点资金办自己的工厂，或中外合资企业。这一自然而然、一步步走来的发展过程，始终由党委和政府宏观把握、政策引导。

在中小企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兴办自己大企业的小榄等镇，坚持以集体办企业为主，党委、政府通过对公司一级的管理，把企业牢牢掌握在手中。政府的副镇长分别兼任工业、农业、城建总公司的总经理，政府与公司间没有任何矛盾，党委和政府有什么意图，很直接地传达到公司，没有扯皮，“一个镇长办公会议就可搞定”。总公司与企业之间，职责明确，总公司是绝对权威，企业如何发展，投资方向如何，总公司最终决策，同时管人、财、物，人事主要是决定企业正、副厂长和正、副党支部书记，财务主要是定期检查和审计。企业则完全负责产、供、销，只要发现了问题，公司便立即干预；因为怕亏损。用小榄镇副镇长卢铨枝的话说：镇办集体企业完全靠自己发展自己，亏损就是“叨自己的心头肉”。在这些镇，“无上级企业”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这与简单的行政干预完全是两码事。

那么，政府如何调动干部个人的积极性呢？首先镇级领导干部不管是党委还是政府，都直接参与经济，每个人都有职有权、各管一摊，办自己分内的事。每天满负荷运转，忙得团团转，许多事情就在忙中办成了，且个人的切身利益都与工作挂在一起，没必要、也没有时间去拉帮结派、钩心斗角。在这种机制下，大家不但应该做的事都做好了，而且想做的事都可以去做。班子做出了表率，凝聚力有了、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也有了，许多共识也由此而生，诸如“悠悠万事，经济为大”；“以和为贵，团结就是力量”；“世纪之交，人才是根本”等等。

与此同时，坚持进行思想教育，用“在位一任，造福一方，服务一方”的奉献精神和公仆意识激励每一位干部。中山市三乡镇提出“经济发展了，干部不能倒下”，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一个中心两条纪律三个意识四个自觉”，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财经纪律；要有经济意识、规划意识和管理意识；要自尊、自强、自律、自爱。

在对干部的经济奖励政策上，珠三角普遍流行一句话，就是“开大前门、堵死后门”。“开前门”即干部为集体做出了贡献，理所当然给予奖励，这个奖“不封顶”，贡献大的，一二百万元都可以拿，而且“年头说清楚，年底总兑现”，不打折，不眼红。“堵后门”即不允许“一只脚踩两只船”，你当这个企业的厂长，就要一心一意办好集体企业，不允许暗地里办自己的工厂，或由家属去办。个人发财可以，但不能当集体企业的厂长，“两者只能取其一”。

谈起干群关系，珠三角的干部们说，这关键是看干部怎么做。党委、政府全心全意抓经济、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反过来就会想着政府、想着公益事业。小榄镇去年建成的体育馆，第一期投资3000多万元，其中群众捐款就达2000万元。镇委办公室主任李德民说：这么大一笔捐款，不是镇里摊派的，全部是群众自愿的，具体方式是通过办晚会来筹措，大家请书记、镇长们上台唱支歌，然后人们竞投式地捐款，甲说捐5万元，乙便捐6万元。晚会气氛热烈，捐款者心甘情愿，一则通过这种方式捐款，大家有荣誉感；二则这也是感谢政府、支持政府的一种渠道。现在，珠三角不少的镇，已出现了“退休农民”，即男满60岁、女满55岁，每月由集体发给退休津贴（群众称之为生果津贴）。集体带头敬老，群众也经常为干部着想；因为干部从收入到住房等方面，普遍比群众的差。于是干部下去时，群众争着请吃饭，不为求办事，只为相聚一下，干部如果不吃，群众便不高兴。

（新华社广州1995年10月13日电；《新华每日电讯》10月16日；《粤港信息日报》1995年10月3日、4日一版上、下篇；《中山日报》1996年3月14日、16日上、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