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良，字叔鸾，自号九灵山人，晚称嚣嚣生，婺浦江人。他以古文名于元明之际，曾学文于柳贯、黄溍、吴莱等，学诗于余阙，与宋濂、王袆等为同门师友。戴良博通经史，旁及百家、医、卜、释、老之学。至正十八年（1357），朱元璋下金华，命与胡翰等十二人会食省中。宋、戴二人更番讲经史，陈治道。戴良被聘为郡学学正，但不久就弃官逸去。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顺帝用荐者言，授戴良为江北行省儒学提举。戴良见时事不可为，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至苏州依附张士诚。后见张士诚将败，掣家泛海，抵登莱。洪武六年（1373），戴良南还，变易姓名隐居四明山。洪武十五年（1372），朱元璋召戴良至京师，他以老疾固辞。因忤旨，于洪武十六年（1373）四月暴卒。《明史》载“（良）自裁也。元亡后，惟良与王逢不忘故主。每形于歌诗，故卒不获其死云”。[176]
《明史》列戴良于《文苑传》，而戴良之学不仅限于文学，其于经学亦多所发明。《明史·艺文志》载戴良有《九灵山房集》30卷。《九灵山房集》中并无专门的经学著作。《千顷堂书目》称戴良有《春秋经传考》32卷，《经义考》称是书为《春秋三传纂玄》。戴良于《春秋》之学，颇着功夫。其“依史读经，寓经于史”之史学思想，是以《春秋》学为基点的。
戴良《春秋三传纂玄序》曰：
错薪刈楚，披沙拣金，微事尚然，而况于学乎，况于圣人之经有所芜汲于传注者乎？然则《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学士大夫往往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统绪之会归者。无他，亦惟传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间故耳。呜呼！《春秋》辞尚筒严，游夏之徙巳不能赞以一辞，而吾圣人之微言奥指，果有待于支离繁碎而后见耶？传《春秋》者有三：日《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释经，《左氏》主载事。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为多。然而义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梦之间；谠言善训，不多于委巷浮戏之语。鳞杂米聚，混然难证，而《公》《穀》之说又复互相弹射，不可强通，遂令经意分裂而学者迷宗也。良自蚤岁受读即尝有病于斯，寻绎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元要。疏之经文之下，其于一事之传，首尾异处者，既得以类而从，而文意俱异各有可存者亦皆并列其语。然后随文睹义，若网在纲，虽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复本文之旧，而锄荒屏翳，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拣金之细，不又有间乎。虽然亦将藏之箧笥，以自备遗忘而己。若夫优柔厌訞，自博而反约，则三君子之成书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间，以为是经之蠹哉。[177]
在此，戴良提出了自己的《春秋》学观点。他认为《春秋》三传者，《左氏》《公羊氏》《榖梁氏》，其中《公羊氏》《榖梁氏》主释经，《左氏》主载事，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而因以求意者是《左氏》。因此，要读懂《春秋》三传，《左氏》是关链。但《公羊氏》《榖梁氏》互相弹射，不可强通处甚多，遂令经意分裂而致学者迷宗。许多学者往往儿童就开始习《春秋》，而至白首也不知其统绪之所归。戴良认为要学好《春秋》，就必须“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元要”“随文睹义，若网在纲”并“错薪刈楚，披沙拣金”一般疏通经文，对首尾异处者，进行归类整理，进而自博反约。这不仅仅是学者读《春秋》的方法，也是读其他古籍的一般方法。由是可见戴良为学功夫之踏实。
戴良对《春秋》之学及其至元代的流传作了详尽介绍。他说：
昔之传《春秋》者有五家，而《邹》（《邹氏传》）、《夹》（《夹氏传》）先亡，学《春秋》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则无所考征矣。然《左氏》熟于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实，《公》《穀》近于理而害乎理之正者，要不能无至。唐啖赵（唐代经学家啖助与赵匡的并称）师友者出，始知以圣人手笔之书，折衷诸家之是非，而传己亡逸。继是而后，为之传者虽百十佘家，其言虽互有得失，能不传会三家之说者鲜矣。胡康侯（胡安国）得程子之学，慨然有志于发挥。而其生也当宋人南渡之时，痛千佘年圣经遭王临川（王安石）之禁锢，乘其新败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为乱贼者增惧。若夫圣人作经之本意，则未知其如何也。然自当时指为复雌之书而不敢废，太学以之课讲，经筵以之进读。
至于我朝设进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独以胡氏为主本，则以三纲九法集然具见于是书。而场屋之腐生，山林之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有可悯念者矣。然则学《春秋》者亦将何所折衷乎？窃尝考求之而得其说矣，吾志在《春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所以论春秋也，盖方是时，王纲日紊，篡夺相寻。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于是约史一记而修《春秋》，使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此其为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日：“《春秋》，夫子之刑书。”而大门王氏亦日“《春秋》一经，无罪者不书，惟罪有大小，故刑有轻重耳。”斯言也，盖有得夫孔孟之遗意也。是则学者之折衷，固无出于夫子之自道，与夫孟子之所以论《春秋》者矣，后之立言岂有加于此哉。先生之于是书，下既不惑于褒贬之说，上复不失乎笔削之义；外有以采择诸家之博闻，内有以发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凿，正而不迂；详而无佘，约而无阙；庶几善学者焉。然其推传以达乎经，因贤者之言以尽圣人之志，则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论者为多，是可以见其折衷之所在矣。佘自幼岁即知读是经，而山林孤陋之风，科举利禄之念，或不能无，故其所学不过曲士腐生之为耳，乌覩所谓经之义圣人之蕴哉。[178]
戴良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倡明王道，而使乱臣贼子惧。故曰《春秋》乃天子之事。孔子所作之《春秋》，下既不惑于褒贬之说，上复不失乎笔削之义；外有以采择诸家之博闻，内有以发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凿，正而不迂；详而无余，约而无阙，可以称得上是善学。它推传以达经，因贤者之言以尽圣人之志，尽显孔子之道。然科举制度下，场屋之腐生，山林之士摘取微文以破碎大道，从而使《春秋》之义不明，学者不知何所折衷。
戴良在《夏正辨》中，对后世《春秋》学者于“夏”的认识之正误进行了辨析。他说：
周家以子五寅为春，卯辰巳为夏，午未申为秋，酉戌亥为冬者，孔安国、郑康成之大误也。且改时易月之论，《孔》《孟》以前经无明文，自左氏、孔、郑诸公迭为之说。于是杜预之注《左氏》，何休之注《公羊》，范寗之注《穀梁》，孔颖达之述《正义》，往往舍经信传，踵谬承讹，千有佘年，无有能正其非者。历至河南程氏始断之日：“周正月非春也。”此一言也真足以破千载之惑矣。然又日：“假天时以立义，犹不轻于斥《左氏》也之非。”胡康侯见冬不可以为春，遂发明程子之意，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诚如是也。……杜预之于《左氏》每委曲迁就，无一言之不合。说者谓预为《左氏》之忠臣，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其在诸儒将不谓之忠臣乎哉？日：“正其非以救其失，正所以为忠也。”若预者乃《左氏》之诀臣，其于忠乎何有？[179]
戴良认为，杜预注《左氏》，何休注《公羊》，范寗注《榖梁》，孔颖达述《正义》，往往舍经信传，踵谬承讹，千有余年，无有能正其非者。至程氏、胡安国才予以正之，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可见，戴良于《春秋》之学颇具功力。
受传统婺学浸润，戴良对吕祖谦“性命道德”（即心学）之学和陈亮事功之学，也进行了广泛吸收。他说：(www.xing528.com)
天地之间，有至巨而无配者，道也。人能心会而身履之，口诵而书存之。则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渊乎其深，非江海而润，非雨露而泽，非日月霜雪而光华严厉。其所著见于后世者，固将弊穹壤亘古今而不穷，贯金石蹈水火而不灭类。佘尝考之于经，稽之于史，求其如斯人者，恒旷数十世而一见，越数百里而一得。[180]
戴良认为“道”在天地间至巨无配，且“弊穹壤亘古今而不穷，贯金石蹈水火而不灭类”，唯有人能以心领悟之，以身践履之，以书而传诵之。而道载之于经文，故而“一经既明，而诸经之理皆会之于方寸。所谓由书而心，由心而身，由身而国而天下。追踪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181]由经书而明心，由明心而修身，由修身而致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千百年来恪守的人生哲学，也是儒家人士人生价值实现之途。作为儒士的戴良，也坚守斯道，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因而，戴良之学必然是强调经世致用的，也是带有事功之色彩的。戴良在《一经斋记》中云：
经者，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以故世有四经、五经，以至六经、九经、十三经之名。今起贤以一经名斋，其言固有自来。然所以教其子者，不既狭矣乎？徐而思之，学者盖欲明夫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也，天理民彝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理于天下而垂之万世，非托文字则不能以自传也。故自伏羲至于孔子而垂世立教之具案然矣。后之学者必将由是沈潜参伍，以明乎在我之本然，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其为道不既筒且易乎？然自世变俗衰，为师者不知所教，为子弟者不知所学，则其求之于文字者，乃在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是以书愈繁而理愈晦，学愈劳而心愈杂。
此无他，盖不知天理民彝之本然在我而不在彼也。学者于此苟能弃其俗学之繁劳，以求圣学之筒易，则一经既明，而诸经之理皆会之于方寸，所谓由书而心，由心而身，由身而国，而天下。追踪古昔，有不期然而然矣。虽然，昔人有三年而读一经者，有皓首而穷一经者，亦有白首而不能通之者。其用力也深，其收功也远，一经之教讵可以易心求哉。林也能以而父之心为心，知夫天理民彝无待于外求，而静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之神明清虚纯一，有以为受学之地，然后谨之以条约，严之以矩度，大玩经中之所蕴。真积力久，日就月将，异日彬彬而起为国效用，虽匡衡以一经致宰相，师丹以一经位三公，公孙宏以一经处台鼎可驯至矣。韦公之言，夫岂欺我也哉！[182]
戴良在此认为，士者欲知天理民彝，无须待于外求，而必须“静以持之，敬以存之，使此心之神明清虚纯一”，有以为受学之地。然后谨之以条约，严之以矩度，大玩经中之所蕴。真积力久，日就月将，异日彬彬而起以为国效用。“静以持之，敬以存之”，使心“神明清虚纯一”之修为方式，显然是受杨慈湖心学之影响。“静以持之，敬以存之”是象山心学的为学方法，而对心的认识上，慈湖有“吾心虚灵”“吾心神明”之云。对象山心学的融合，原本即是吕学所倡。戴良在《题杨慈湖所书陆象山语》中，对此观点更说得透彻。他说：
陆文安公之学由《中庸》尊德性而入，故其用工不以循序为阶梯，而以悟入为究竟。所谓传心之学是巳。斯学也，江右诸公多得其传，淅水之上传之得其宗者惟杨文元公。文元官富阳时，获见文安而进拜焉。立谈之，顷即领道要，故其所就卓视文安有光。文安此帖有“家之兴替在德义，不在富贵之语”，盖亦心学之所发耳。文元书之以自厉，且署门人杨某于后，非有得于心学之传者若是乎？夫文安之学，圣人之学也。韩子谓求观圣人者必自《孟子》始。予亦谓求观文安者必自文元始。师程知慕二公，取其言与字尊信而表章之，是亦文元之徙也欤？[183]
戴良认为象山之学由《中庸》尊德性而入，其用工以悟入为究竟。称为传心之学，是圣人之学。有人说想知道孔子之学，必须自《孟子》开始。戴良认为，欲知象山之学，必得自杨慈湖开始。慈湖乃象山高足，象山心学在浙江得以流传，全得力于慈湖。慈湖以“心之精神是谓圣”为心学要旨，于浙东甬婺及淳安间，广泛传播象山心学，与以朱学世嫡称的北山学派，遥相抗衡，使之成为由宋入元时期的浙江显学之一。而元末婺州陈樵，即是慈湖私淑者，对慈湖之学多有发明。可见，戴良对慈湖之学也不陌生。认为慈湖“家之兴替在德义，不在富贵之语”，亦心学之所发耳。
戴良以致用为学术要的，提倡“为学适于世用”。他在《赠勾无山樵宋生序》称：
佘尝考近代贤材，而怪士之为学多不适于世用。谈经术者徙知章句之当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学者又方务以言语声偶，摘裂相夸尚，每弃本而趋末。求其可用于当时，盖不数数然也。世之人不贤者恒多，而贤者恒少，幸而为贤者矣。[184]
戴良对当时学界谈经术章句，而不知事之用；迂工文学，每弃本而趋末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倡导学术务“求其可用于当时”。桂彦良曾如此评价戴良之文：
士未尝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当可为之时，大之推德泽于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尽其心力于职业之中，固不暇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后传也。至于崎穷不偶，略无所见于世，颇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则奋其志虑于文字之间，上以私托于古之贤人，下以待来世之君子。呜呼！是岂其得己哉？此佘于浦阳戴先生而有感者也。[185]
桂彦良以为，当世之士都想以文章显著名，此乃士之不幸也。那些志向远大的士，或推德泽于天下，或以小惠一邑施一州，他们尽其心力于职业之中，不暇为文，但名声亦待文章而显著。崎穷不偶之士，欲奋其志虑于文字间，以期著之名。而戴良是两者兼可为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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