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生物学革命,虽然这场革命并没有搞得声势浩大、天翻地覆,甚至是波澜不惊的,至少至今如此。虽然尚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我们却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态度。这是一场令人好奇但又平和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们并不会感觉到旧观念被贬斥和颠覆。相反,几乎每天都有大量新知识涌入,正好填补曾经的空白地带。DNA和遗传密码的信息没有取代曾经的中心法则,并没有什么东西要被靠边放。分子生物学并没有排挤过去关于细胞功能内部细节的定论。我们好像是在从头开始、从零开始。
我们不仅把生物学革命视为理所当然,当我们谈论它时,似乎期待可以从中获利,就像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我们想当然地把各种技术的革命性改变视为未来,从人类疾病的最终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问题的解决,无一例外。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讨论,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希望取消什么样的未来。基因工程的价值、单细胞克隆,甚至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聪明的概率等问题,已经成为辩论的主题。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为某种新知识真正感到震惊。或许有惊讶,也有惊愕,但并没有恐慌。期望这个也许为时尚早,但它可能就在眼前。
不过,开始寻找麻烦并非为时过早。至少于我而言,我从对细胞器的了解中,可以感知到一些麻烦。我从小学到的知识表明,细胞器是我细胞内看不见的微型引擎,由我或代表我的细胞所有和驾驭,是我聪明的肉体的私有财产,是在显微镜下也看不见的小东西。但现在看来,其中最重要的细胞器是全然陌生的。
证据是有力而直接的。在动物体内,线粒体内膜与细胞膜不同,而与细菌的膜结构最为相似。线粒体的DNA跟动物细胞核的DNA有质的不同,却酷似细菌的DNA;另外,像微生物的DNA一样,线粒体的DNA是跟内膜紧密连接的。线粒体的RNA与细胞器的DNA相符,与细胞核的DNA却不相符。线粒体内的核糖体与细菌的核糖体相似,而不同于动物的核糖体。线粒体并不是细胞从头合成的,它们一直在那里,自我复制,与细胞的复制没有关系。它们从卵子传到新生儿;有几个从精子传下来,但多数来自母方。
同样,所有植物的叶绿体都是独立的、自我复制的住客,有着自己的DNA、RNA和核糖体。在结构和色素内容方面,它们是原核生物蓝绿藻的写照。有报道称,实际上叶绿体的核酸与某些光合微生物的核酸同源。
也许还有更多。有人提出,鞭毛和纤毛曾经是一些螺旋体,它们在有核细胞形成的时候跟其他原核生物融合。有些人认为,中心粒和基体是半自治的生物,有着自己独立的基因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尚未被人发现。
我只希望,我能够保留对细胞核的所有权。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如此镇静地接受了这样的信息,好像它恰好符合我们一直就有的观念似的。实际上,早在1885年,就有人提出叶绿体和线粒体可能是内共生关系,试想,若是这一观点被确认,研究人员势必会跑到大街上振臂高呼。然而,这是一个静思的、勤勉的领域,工作井井有条地开展着,尤其在关注细胞器的分子遗传。对于它们最初是怎样到那儿去的,经过审慎的、有分寸的推论,目前已达成共识,它们很可能在大约十亿年前被较大的细胞吞噬,之后就一直留在了细胞内。
通常把它们视为被奴役的生物,它们被捉来为不能呼吸的细胞提供ATP,或者为没有光合作用装备的细胞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主奴关系是生物学家最普遍的看法,这完全是基于真核生物做出的结论。但事物还有另外一面。从细胞器的立场来看,可以认为,它们很早就学会了选择最好的生活,它们过起日子来最安逸,而且它们和它们的后代不用冒险。它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路进化而来,煞费苦心地制造出越来越长的DNA长链,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某种突变,把我们送到进化路上的死胡同。它们却相反。它们决定不再长大,安守本分。为达到这种目的,为保证自己尽可能延续持久,它们打入了我们和其他所有生物的内部。(www.xing528.com)
线粒体和叶绿体一直保持娇小、保守和稳定,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两种细胞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有机体。二者携手,合作制造氧气,并安排它的用途。实际上,是它们在经营这个星球。
线粒体组成了我身体中很大的一部分。我算不出确数,但我想,若是把它们晒干了,体积跟剩下的我几乎一样多。如此看来,可以把我看作一个很大的、会移动的呼吸菌落,操控着一个由细胞核、微管和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系统,为细菌的家庭欢乐和生计工作着,而这时候,我正在操作着一台打字机。
我跟我的线粒体密不可分,还义不容辞地为它们做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我的细胞核为每个线粒体的外膜编码,大量附着在线粒体嵴上的酶必须由我来合成。每一个线粒体都只会制造仅够自己存续下来的酶,剩下的都要由我提供。劳心费神的活儿都是我的。
既已知悉了所有情况,我开始为很多事情犯愁。比如病毒,如果我的细胞器的确是与我共生的细菌,它在我身上繁殖菌落,那么,我用什么办法能阻止它们感染病毒?或者,如果它们真有溶原性,我又怎能阻止它们把噬菌体传送给其他细胞器?然后还有我的产权问题。我的线粒体会全部跟我一块儿死去吗?我的孩子们会继承一部分我的线粒体,也有一部分来自他们母亲的线粒体吗?我知道这种事本不应该叫我犯愁,但它就是让我犯愁。
最后,还有我的身份这个大问题,甚至更高一层,还有我作为人类的尊严问题。当我第一次得知我的出身是低级的生命形式时,并没有在意。我原本以为人类的祖先是一个眉毛粗浓而突出、没有语言、多毛的类人猿家族,栖居在树林里,我也从未嫌弃过。说实话,作为一个威尔士人,知道自己已经进化得明显高于它们,我备感骄傲。能作为本物种改进过程的一部分,这是满足感的来源之一。
问题还不止这些。我以前从没料想到我的祖先是没有细胞核的单细胞。如果就这样,我也能忍了,但现在又加了一层羞辱,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我根本不是由某个祖先遗传而来,我一直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或者,也许是它们一直带着我。
既然是这么一个情况,还坚持要谈尊严就不好,最好还是放弃吧。这真是不可思议,它们就在这儿,在我的细胞质里到处游走,在我的血肉之躯内呼吸着,却是一帮陌生客。它们跟我的关系远不如它们彼此之间亲密,也远不如它们与山里野居的细菌密切。感觉它们像陌生客,但我又想到,同样的生物,完全相同的生物,也住在海鸥、鲸鱼、沙丘草、海草和寄居蟹的细胞里;再往近了说,也住在我家后院山毛榉叶子里,住在后院篱下那窝臭鼬体内,甚至也住在窗上那只苍蝇体内。通过它们,我跟这一切联系在了一起,我的近亲遍天下。对我来说,这是一则新的信息,我多少有点遗憾,我不能跟我的线粒体发生更密切的接触。如果集中注意力,我能想象自己感觉到了它们:它们不怎么蠕动,但不时有某种震颤。我禁不住想,唯有我更多地了解它们,了解它们是如何与我保持同步的,我才会有新的方式来理解音乐。
所有的共生关系似乎天生都是为了善,但这一种——很可能是最古老、最牢固的一种,似乎特别公平。一点也没有弱肉强食的样子,没有哪一方摆出一副仇敌的姿态。如果你要寻找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东西来取代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你得从叶绿体和线粒体暗喻的生命意义中汲取教益。这很费力,但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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