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穿行在起伏不平的沙丘林带中。溪水潺潺，麦浪滚滚，稻田相连，鱼儿欢跃。若不是看到远处尚未治理的条条流沙线，真以为是到了江南水乡，哪会相信这是昔日风沙肆虐的陕北榆林县！
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榆林是天苍苍、野茫茫，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碧水青山，景色宜人的好地方。公元5世纪大夏王赫连勃勃还赞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壮丽者。”后因战乱频繁，开荒种地，过载放牧，草原、林地渐渐沙化为不毛之地，风起沙飞，覆盖农田，吞噬村庄，沙逼人退，不少人流落他乡。
解放后，当地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展开了治沙斗争。他们引水拉沙，修筑水库，逐年扩大水地面积。1981年之前年均造水地8000亩。实行责任制后，每年增加水地1万亩，去年一年猛增了3万亩。全县现有水地33万亩，人均1亩多。有了高产的水地，群众把坡陡地全部还林还牧，不仅控制了沙化，而且促进了林牧业的发展。为了解决生活燃料问题，县里组织农户栽植沙柳200多万亩，既挡风固沙，又得到了大批烧柴。
群众治沙的积极性是怎样调动起来的？全国林业劳动模范、榆林县副县长冯学富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教训的。过去，从上到下没有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全依靠国家补助，岁岁造林不见林。群众讽刺说，按统计的数字，俺们家的炕旮旯都栽上树啦！
后来，县领导带头端正思想，用政策调动群众治沙的积极性。明确规定：谁治归谁。政策一放，局面一下变了样。原来是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现在是个体、集体、国家一齐上，由国家为主变成了以农户为主，国家补助。为了加强领导，乡干部上与县里签订承包合同，下与村签订合同，规定了奖惩办法。
群众有了积极性，干部有了责任感，治沙效果自然一年胜一年。1984年县人大通过决议，规定了3年治沙119万亩，结果两年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也就是说两年治沙面积等于过去13年治理的总和。
“现在是人逼沙退啦！”冯学富兴奋地说。这个县1000多万亩土地面积，其中流沙面积为600万亩，截至去年已治理400万亩。共栽柳、榆、杨树5000多万株。全县有5片10万亩以上的灌木林，最大的达36万亩，还有超过5000亩的乔木林。
访问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在沙窝里建起的新砖瓦房。县领导说：这种景象，几年前是不敢想的。沙海中新房的出现，标志着群众对沙认识的根本转变，由怕沙到爱沙、治沙。房四周的沙荒地都划给了农户，一两年后这里会铺满绿色地毯的。
科学在治沙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www.xing528.com)
县林业站李作舟工程师介绍说，这几年技术上主要抓了三条：
第一，封禁流沙，不准牲畜随意践踏啃吃、人随便刈割天然灌草。1984年底全县封禁流沙210万亩，各种天然野生耐旱的植物很快生长起来。
第二，搭设沙障。在流沙的迎风坡造林种草，过去不搭沙障，栽种的树苗存活率极低。现在治沙先设置沙障，增加了沙面的粗糙度，降低了地表风速，促使沙障两侧或四围积沙，保护林草成活生长。
第三，栽种林草。一方面栽植乡土生长的沙蒿、沙柳、沙竹、沙米，另一方面又引进适合本地生长的花棒、紫穗槐、沙打旺等。在平缓的沙丘地栽种沙棘，在落沙坡种植杨树、旱柳，在盖沙黄土地栽上刺槐、榆树，形成乔、灌、草相结合的林带灌草网。
在治沙中，干部起了带头作用。岔河则乡排则湾村1982年、1983年承包了3000亩荒沙，结果群众谁也不治。他们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我们治沙，结果失败了。祖祖辈辈治沙，也没治住。
党支部书记李彦华，承包了680亩，全家7口人搬进沙窝，办起全村第一个家庭农场。他们买柴草搭障蔽，又从地区治沙所引进花棒试种。苦战3年，680亩荒沙全部治完。1985年他家卖花棒籽收入500元，去年收入600元。有了林草，他们又养细毛羊30多只，仅绒毛一项年收入1200元。在李彦华的带动下，大家也都干起来。前年和去年，这个村承包治沙2万亩，人均60亩。现在已全部治完了。
（新华社北京1987年7月电；《人民日报》1987年7月5日二版；此篇与陈满正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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