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有志于新闻事业的记者，总是希望自己的报道能不断上新台阶。如何达到这一境界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会。
我与《人民日报》记者刘霄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米袋子 钱袋子——广东重视粮食问题启示录》一稿，新华社今年初播发后赢得了社会上一致好评，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分别在1月9日和2月9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广东《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均在一版报眼和头条位置摘要进行了转载。
广东省委领导和宣传、新闻单位的一些负责同志，多次在不同的场合称赞这篇报道是近年来“报道广东不可多得的力作”、是“有关粮食问题颇具深度和权威的一篇报道”。回顾这篇经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南振中亲自修改、审定的稿件采写的过程，我再一次深深体会到：记者要想不断上新台阶，不仅要积累素材，更重要的是积累思想；只有在积累素材的基础上着意积累思想，才能使报道突破一时一地、就事论事的浅层，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
粮食问题是近年来广东上上下下关注的一个“难点”，也是中央所关心的一个突出问题，广东为此受到了不少非议和责难。对于这样一个引起各方“聚焦”的话题，一向反应敏捷、笔锋锐利的广东新闻界自然不会放过，《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已在1994年初春做了不少系列报道。就新华社而言，分社社长胡国华同志曾亲自陪同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请假回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赴粤东地区对农村工作特别是粮食生产进行了专题考察，回来后在《人民日报》《瞭望》《广州日报》等报刊做了一系列深度报道。该说的似乎都说了，问题和症结似乎都一目了然：农民不愿种粮，地方政府倾心于发展二、三产业，昔日稻香绿浓的粮田被林立的工厂、高利润的房地产取而代之，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连续大幅度下降成为必然之势……
去年春节过后，当我和分社跑农村的记者韩晓光根据分社领导的要求和自己的感觉，定下“广东粮食问题调查”这个重点调研题目时，面对的就是上述“定论”，这些看法无疑都是正确而符合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研究竟怎样才能有深度和新意？别无他法，只有深入实际，广闻博采，才会有新发现，新材料，新见解。当时我初来广东，部门不熟，基层更不熟，加之听广东话如同听“外国语”，下去采访确有诸多困难。庆幸的是，由于近年来粮食问题比较突出，广东省农委、农业厅等部门已多次做过较为详细的调查，可以说宏观的部门材料已有不少，只要我们找部门多谈一谈，收集一些现成的材料，完全可以写出一组洋洋洒洒的系列篇交差。
但我深知一次成功的调研，仅仅依靠有关部门的“二手”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充其量只能在别人的调研成果上玩玩文字技巧，很难有新的发现。要避免人云亦云，步人后尘，必须要到第一线去，亲手掌握大量生动、鲜活而典型的第一手材料，并将这些材料认真吸收、消化、提炼，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货色”。
4月，我同分社一位记者到粤西肇庆市采访，这里是广东重点产粮区之一，尽管我们此行是采访其他内容，但我在紧张的行程中执意要求当地农业部门的同志带我去走访农家，到最基层的管理区问个究竟。在云浮市安塘镇，57岁的莫炳森老汉从老远的地方被他的儿子用摩托车接来，向我们讲述了他宁肯将一半的耕地让给人多地少的乡邻，也不愿自己种的苦衷。来到鼎湖区连塘办事处布基管理区，区主任陈锦永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十分吃力地算种粮的投入与产出账，介绍了一半他却突然不愿讲了，只是客气地请我喝茶，陪同的人翻译说陈觉得他讲得辛苦，我听得更费劲，干脆不要讲了。后来也许是被我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所动，一边讲，一边在纸上写，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详细算出了种一亩一造水稻，化肥、农药、机耕费、水费、排灌费、堤围防护费、教育附加费、国防费等等费用共需162.7元，而1993年一斤稻谷收购价只有0.28元，亩产900斤一共收入252元，纯收入只有83.3元，如除去投工，则要亏损108.7元，而在当地的石材加工厂打工，一个月就收入600到1000元。这仅仅是在粤西这个次发达地区，若在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种粮与从事二、三产业乃至养鱼、养虾、种蔬菜的收入反差就更大了。农民总结的经验是：“一亩鱼塘胜过三亩稻，半造蔬菜好过两造禾。”不少人甚至说：“要种也只种口粮田。”
在深入、详细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很快写出了一组三篇“广东粮食问题调查”：《连续滑坡敲响警钟》《双管齐下确保粮田》《亟待解决几个问题》，内参刊登后受到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和好评，主管农业的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在一次会议上对笔者说：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逐渐改变了对广东的看法，这里面有你们的一份功劳。
作为一次调查，应该说我们完成了任务。但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尚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在基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使我越来越感到谈广东粮食问题，决不能就广东说广东，就粮食谈粮食，必须要着眼全局，透过表层的现象，发现深层次和全局性的问题。这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www.xing528.com)
一、广东所遇到的困窘是“先行一步”的困惑，带有共性和普遍意义。从表面上看，造成广东粮田面积锐减和粮食产量大幅度滑坡的原因十分明显：粮价太低，农民种粮不赚钱甚至亏本；地方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资金流向二、三产业，农业投入逐年减少，等等。但如果从上述表象出发简单地指责广东不重视农业，广东农民只顾赚钱，不愿种粮，又失之偏颇；因为从宏观上说，广东粮食生产的连年下降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实际上是三大产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平等竞争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耕地的减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必然要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遇到的难题带有前瞻性、普遍性，广东的“今天”就是其他地方的“明天”：在国民经济全面走向市场，利益取向日益明显，产业调整加剧的浪潮中，各地究竟怎样处理“米袋子”与“钱袋子”的关系？
二、对于粮食这种特殊商品，除了靠市场的“无形之手”自然调节外，更需要“有形之手”（政府行为）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在过去计划经济特别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下，农民作为被动的商品生产者，常常在“多了砍，少了喊”的循环往复中无所适从。改革开放拓宽了农民的生产门路和致富渠道，较早进入市场的广东农民，不再单一地依附于粮食生产，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自觉地通过效益比较来安排种植业或养殖业。应该说，这是农民走向市场后成熟的表现。
正如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在谈到广东将计划内合同收购粮食的最低保护价，由1993每担31.6元大幅度提高到70元时所说：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今天的农民是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制定粮食保护价，一定要让农民有利可图才有实际意义。如果用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老办法抓粮食生产，只能收效一时。因此我认为，农民是不应该被指责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在政府方面。就广东来说，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放松对农业的领导，忽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倾向，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过“消灭水稻，扫除甘蔗”的极端口号。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广东不少人持有这样一些错误观点：“有钱就有粮”；“农产品价格放开了，生产由市场调节，政府可以撒手不管”；“农业产值低，赚头小，不值得重视”；等等。这些认识，实际是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只求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的表现。我感到，如果能把广东扭转这种倾向和认识的过程生动、客观地反映出来，其意义远远超过详述广东如何重视粮食问题的做法，它将给大幅度调整产业结构，你追我赶大兴二、三产业的中西部地区一个郑重的警示：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方，三大产业必须协调发展，“米袋子”“钱袋子”缺一不可，尤其对于基础产业的农业，特殊商品的粮食，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予特别的支持和保护，如果听凭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必然是鼓了“钱袋子”、瘪了“米袋子”，恶性发展，不仅会造成国民经济的失衡状态，而且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我和《人民日报》记者刘霄交换上述想法时，引起了她的共鸣，我们决心联手做一篇立足广东而又超越广东的文章。从这一立意出发，我们在写作《米袋子钱袋子》一稿时，没有把笔墨过多地倾注到广东如何通过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大抓粮食生产的做法和成效，而是立足宏观和大局，从“岂能让农民赔钱种粮”“发展二、三产业不能牺牲农业”“有钱未必就有粮”“弱质产业更需有形之手”四个方面来阐述广东重视粮食问题的启示。广东省农委主任冯灼锋看后说：你们的报道着眼宏观，立足广东而又放眼全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因此尽管文中反映了不少广东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却使人感到客观、公正、完全能够接受。
积累素材，更积累思想，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记者长期的追求。只有如此，稿件才会有一定的深度，记者才能不断上新台阶。我愿乐此不疲。
（新华社《新闻业务》199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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