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1357—1402年），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被称为“程朱复出”“正学先生”，浙江宁海人。他是宋濂的得意学生，曾为世子师、翰林院侍讲、侍讲学士，曾主持纂修《太祖实录》等。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杀害，时年46岁。《明儒学案》称其：
自幼精敏绝伦，八岁而读书，十五而学文，辄为父友所称。二十游京师，学于太史宋濂。濂以为游吾门者多矣，未有若方生者也。濂返金华，先生复从之，先后凡六岁，尽传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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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直以圣贤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关怀。朋友以文辞相问者，必告之以道，谓文不足为也。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义利之辨，念虑之兴，当静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犹纵盗于家，其佘无可为力矣。其言周子之主静，主于仁义、中正，则未有不静，非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应物也，故圣人未尝不动。谓圣功始于小学，作《幼仪》二十首。谓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仪》九篇。谓王治尚德而缓刑，作《深虑论》十篇。谓道体事而无不在，列《杂诫》以自警。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真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先生之学，虽出自景濂氏，然得之家庭者居多。其父克勤，尝寻讨乡先达授受原委，寝食为之几废者也。故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不惮放言驱斥，一时僧徙俱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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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世文章共推先生为第一，故姚广孝尝嘱文皇日：“孝孺必不降，不可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186]
可见，方孝孺之学出自宋濂。他主张“入道之路，莫切于公私义利之辨，念虑之兴，当静以察之”；然主静并“非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圣人未尝不动”。此构成其心性之学要的。他作《杂诫》以自警。持守之严，刚大之气，几与朱子相伯仲，所以有“明之学祖”之称。方孝孺主张“王治尚德而缓刑”。“王治尚德”构成其“正统论”政治思想的基石，并由此引出其著名的“法治”思想。他与乃师宋濂之学的区别在于，他排斥释道，以为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并不惮放言驱斥，引来僧徙一时俱恨之。
方孝孺对天道观论述很少，因为“无须论证，它已载于六经，经过‘近世大儒剖析刮磨，俱已明白’”。[187]他认为“是气行乎天地间，而万物资之以生”。[188]“天之生人物者，二气五行也。其运也无穷，其续也无端……惟人也亦然，得气而生，气既尽而死，死则不复有知矣……形尽气尽，而魂升魄降，无所不尽，安能入人胸腹重生于世，而谓之轮回也哉！”[189]他用气运转流行来反对佛教轮回教义，也以气禀的不同来解释人性，“禀气或偏，梏其天明。外与物交，私欲乃萌”。[190]
方孝孺在工夫论上颇着功夫。他强调心的作用，主张治心，通过扩充良知良能而达到至善。他在《杂诫》中云：“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弱使人畏义也。”[191]在《与陈敬斋》中直接提出：“闻君子之于学，将有以扩充吾良知良能，而复吾本然之量，非由外铄我也，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192]“良知良能”之心学范畴已然进入其学术论域。(www.xing528.com)
在《家人箴十五首》中，方孝孺强调了“化民必自正家始”“修身之道，莫切乎治心”的观点。他说：“是以圣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诚其念虑，以正其心，然后推之修身。”[193]为此，他提出了治家的15条箴诫：正伦、重祀、谨礼、务学、笃行、自省、绝私、崇畏、惩忿、戒惰、审听、谨习、择术、虑远、慎言。他推崇小学，把小学的功夫提到和大学的心性修养一样的高度，如他特意在《幼仪杂箴》中详细分列小学20项科目，每项都结合形态和心性。他同样重视在心上做功夫，注重治心、正心，认为治心是根本的，首要的。他在《身修思永堂记》云：“修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则在乎思。”[194]在《书汉三王策书后》中云：“先王之为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国天下行。”[195]由此，他提出了五种“治心之术”，即持敬、寡欲、养慈爱、伐骄泰、择贤士。在“主静”功夫上，方孝孺主张在动态中把握“静”的含义，不是强制心静，而是在心物交接时能够做到仁义中正。他在《答林子山》说：“苟静而无动，则物而不通矣，欲人在仁义中正主静，静应于物耳，非欲人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应物也。”这种观点同时贯穿敬内和义外的功夫。
方孝孺似乎更偏重于敬。他认为敬是复善去恶的转机，是从个体出发，然后由敬内推之于义外。他在《上范先生》中云：“道之大端，修己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修己而为治人之本也。”[196]他认为义是善恶的标准，“爱恶无他，一裁以义。加以丝毫，则为人伪。天之恒理，各有当然”（《家人箴十五首》）。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中指出：“方孝孺的理学方法，同他的老师宋濂通过‘佛氏空寂之义’，由‘无己’到‘真知’的‘明心见性’的方法，以及与刘基‘离物求觉’的方法，甚为相似，即都是偏于内省的直觉方法。”[197]而这种“偏于内省的直觉方法”只是象山心学一路的为学功夫。
方孝孺传承了宋濂“正统”思想。他曾经将自己所作几篇正统论文章交宋濂过目，接受教诲。他曾说：“自予为此文，未尝出以示人。人之闻此言者，咸訾笑予以为狂，或阴诋诟之。起谓然者，独予师太史公与金华胡公翰而已。”[198]他主张“仁义而王，道德而治”的正统思想。他说：“仁义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术而守者，汉唐宋也；强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簒弑以得之，无术以守之而子孙受其祸者，晋也；其取之也同，而身为天下戮者，王莽也。”方孝孺认为“三代”行王道，“三代以下”皆行霸道。但“三代以下”的几个统一王朝，如汉唐宋仍是“正统”。方孝孺强调“正统”的关链在于“正”。儒家一向主张王权统一，政治秩序运行良好，社会安定。[199]方孝孺主张“保民而王”的民本思想，强调礼制的制约作用。他说：“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以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善于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唯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为乐，而以天下为忧。视斯民之未安，犹赤子之在抱。养之以宽，而推之以恕，泽之以大德，而结之以至诚，使其心服于我而不能释，然后天命可保矣。”[200]“正统之君非吾贵之也，变统之君非吾贱之也。贤者得民心，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则天与之矣。安得不贵之乎？”[201]方孝孺认为，君王必须善于知天命，并用“养之以宽，而推之以恕，泽之以大德，而结之以至诚”的方法，来保教民众，以赢得民心，从而得到民众的尊重和支持。
方孝孺十分重视通过礼制的强化，来推行伦理纲常。《石镜精舍记》中说：“人有五常之性，天命也。发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之道，天伦也。天伦之常，天命之本，孰从而明之？《易》《诗》《书》《春秋》《礼记》，圣人之经也。圣人之经，非圣人之私言也，天之理也。天不言而圣人发之，则犹天之言也。三代以上，循天之理以治天下国家，故天命立，天伦正，而治功成，风俗淳。”方孝孺认为三代王道倡明，是因为其“天命立，天伦正，而治功成，风俗淳”。因此，由天命而出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尊长有序，朋友有信”之伦理纲常，必须得到强化。方孝孺说：“古之为学者岂务他哉？务明乎伦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责者尽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临敌致其勇，履难奋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爱，妻子焉而别且慈，朋友焉而诚信不欺。”[202]方孝孺于《后正统论》中提出了“正服饰”以“严华夷之分”的观点，也是他重视礼制的一个体现。他说：“服夫所贵乎中国者，以其有人伦也，以其有礼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203]他认为华夏文化最可贵的是伦理纲常，是礼仪典章各项制度，还有衣冠制度。而这一切文明的制度，都是为了“入先王之道”，也就是为了实现王道理想。而“严华夷之分”，首先得从衣冠之别始。何况华夏文明中的衣冠之制，是可以入先王之道的。他说：
欲谈先王之治者，宜稍定其仪则。凡士、农、工、贾、技、艺、百家之流，于其冠服各为表识，而以其人不以其族。有德之君子化行于乡党，及众所摈弃作过被罪之人，或异其制以为惩劝，亦不以其族而以其人。非士族而有士行者，进于士族尊之，而为不善者服以其服。而居民上者，又接士君子以礼，待庶民众流以法，微示意向以耸动之。民见有德者之被服美，而邪慝者之可耻也，必勉于自修。见为士者之尊，而执艺者之卑，必慎于择术。天下皆慕而欲为士君子，斯民孰与为不善，而祸乱何自而作哉。[204]
方孝孺的“正服”主张，得到朝廷的重视。明朝廷立即颁布《正礼仪风俗诏》，其中有一条就是改定衣冠制度的：“曩因中国衣冠狃于胡俗，已尝考定晶官命妇冠服及士庶衣冠，通行中外，俱有定律。惟民间妇女，首饰衣服，尚循旧习。宜令中书省集议冠服定制，颁行遵守，务复古典，以革近俗。”[205]
由礼治而法治，大约是方孝孺学术思想最具特色处。他主张寓仁于法，寓礼于法。方孝孺坚持儒家德主刑辅思想，反对严刑酷法，认为“治天下有道，仁义礼乐之谓也；治天下有法，庆赏刑诛之谓也”。[206]在方孝孺眼里，“道”具体体现为“仁义礼乐”，“法”则表现为“庆赏刑诛”。他以日常饮食为喻分析说：“仁义礼乐为谷粟，而以庆赏刑诛为盐醢，功成而民不病。”[207]就是说，对于黎民百姓而言，其生存离不开仁义礼乐就如同少不得食粮那样。方孝孺主张“立法利民”的法治，他认为，立法至要的是为了利民，法是保护民众利益，是打击那些侵害民众利益的不法行为的有力武器，法可以“禁暴乱、贪猾、诡伪、盗窃”。他说：“法制所以备乱，而不能使天下无乱。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药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祸乱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民者，天下之元气也。人君得之则治，失之则乱，顺其道则安，逆其道则危。其治乱安危之机，亦有出于法治之外者矣。”[208]“圣人之为法，常治之于未为之先。”他认为，立法是防患于未然。国家为民众提供法的保护，民众就会拥护政府，进而保证社会稳定，国运长久。
进而方孝孺主张立法必须公正，体现“公意”，官府不应该“出于己”“一准其私意”。[209]如果将“一家之法”强加于民，变为“天下之法”，如此立法是非法的，其结果必将是“自乱其法”。方孝孺认为，百姓必先使其知法、明法，才能守法。他说：“使其（民）心自知其非而不肯为。”[210]“民畏笞骂为杀戮”[211]。百姓知道触犯法律将要所承担的责任，就会自觉守法，不会去做违法犯罪的勾当。不触犯法律，就不会受到刑责，所以立法设禁也是“爱民”之体现。如此才能使国家社会达到“为法者不烦，守法者不劳，而民不敢为乱”[212]的和谐境地。因此他主张“先教后诛”。他说：“欲其无贪黩也，必先使之畏戮辱而重廉耻”[213]。就是说，要教育民众知道廉耻，自觉守法。对那些冥顽不化者方才施以重罚。可见，方孝孺之法治思想是民主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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