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中，为稿件出路而发愁的不乏其人，然而愁绪最多的恐怕只有新华社记者了。
分社记者尤甚。分社偏居一隅，能够俯瞰全国的新闻说起来不少，挖掘起来却很难。东奔西颠跑来些材料，挖空心思选择个角度，经营出一篇稿子，由分社到总社，闯关过卡，好不容易“上了天”，眼巴巴地等着落地见报，却从此杳无音讯了。
是稿件题材微小、写作粗糙、质量低劣吗？不可否认，在我们每天发出的大量国内通稿中，滥竽充数者并不少见。但纵横向比较之下，我们绝大多数稿件并不差于他人，比起省、市报台的同一报道，甚至是棋高一筹。俗话说：“好酒不怕巷子深。”我们的好稿为什么却少人问津、“落地”无门呢？
改革开放使各行各业走上竞争的大舞台。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新闻界，竞争尤烈，这应该是件好事。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各显其能，面目一新。抢时效，赛质量，信息量大增。但在现行新闻体制下，这种竞争却脱离了它应有的轨道，陷入封闭、守旧、盲目排外的圈子。兄弟新闻单位的门户之见，使新华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一些老记者感慨：六七十年代，写篇像样的稿子，见报不成问题；如今再有把握的稿子也常常无影无踪。总社有的编辑也感到困惑：以前什么样的稿子能“落地”心中有数，现在无从捉摸。
一位省报同行曾言：时下搞新闻是“广剽博窃”。细想，此言确有几分道理。大家同时采访的会议新闻或同一题材，别人不用新华社的稿子当属情理之中。但一些新华社捷足先登的“独家新闻”，总社播放后却变成了中央、省市报道的素材和线索。有的派自己的记者重新采写，有的干脆稍加调整，就成了“本报讯”“本台消息”。虽然你有十二分的把握证明是自己的“产品”，但奈若何？笔者曾采访“日本绿色遣唐使”来兰州参加植树活动。那天正是星期天，我们一大早上山，顶着烈日采访了整个活动，回来立即写稿，总社当晚播发。满以为这样的稿件落地不成问题，却依旧弄了个只上天、不落地的下场。数天之后，中央某大报却登出“本报讯”。署名的记者并没有到现场，结果二三百字的消息，竟有两处错误。
稿子落地难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见报问题。它已挫伤了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积极性。作为新华社记者，恐怕没有人怀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也没有人会惧怕下乡。但现在这种广种薄收，甚至劳而无获的耕耘，使记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采访，人们的期望值往往很高，有的直言：我们这个地方偏僻，知名度低，替我们好好宣传一下。我们有苦难言，不敢说采访，只能说了解情况。倘若在一个地方泡上个把月，发不了稿如何交代？下次如何见“江东父老”？(www.xing528.com)
面对“上天稿”引起的种种困惑，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其一，通稿一律收费。向所有的新闻单位收费可能要面临许多具体问题，但这项工作实在不能再拖延。在竞争机制和效益观念深入新闻界的今天，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用经济手段保证记者的劳动成果有个着落。免费供稿用户不知珍惜，他掏了钱就会思想，自己已经花了钱，值不值得再派记者长途跋涉去同新华社争一条消息？
其二，大家都来经营适销对路的专稿。近年来国内专搞业务迅速发展，分社记者对写作专稿兴致更高。这是提高稿件“落地”较有效的途径之一。目前的问题是，国内专稿仅由专稿编辑室一家经营，他们力量有限，忙于编稿，无法广交朋友，密切联系。而通过其他渠道所发的专稿既不算任务指标，也不能评好稿。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专稿在新华社业务发展中的地位。一方面，加强国内专稿编辑室的力量；另一方面，农村、工交、财贸、文教、科技等编辑室及分社的记者一齐行动，广开门路，有针对性地采写专稿。无论哪个渠道发的专稿，都应该纳入考核范围，参加好稿评定。实践证明，有些稿子发通稿如泥牛入海，发专稿却深受欢迎。新华社“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报刊都想办出自己的特色，多一点独家新闻。我们投其所好又何妨？
（新华社《新闻业务》1990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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