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秦岭南麓、陕、甘、川交界的深山老林里，有一所不为人知的民办研究所。这个只有8个人的研究所，经过8年奋斗，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老林里建立了两处共1300亩的中药材生产试验基地。昔日“远看青山在，近看不成材”的次生林，被以黄连、杜仲、山茱萸为主的22种名贵中药材所代替，给国家创造了潜在经济价值约2000万元，直接经济收入达50万元。
下渭沟密林深处，一面崚嶒的半弧形绝壁下，三排土坯瓦房组成一个小小的院子。土墙上，挂着一串串晒干的香菇。房内，一张木床，几把椅子，桌上堆满了书籍，壁上悬挂着黄连、天麻标本，地上燃一盆红红的炭火。这就是黄连研究所的“大本营”。尽管密林内栖息着大熊猫、金丝猴、香獐等珍稀动物，野生的经济林木和名贵稀有中药材，但这里阴暗、潮湿、没电、远离乡镇，交通极不方便，一般人觉得它连起码的科研条件也不具备。61岁的所长张瑞鲁却说：“这里是搞科研的‘乐土’。”
1982年，搞了30多年农技推广工作的张瑞鲁提出贷款到洛塘山区搞科研时，16个人的农科所，赞成者和反对者形成8对8的局面。反对者按部就班，赞成者一头钻进了下渭沟。
61万元贷款，一年下来光利息就要5000元。要是单纯搞课题，连利息也背不起。他们先从生产入手，育苗卖钱，以生产搞回收，以回收促试验，以科研带生产。岂料如此一来，风声骤起，有人说他们的“方向有问题”，有的人告他们“破坏资源”。8个人思前想后，干脆来了个破釜沉舟，留职停薪。1984年开始，8个人摆开了背水一战的架势，把往后的光阴全押给了下渭沟这片老林。
没有工资，没有奖金，没有事业费，每个人既是课题主持人，又是生产者和经营者。年初与所里签订科研、生产合同，年终按效益的20%提取工资；超收分成，减收不补，工资、奖金、补贴全在自己那块研究基地上。张瑞鲁算了一笔账：全所职工每小时必须创造8元钱产值，才能保证研究所持续发展的势头；每个人每年必须干够300天，才能够完成合同书下达的指标。为此，他们坚持“种苗保本，以短养长，黄连为主，多种经营”的原则，依靠香菇、木耳等短线产品，回收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长远性产品。8年来，他们先后承担了17项省、地、县级及自列的科研课题。
药林矛盾是黄连生产的老大难问题。传统的栽培方式是毁林种连，老话说“一亩连，三亩林”，即搭1亩黄连棚要砍掉3亩林。他们研究出杜仲、山茱萸与黄连同步栽培的方法，大面积推广杜仲与黄连间作技术，使这一矛盾得以有效解决。
副所长刘燕介绍说，现在，我们种1亩黄连，砍掉1亩灌木林，间作上220株杜仲树。杜仲的再生能力很强，砍后第二年重新抽枝生长。如果8年成熟后每年伐20株剥皮，10年后新的又长成了。真是“青山常在，永续利用”，1亩地当成2亩用，既收获了黄连，又把低值的次生杂灌林改造成为经济价值很高的木本药材，保护了生态，也发展了中药材生产。8年来，所里采取与黄连间作和在荒山种植的办法，共栽种杜仲800亩、33万株，山茱萸200亩、2.7万株。杜仲按每年间伐1万株计算，可连续砍30多年；山茱萸3年开花结果，可持续产果100年左右。这就是他们贡献给国家的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良好的生态、经济效益，纠正了人们的一些偏见。1989年，一直认为种药材影响植被的林业部门，主动找上门来，给了研究所1万元经费，希望他们搞个人工造林的样板，把100亩灌木林改造成经济林。
黄连很苦，白手起家的创业日子比黄连还苦。他们刚进沟时，茫茫一片山林，没有粮食，没有住房，甚至连羊肠小路也没有。无处栖身，他们在“大跃进”办猪场遗留的石板房里一住就是7个月，借的一顶旧帐篷，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寒风刺骨，雨天到处漏水。粮食、种子、苗木、生产工具，全部从沟外一点点、一趟趟背来。老的、少的，个个拼了命，天不亮就出工，爬十几里山路，开荒栽连。中午在地头就一瓢泉水啃几口干馍，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山区气候多变，常常风雨交加，寒雾袭人，他们就在泥水里挖坑种树。脸和手被石头、荆棘划破，脚被蚂蝗叮得又痛又痒，鲜血直流。还有野猪、老熊、毒蛇出没林中，时常与人不期而遇……(www.xing528.com)
瘦削高大的张瑞鲁说：这儿远离城市，看一场电影都不容易，大家一蹲就是10个月，我这个老头倒没啥，年轻人可真不容易。知己好友劝我们急流勇退，见好就收。有的干脆说把药材挖了，卖了，给县上交个十来八万，把这届政府帮一帮，对你们照顾好一些，荣誉也多。我和刘燕鼓励大家：“人生何所求，贡献方自慰。”荣誉我们要，但不是最终目的。我们最大的追求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洛塘山区及类似地区的经济发展走出一条新路，树立一个样板。
生得端庄干练的刘燕，总是不愿多谈自己。这位36岁的副所长，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韶华奉献给了大山。刚来时，她还是个姑娘，现在孩子都8岁了，一直生活在江苏无锡姥姥身边。夜深人静，她也时常为思念娇儿亲人饮泪。但她深知干事业就得有牺牲的道理，忍受着肠炎、关节炎的疼痛，在风雨无常的深山里继续书写自己的人生。
另一位女性，年仅19岁的罗小琴说得更为质朴：我们在深山搞科研，就像黄连一样，苦了自己，甜了他人。虽然辛苦，但“黄连地里弹琴，苦中作乐”。同学相见，问她：“黄连很甜吧？”她回答说：“很甜。”心里却在笑：怎么连“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句话都不知道呢！
下渭沟人却真正体会到了黄连的甜味。
据说沟里原来有40户人家，生活艰辛，到解放时仅剩6户。沟里山重水复，老年人有话：买牛不能买大的，只能买牛犊，大了进不来。年复一年刀耕火种，种点小麦、玉米、黄豆，经常遭到野猪、老熊的袭击，人们感叹：“要叫夫妻同房住，除非包谷搬上房。”结果32口人守着4000亩林子，却“住的石板房，穿着梭梭衣，吃的包谷珍珍酸菜饭”。到了1982年，6户人家不得不做起搬家的准备。
黄连研究所留住了含泪离乡的山民。先后无偿支援他们黄连籽200公斤，黄连苗15万株，杜仲3000株，山茱萸苗5000株，香菇菌种300瓶，价值5000多元。现在，下渭沟户均1亩黄连，人均百株山萸树，百株杜仲树。仅杜仲一项，1989年户均收入1000元，去年人均收入300元。人们说，“过去出门愁，进门愁，愁来愁去没办法”，如今“吃不愁，穿不愁，科技进山挖穷根”。
下渭沟仅仅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本着“弯路留给自己，经验传给群众”的原则，研究所向洛塘山区的42个药材专业村，2500多个药材专业户，26个县、区、乡办药场传授中药材栽培技术，提供籽种、苗禾。洛塘区已有1.2万亩次生杂灌林被改造成拥有600万株杜仲、山茱萸的经济林。武都县黄连种植面积由1982年的448亩发展到702亩，以县为单位，居全国第三。
（《瞭望》1991年5月27日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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