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这一点是到分社工作的三年之后。从对新闻一无所知到可以独立写作一般的动态新闻，从单纯依靠会议和领导派题到凭感觉发现新闻，在同事们所说的这种“进步”面前，我却越来越感到空虚与不足，对自己的不满也与日俱增。记者工作是充满主动性、创造性的，我难道就这样夏秋季节穷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和活动，而自我感觉良好。到了会议较少的冬春季节，思想和行动都仿佛“冬眠”，顿时茫然无绪，两手空空，没什么东西可写了。真正的危机感压迫着我，我觉得自己“一贫如洗”。
惶恐的结果，便是试着调查研究。第一次尝试是在1988年5月与老记者屈维英结伴到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调查。那地方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古时候是高原的藏族、蒙古族等民族与中原民族“茶马互市”之地。改革开放以来，耐劳苦、敢冒险、善经营的少数民族东进西出、南来北往，足迹踏遍青藏高原，使临夏成为闻名全国的东西部经济交往的“旱码头”。我们在临夏东奔西跑半个多月，写出一组三篇的调查，并以《西部温州的崛起》《“茶马互市”今胜昔》等题在《经济参考》《人民日报》做了报道。
临夏“旱码头”的兴旺，靠的是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而活跃在青藏高原的数万名少数民族商人是这支流通大军的主力。他们和他们活动的地方——世界屋脊，对我具有强烈的诱惑。我在采访中得知临夏州准备组织考察团沿青藏公路进藏的信息后，竭力争取，终于得到临夏州委书记石宗源和甘肃分社领导的同意。
回想起来，那难忘的45天真是备受艰辛。上高原最怕得感冒，不幸的是，当我期待了几个月的高原采访，终于在9月份成行的时候，我却患上严重的热感冒。吃药、打针、输液，折腾了10多天，直到格尔木才见好转。然后上昆仑山，过唐古拉山口，到藏北重镇那曲，雪域古都拉萨，再过羊卓雍湖、日喀则，直到喜马拉雅山南坡与尼泊尔交界的樟木口岸。3000多公里行程中，我除了一般头晕心慌、疲乏无力的高山反应外，一路还鼻血不止。(www.xing528.com)
苦是够苦了，我却感到了收获的喜悦。我不仅目睹了横空出世的雪山、苍茫辽阔的草原，金碧辉煌的寺院以及成群的牛羊和牧民组成的高原风光、民族情调，而且从更深的层次认识到了临夏少数民族商人创业的意义，他们确实是促进内地与青藏高原经济交往的“轻骑兵”。
当我在高原的戈壁、荒漠、大草原上看到临夏人奔波的身影时，我被一种强烈的激情所驱使，忘记病痛，见缝插针地投入采访，写下了《青藏高原踏访录》一组七篇稿件，被《经济参考报》连载。除此之外，我还写出了《挡不住的“热流”——青藏高原采访札记》《雪域藏胞风采》《纵穿青藏高原腹心》《高原淘金潮》几篇长篇通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