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已经对生物学有了更多、更深入的理解,但对于死亡,我们仍然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纠结和逃避。我们既厌恶谈论,也不愿想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就像旧时公开讨论性病或堕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的桌边谈论战争,可能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像在谈论坏天气一样。我们天天在影视节目里观看血淋淋的突然死亡,甚至没有眨一下眼睛,没有流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人数很少、距离我们很近的时候,我们才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得团团转。问题的核心乃是自身死亡的赤裸和冷酷。这是我们唯一绝对确定的真实,而且说不得、想不得。也许,相比古人,我们更不愿意直面死亡,因为我们心中偷偷地盼望着它可能会消失。我们偷偷地认为,我们似乎已经有很多奇妙的方法来驾驭自然,只要变得更聪明些,比如明年,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曾说:“活着,这一长时间的习惯使我们厌恶死亡。”现下,习惯变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缠住我们,我们牢牢缠住它,而且越缠越紧。我们并不会想要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都失去热情之后。
为了赶走死神,我们在技术之路上已经走了很远,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更久地拖住死神的脚步,寿命或许能比得上俄罗斯的阿布哈兹人,据说他们能健康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疾病、退行性疾病,以及癌症、脑卒中和冠心病,我们就会一直活下去。”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很合乎情理,但一点也靠不住。假如人类没有了疾病,我们在生命的最后十来年,也许可以过得从容一些,但生命可能仍然会照着跟现在差不多一样的时间表终结。我们可能像不同遗传谱系的老鼠,或者像海佛烈克6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设定的天数内死去,起定时作用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都要老去,有些人可能在60多岁就已形销骨立,而另一些人的老去会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至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可能仍将消逝在风中,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并不喜欢如此看待死亡。他们更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之所以会死亡,只是因为我们生病了,死亡由这种或那种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永远地活下去。即使是生物学家也选择这样想,尽管他们的工作中充斥着死亡绝对不可避免的证据。万物都会死亡,我们周围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地衣、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对于最简单的生物的消逝,有时人们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留下的DNA片段似乎比我们更像是生命的一部分(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只是看上去是这样)。苍蝇不会一个接一个地染上疾病。它们只是按照苍蝇的方式衰老、死亡。
即便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长寿之人未必是开心的,但我们依然渴望活下去。如果我们能先找到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来打发漫长的一生,然后再用新技术来延长寿命,那可能才是幸事一桩。相比枯坐在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世间肯定能找到更令人开心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是如此地惊惶于辞世时的痛苦,我们也许就不会如此迫切地想延长生命。尽管我们在生物学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关于死亡这个无人能免的过程,我们掌握的信息还少得惊人。似乎是我们不希望了解它。即使抛开罹患疾病的痛苦,只是孤立地想象死亡,我们对它依然充满恐惧。
有迹象表明,医学已经对死亡表示了新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由于尴尬的发现,我们处理因病死亡的技巧似乎尚不如过去的医生,彼时,他们并不认为疾病是一个个的敌人,也不会认为疾病有时是可以战胜的。在病人临终之际给予陪伴和安慰是一个好医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服务,这些通常是发生在家里。现在,这些却发生在医院,并且是悄悄进行的(人们之所以越来越惧怕死亡,也许是因为相当多的人对死亡全然陌生,他们从未真正在现实生活中亲眼见过死亡)。有些技术允许我们否认死亡的存在。我们将对生命的短暂体验延伸到某个细胞群中,就好比我们在维持旗子屹立不倒。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事;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死亡。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灭几个小时之后,把细胞大量救活,还可以培养它们。不可逆的死亡最终传遍身体的所有部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
也许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发现,死亡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威廉·奥斯勒爵士7就曾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不赞成人们谈论死亡的痛苦,坚持认为并没有那回事。(www.xing528.com)
在一本19世纪关于非洲探险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关于大卫·利文斯通的故事,讲述了他的一次濒死经历。他被一头狮子抓住,那头野兽撕开了他的胸膛,千钧一发之际,因为朋友打了一枪,他才死里逃生。他很清晰地记着每个细节。他惊奇地发现,将死之时是一种平和、镇静和完全没有痛苦的感觉。于是他构建了一种理论,认为所有动物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生理机制,会在死亡的边缘开启,穿透一团平静的迷雾到达彼岸。
我只见过一次死亡的痛苦,发生在一个狂犬病患者身上。在长达24小时的过程中,他极其清楚地知道他自我涣散的每一步,直到最后一息。由于狂犬病特殊的神经病理学规律,患者的保护机制似乎无法开启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心脏病人有过经历死亡,之后又活过来的经验,我们有新的机会能从那里得到死亡生理学的第一手资料。根据第一批心脏停搏后复苏的病人的情况来判断,奥斯勒似乎是对的。那些记得全部或部分情节的人并没有回忆起任何恐惧或痛苦。有些人看上去似乎已经死了,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清醒,他们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超脱感。一名冠状动脉梗死的病人,在医院门前心脏停止了跳动,所有标准都表明他已经死了,但几分钟后,在电极的刺激下,心脏重新起搏,呼吸也恢复了。据他的描述,他感到最奇怪的是,尽管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急匆匆地走来走去,紧张地处理他的身体,他所有的意识却是平静的。
最近有学者研究了阻塞性肺病患者对死亡过程的反应,发现医生旁观死亡过程要比患者感受到的痛苦更甚。大多数病人看上去在泰然地迎接死亡的到来,好像有种熟悉感。一个老太太曾回忆,死亡过程中唯一痛苦和沮丧的部分是死亡被中断。有几回,她被施以所谓正统的治疗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应、纠正体液和电解液紊乱。但每一次她都感觉活过来是一种折磨。她十分讨厌她的死亡过程被打断。
我自己都会吃惊于我竟然怀有死亡无所谓的想法,但也许并不该吃惊。毕竟,死亡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机能,和我们早已习惯的其他生命活动(生、老、病)一样,它的机制同样复杂精密,对有机体的贡献同样卓著,各阶段参与调控的基因同样丰富。
如果说死亡最初的阶段是一个协调统一的生理过程,那仍然有一事尚未解释,就是意识的永久消失。我们永远都搞不清这个问题吗?意识到底跑哪儿去了?莫非它只是卡带,遗失在淤泥中,抑或被废掉?考虑到任何复杂难解的机制都有用武之地的自然规律,意识消失似乎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更倾向于认为,它通过某种方式脱离了附着的纤维,然后就如同一口气一样,重新回到最初释放出它的膜里,成为生物圈神经系统新的记忆。然而我没有数据来证实。
这要留待另一门科学去研究。也许如某些科学家所认为的,由于某种不确定性,仅仅是“看”这个行为就会使死亡变得飘忽、模糊,从视野里消失,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研究意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实情。我羡慕我那些相信心灵感应的朋友。很奇怪,在我所认识的科学家中,似乎欧洲科学家更愿意相信它,也能以更轻松的态度看待。他们所有的姨妈都接收到了“心灵感应的信息”,于是,他们就坐在那儿,很容易就可以获得意识转移的证据,一门新的科学也就诞生了。姨妈若是找错了,从来收不到一点感应,可真是令人沮丧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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