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命：医疗机构的改革与社会健康

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800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900亿美元了？不管是多少，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提起它，就会深感健康事业之庞大和有力，其组织和协调极其复杂。然而，这又是一项让人迷惑不解、大伤脑筋的事业，它在稳步地日渐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规划和管理它。去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清楚；明年的账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社会科学家开始被这等宏大的问题吸引，从各个角落一拥而入，想一探究竟；经济学家倾城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只是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为什么花了，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为了方便，所有的一切被称为“健康产业”。这就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回事，实际上是应人们的需求，制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卫生保健成了医学的新名字。现在，医生的任务是“提供健康保健”，医院、医生以及其他医务人员被统一称为“卫生保健的提供者”。病人成了卫生保健的消费者。一旦走上了这条路，那就得没有尽头地走下去。在美国，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某些弊端、不公平、配给不足和濒临破产，政府创立了一个官方机构，叫作健康维护组织。这种机构像邮局一样遍布全美，就像从一个大型仓储中心把包装整齐的“健康”作为商品分销各处。

我们迟早会因为这个词惹上麻烦。“健康”这个词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委婉语。我担心，我们已经偏离了轨道，剥夺了“健康”这个词原本的含义，以掩盖真相。这个真相说不得，我们似乎已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但不管怎样，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住它们。它们肆意侵袭，为所欲为，叫我们无法预测、防不胜防。只有它们露脸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会更好些吧，但事实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养生或保养。我们生病，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的意外，我们不知该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养生。至少现在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疾病的机理了解得足够多。

当然，在这一点上，大家意见不一。有些人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之有效的卫生保健制度，整个美国可能会变成一个大型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像欧洲某矿泉水瓶上的标签一样：从肾虚到抑郁，咸能预防。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神健全，但保不齐他将来会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能保证社会的精神健康。虽然已经证明，这些可敬的机构在管理某些类型的精神病方面是有效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之所以对这些颇有微词，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像言之凿凿的愿景。组织良好和资金充足的健康维护组织应具备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区都应是有价值的。但是，公众会期望它能名副其实，对得起它的新名字。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得了难治愈的心脏病（或者得了多发性硬化，类风湿性关节炎，或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慢性肾炎、脑卒中，积郁成疾），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类机体内在的持久性和力量，我们所给予的关注太少了。稳定和平衡是人体内的铁律。把人体描绘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精巧装置，总是处于破碎的边缘，总是得修修补补、小心看护，这是一种歪曲。岂止是歪曲，还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媒体宣传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的良好健康状况进行宣传、感谢甚至祝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是好，好极了。(www.xing528.com)

至于未来在医药方面的需求，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哪些项目是最理想的？如何估算每个病人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年对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的需求？我建议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仔细考察那些可以随时进出保健机构，最有头脑、最有见地，大概对医疗服务比较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好训练、经验丰富、有家室的中年内科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问卷。在过去五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做过多少次不同类型的化验？做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做过多少次X射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己和家人开过多少次抗生素？住过多少次院？做过多少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科医生？正式看过多少次医生？所谓的医生是指所有的医生，包括作为医生的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非科学的方式做了这样的尝试，我询问了我的一些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些资料表明，我的内科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就没有单独做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过X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很少做化验检查。他们的常用药是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处方药，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用抗生素。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的家人生病的概率跟别人是一样的，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体上讲，并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内科医生和他们的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做父亲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一般人使用医疗设施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用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几十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的方法大不相同。说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行不通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抱怨，他们得到的医疗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群正常的、健康的人，由医生诊断出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内科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婚后不久也学到了，但就是对大众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啊，大多数毛病在上午就会好一些。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自己，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不去设计某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两亿人全被假定每时每刻都处于健康恶化的危险之中，那么，我们本可以建立一个以保证平衡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良好医疗。我们的司法制度在不能证明我们有罪时就假定我们无罪。同样道理，医疗制度要最有效地发挥作用，就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没人管的话，计算机会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时每刻都要求某种直接的、持续不断的、专业的干预，以维护每个公民的健康。那时，我们的钱就甭想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说，如果我们还想及时改变这种扎堆儿挤在一起，特别是挤在城市里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社会的健康是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我们要付的账单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方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