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婺学三家王袆学术及影响

王袆，字子充，浙江义乌人。师从黄溍、柳贯，与宋濂同门学友，同为明初婺学代表性人物。他强调《六经》以致用为其本。史学上，他与宋濂同任《元史》总裁官，并续吕祖谦《大事记》而作《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等。此外，他还著有《青岩丛录》《华川集》等文集，均收入后人编刊的《王忠文集》。洪武六年，奉诏出使云南，诏谕梁王归降，为北元使臣托克托所杀。建文时谥“文节”，正统年间改谥“忠文”，开明代文臣得谥之传统。《明史·忠义传》有载。

《宋元学案·沧洲学案下》王袆与宋濂、戴良等，同列“文贞（黄溍）门人”。其传云：

王袆，字子充，义乌人。幼秀爽奇敏，师事黄晋卿。元政乱，先生为书数千言，上时宰，危素、张起岩并荐，不报，隐青岩山著书。明洪武初，授江西儒学提举司校理，迁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召修《元史》，为总裁官。书成，擢翰林侍制，兼国史编修。奉使云南，为梁王把都所害。其遗文有《华川集》《玉堂杂著》诸书。正统间，追赠翰林学士，谥忠文。^[154]

王袆在《儒解》中称：“有用之谓儒。世之论者顾皆谓儒为无用，何也？曰：非论者之过也，彼所谓无用，诚无用者也，而吾所谓有用者，则非彼之所谓无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尝用于天下矣，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为道也，自格物致知，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内外无二致也。自本诸身，以至于征诸庶民，建诸三王，本末皆一贯也。小之则云为于日用事物之间，大之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也。斯道也，周公孔子之所为儒者也。”^[155]在《原士》中曰：“呜呼！人之各习其业以为世用者，其为道举不易也，而其尤难者盖莫难于为士矣。士之难为何也必其性之尽于内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应于外者足以措诸用也。”^[156]

王祎认为儒者以致用为本，故学者及思想必须随时制宜。他在《王氏迂论序》称：“圣贤之道所以致用于世也，礼乐典章制度名物，盖实致用之具，而圣贤精神心术之所寓，故在学者尤不可以不讲。是故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苟不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则何以涉事济变而弥纶天下之务哉！秦汉以来，儒者之学或泥于训诂，或沦于辞章，或谣于清虚，或滞于功利，其于圣贤致用之道能通焉者鲜矣。”^[157]王袆认为，无论是儒还是士必须“措诸用”，就是能经世致用。这种思想运用到对《六经》解读上，就有了“《六经》圣人之用”之说。他在《六经论》中云：“《六经》，圣人之用也。圣人之为道，不徙有诸己而已也，固将推而见诸用，以辅相乎天地之宜，财成乎民物之性，而弥纶维持乎世故。所谓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者也。”^[158]“为天地立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乃儒家终极使命。儒学有此用世之使命在，其人其学就必然以能经世致用为的。这是王袆强调儒学和《六经》致用的逻辑起点。由是便有了《六经》之用，他说：

是故《易》者，圣人原阴阳之动静，推造化之变通，以为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趋吉而避凶；《书》者，圣人序唐、虞以来帝王政事号令之因革，以为设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图治而立政；《诗》者，圣人采王朝列国风、雅之正变，本其性情之所发，以为讽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惩恶而劝善；《礼》，极乎天地朝廷宗庙，以及人之大伦，其威仪等杀，秩然有序，圣人定之，以为品节之具，其用在乎明幽显辨上下；乐，以达天地之和，以饰化万物，其声音情文，翕然以合，圣人协之，以为和乐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义，尊王抑霸，内夏外夷，诛乱贼、绝僭窃，圣人直书其事，志善恶，列是非，以为赏罚之具，其用在乎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159]

王袆认为，《六经》之用关乎趋吉避凶、图治立政、惩恶劝善、显辨秩序、和乐天地、正义明道等，涵盖了天地人神所有方面。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世故之所以久长而不坏，皆由《六经》使之然。故言“圣人之用载于六经，如日月之明，四时之信，万世无少替也”。由是观《六经》，其实乃圣人致治之要术，经世之大法，措诸实用，为国家天下不可一日或缺。既然如此，学者就不能以空言视《六经》，更不能以空言治《六经》。

王袆认为《四书》《六经》其理同一。他说：

以予论之，治《易》必自《中庸》始，治《书》必自《大学》始，治《春秋》则自《孟子》始，治《诗》及《礼》、乐必自《论语》始。是故《易》以明阴阳之变，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于太极，太极即诚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终言天道。人道必推极于至诚，故日治《易》必始于《中庸》也。《书》以纪政事之实，载国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学》自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亦本原于明德，故日治《书》必始于《大学》也。《春秋》以贵王贱霸、诛乱讨贼，其要则在乎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辟异端，距邪说。其与时君言，每先义而后利。故日治《春秋》必始于《孟子》也。《诗》以道性情，而《论语》之言《诗》有日“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日“可以兴、可以群、可以怨”。《礼》以谨节文，而《论语》之言《礼》，自乡党以至于朝廷，莫不具焉。乐以象功德，而《论语》之言乐，自韶舞以及翕纯皦绎之说，莫不备焉。故日治《诗》及《礼》，乐必始于《论语》也。此《四子》《六经》相通之类然也。虽然，总而论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经》亦一理也。汉儒有言“《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嗟乎！岂独《论语》《孟子》为然乎？故自阴阳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伦日用家国天下之所当然，以尽乎名物度数之详，《四子》《六经》皆同一理也。统宗会元，而要之于至当之归，存乎人焉尔。^[160]

王袆对朱子“四书学”的态度上，比宋濂与北山四先生学派似乎走得更近些。

王袆与宋濂一样，以继承和振兴吕学为己任。因此，对吕氏之学表现出十分的推崇。他曾在《宋景濂文集序》中云：“宋南渡后，东莱吕氏绍濂洛之统，以斯道自任，其学粹然一出于正。”^[161]王袆认为，在南宋婺学“吕陈唐”三家中，吕学绍濂洛之统，粹然一出于正。吕学才是正学。因此，他即有志于继承振起吕学于元末明初。

最有力的事实是，他按照吕祖谦《大事记》体例，编撰了《大事记续编》。吕祖谦《大事记》共计27卷，其中中文12卷，附《通释》3卷，《解题》12卷。是书取司马迁《年表》所书，编年系月以纪《春秋》后事，始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71年），迄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每以一日排比一年之事。本欲起春秋后迄于五代，会疾作而罢。^[162]此书亦具有体例，即如每条之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一一具载出典，固非臆为笔削者可及也。《通释》3卷如说经家之有纲领，皆录经典中要义格言。《解题》12卷则如经之有传，略具本末而附以己见。凡《史》《汉》同异及《通鉴》得失，皆缕析而详辨之。又于名物象数旁见侧出者，并推阐贯通，夹注句下。《朱子语录》每讥祖谦所学之杂，独谓此书为精密。又谓《解题》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王袆《大事记续编》基本上准此格局，只是将解题附于各条之下，而不另成一书。

王袆在《大事记后记》中云：

东莱先生吕成公，躬任斯道之中，诸经既皆有所论，而于史学尤长。其用古策书遗法作《大事记》，诚史家之大法也。当时朱文公盖深服之，谓自有史以来，无如此书之奇者。初公以为是书务存古意，故其与题解各自为书。今则《春秋》经传相附之例，以题解相附于各条之下。虽知非公只本意，而庶几习其书者，获便与观览。间窃以臆见复加搜辑，而补其一二。不匙之罪，则固所不敢逃也。^[163]

王袆《大事记续编》中的史实，也基本上是接续吕祖谦《大事记》。其起自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79年），迄于宋德佑二年（1276），计1365年。今所见传本仅止于五代周显德六年（959）。王袆以正统论统领《大事记续编》，但他的正统论于欧阳修“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164]的正统论又有所发展。这主要反映在他引入了“妄”与“偏”两个概念。所谓“妄”者，“盖当其（是非）难明之际，验之天文”也，也就是说“天应人事”是妄说。而当其（是非）难明之际，唯“稽之人言”则就是“偏”。王袆认为，写史遇到（是非）难明的问题，不应该“验之天文”，或稽之前人之言。否则也不是正统论的主张。“论正统而不推天下至公，据天下之大义，而溺于妄于偏，其亦不明于《春秋》之旨也。”^[165]坚持以天下“至公”和“大义”，去看待史实，才是史学正道和要的。

王袆在《大事记续编》中，多次批驳了这种“天人感应”论。如卷三中的“丙午，立婕妤王氏为皇后，封其父禁为阳平侯”条下，王袆作解题云：(www.xing528.com)

夫王莽变天下，以馅伪自谓裔出黄虞，其详不可致，诘然则沙麓萝月之类，皆假神怪以证愚俗耳。班固乃从而尽纪之，柳宗元作贞符如玄鸟巨迹、白鱼流火之异，一切排诋之，以扶正道，固安足以语此。^[166]

此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所载汉元帝封王政君为皇后事。其时为汉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公元前47年）。王政君阳平侯王禁次女，汉元帝刘奭皇后，汉成帝刘骜生母，王莽姑妈。王莽篡汉时，皇太子孺子婴只有两岁，太皇太后王政君据群臣之意，命王莽代天子临朝听政，称假皇帝。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王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王莽为真命天子。次日，王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新”。王政君由此大怒将玉玺砸在地上，致使传国玉玺还崩碎了一角，不久忧愤而亡，与汉元帝刘奭合葬渭陵。故此，王袆由王政君引入王莽篡汉事，其时王莽自谓裔出黄虞，假神怪以证愚俗之事。而班固则对王莽事从而尽纪之，而柳宗元曾作《贞符》一诗，云：“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对“符命说”进行了批判。

再如《大事记续编》卷四，“刘向奏《洪范五行传》”条解题：

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于乱政，而考其所发，验以人事，往往道其所失，而以类至。日迅雷风烈必变，盖君子之畏天也。见物有反常而为变者，失其本性，则思其有以致而为之戒惧，虽微，不敢忽而巳。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盖自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徙，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俾《洪范》之书，夫其伦理，有以见所谓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也。^[167]

王袆认为，所谓“天地之灾异，生于乱政，验以人事”之说，是董仲舒、刘向、刘歆辈曲解《洪范》本义，是“失圣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王袆说：“以谓天道远，非谆谆以谕人，而君子见其变，则知天之所以谴告，恐惧修省而已。若推其事应，而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则将使君子怠焉。以为偶然而不惧，此其深意也。盖圣人谨而不言如此，而后世犹为曲说以妄意天，此其不可以传也。”^[168]王袆主张对天地之灾异，要“以为偶然而不惧”，并“谨而不言”所谓“天人感应”。这表现了他具有注重人事的理性精神。

王袆的《大事记续编》有许多突破前人的地方。四库馆臣称：“考何乔新集，尝称袆此书予夺褒贬，与《纲目》不合。如《纲目》以昭烈绍汉统，章武纪年，直接建安。此书乃用无统之例，以汉与魏、吴并从分注。又《纲目》斥武后之号，纪中宗之年，每岁书帝所在，用《春秋》公在乾侯例。而此书乃以武后纪年。又李克用父子，唐亡称天佑年号，以讨贼为词，名义甚正。故《纲目》纪年，先晋后梁。此书乃先梁后晋，皆好奇之过。”^[169]可见，王袆在《大事记续编》中，在刘备、武则天、唐中宗、李克用等纪年问题，都有与朱熹《通鉴纲目》存在不合之处。这说明王袆没有盲从正统论，而具有自己独立的史学见解。

王袆的《大事记续编》继承了吕祖谦的注重考证之旨。“如《通鉴》载汉武帝仙人妖妄之言，淖方成祸水之说，以为出于《汉武故事》《飞燕外传》，讥司马光轻信之失。纪光武帝省并十三国，以地志正本纪之误，此类考证、辨别皆为不苟”。王袆的《大事记续编》还保存了不少史料，如宋库《纪年通谱》因年久无传本，刘羲雯《长历》仅《通鉴目录》用以纪年，书亦散佚，而王袆此书间引及之，使不少失传的史料得以保留。且它亦与吕祖谦《大事记》同，于每条之下各注“从某书修云云”，“一一具载出典，固非臆为笔削者可及也”。^[170]

王袆在表达自己续写《大事记》意图时说：“圣贤之道所以致用于世也，礼乐典章制度名物盖实致用之具，而圣贤精神心术之所寓。故在学者尤不可以不讲。……苟不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则何以涉事济变，而弥纶天下之务哉！”^[171]王袆认为，经世致用是圣贤之道的根本，具体的典章制度则是圣贤经世精神的寄托，也即致用的器具。“致用”是为了能够“经邦”，“经邦”就必须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来表现，而获得处理具体事物经验的重要途径就是对历史的学习。

王袆与宋濂同任《元史》总裁官。“时编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发凡举例一仰于先生（宋濂），先生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纪传之大者，同列敛手承命而已。逾年书成，先生之功居多”。而王袆则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浩兼国史院编修官。公与宋濂同为总裁，笔削之劳，一无所委”。^[172]可见，宋濂其实只是负责《元史》撰编之纲领，而王袆才是负责撰写的，以及将各人撰写好的内容修改润色并加以编排。《元史》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出自王袆之手。《元史·忠义传三》中有《刘耕孙传附刘焘孙》，其云：“余顷奉诏修《元史》，于凡以死询国者，必谨书之，厉世教，扶人纪也。当时得耕孙死事，既已登载，而有司不复以焘孙事来上，使其传阙焉，何世之不乐成人之善者，类如是软……因为著之于篇，以补史之阙文”。^[173]可见，王袆在修《元史》时，对“忠孝”之事格外予以关注，《元史·列女传二》卷二〇一中的《禹淑静传》，与《王忠文集》卷二一《禹列妇传》所记内容相同，且文字亦略同，仅名字有一字之差。而对“忠孝”的关注，则是为了“厉世教，扶人纪”。

修史以“厉世教，扶人纪”，是可谓王袆史学要的，也是其热衷于史学的原因，更是其“经世致用”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体现。

王袆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对务实学风的追求上。《元史·郭守敬传》中，王袆对这位在天文、水利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元代科学家，分别在《元史》的天文、历法、河渠等志之做了详尽的记述。王袆对郭守敬专注于天象术数、水利事功之学，而致经纶之用，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他说：

自古国家之兴，相与巩王基而宏大业者，固资鹿臣硕辅之力，而又必有博识特见之君子，通天人之学，而明于术数事功者出其间，以致夫弥纶之用，然后一代之治可得而成焉。观乎世祖之世，若刘秉忠、窦默、王询、郭守敬是己。守敬视诸人虽稍后，其尤称宏博而杰特者乎。夫自金、宋以来，学者务攻辞章，以哗世而取重，鲜有措诸实用者，况乎天象术数、水利事功之故，当世不讲久矣。而守敬独能任其绝学，精神心术之所及，度越古人远甚，用能成一代之制，而示百王之法。元之为国，于是继古帝而无愧矣。^[174]

王袆认为，金、宋以来，学者只重辞章之学而不“措诸实用”，是不值得提倡的。而郭守敬以天象术数、水利事功之学，致力于经世致用，才是国家能不断发展而可以“继古帝而无愧”的人才。国家需要有这样“通天人之学，而明于术数事功”的实用型人才。

王袆青年时曾随黄溍与朱廉合撰过《义乌志》7卷。在大都期间，他曾以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成《国朝名臣列传》，“总百有二十，辄用正史之体，仿宋《东都事略》而为之”，^[175]在苏天爵记录的47位名臣的基础上又增补了7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