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1141—1226年），字敬仲，号慈湖，慈溪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曾任富阳主簿、乐平知县、温州知府等，以耆宿大儒膺宝谟阁学士，谥号“文元”。致仕后筑室德润湖（后更名慈湖），世称慈湖先生。其著述主要有《慈湖遗书》17卷，又续集2卷；《慈湖诗传》20卷；《杨氏易传》20卷；《五诰解》等。
慈湖任富阳主簿时，曾受陆九渊亲炙，兹后“忽觉此心澄然清明”，遂拜象山为师，沉潜于心学。慈湖与舒璘、沈焕、袁燮、韩宜卿、蒋存诚、沈文彪、汤建、叶秀发、韩度为友，往复切磋，形成了自己的心学体系。又于甬上兴学授徙，遂成“慈湖学派”（又称四明学派）。慈湖与袁燮、舒璘、沈焕等，世称“甬上淳熙四先生”。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云：“吾乡前辈，于朱、呂、陆三家之学并有传者，而陆学最先杨、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杨、袁尤多昌明之功。”[65]慈湖之学把“心”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发挥象山“本心”说，认为“人心即道，自灵自明”。[66]又以易理阐明其宗旨，认为“易者，己也。……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67]“天地之心，即道，即易之道，即人之心，即天地，即万物，即万事，即万理。”[68]把“道”“性”“仁”万事万物万理等皆归结于人“本心”之中。慈湖学派与朱学吕学后绪的北山学派、文清学派等并盛于浙东，成为象山“心学”向阳明“心学”发展的中间环节。
慈湖弟子众多，如袁甫、冯兴宗、史弥忠、钱时、洪梦炎、陈损、桂力荣、童居易、舒铣、舒衍、郑节夫、顾平甫、傅太原、薛疑之、真德秀、刘宰、史蒙卿、王扬、郑五、赵访、陈苑、桂彦良、黄震、赵僧等者。全祖望在《石坡书院记》云：
慈湖弟子于大江以南，《宋史》举其都讲为融堂钱氏。予尝考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师门之绪者，莫如鄞之正肃袁公、蒙斋侍郎陈公、习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顾袁、陈以名位著，而桂稍晦。……桂氏自石坡以后，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斋之敦朴，长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声闻不坠，至今六百佘年，犹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为远矣。[69]
赵偕之后，又有桂彥良、乌本良、向寿诸君继之。全祖望与郑南溪论《明儒学案》事目云：“杨文元公之学，明初传之者尚盛。其在吾乡，桂文裕公彦良、乌先生春风、向献县朴，其著也，是为慈湖四传之世嫡。”[73]桂彦良、乌本良、向寿诸君，将慈湖心学带入明初学术舞台，使洪武时期的理学包容了心学。《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载：
（彦良）每侍帝（朱元璋），必以二帝三王为本，而折衷于孔、孟，要以明圣学，格君心为务。至于历代治忽，启迪不倦，诚意恳至。凡所言，无一不当帝心，至书其语揭便殿。复谓诸大臣日：“此彦良与朕论至于此，汝等宜亲炙儒者。”……帝日：“江南儒者，惟卿一人。”对日：“臣不如宋濂、刘基。”帝日：“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先生至晋，制《格心图》献王。后更王府官制，改左长史。朝京师，上万世太平治要十二策。帝日：“彦良所陈，通邃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74]
可见，慈湖四传之桂彦良于学术方面，在朱元璋的心里竟在宋濂、刘基之上。屡被朱元璋称为“江南儒者惟卿一人”“若彦良，可谓通儒矣”。而集吕学之大成的大儒宋濂，在朱元璋眼里只是一介“文人”而已。
慈湖心学之传，其次是淳安。淳安钱时，字子是，乃慈湖高足。钱时之后，则有夏希贤（字自然）、吴暾（字朝阳）继之。《宋元学案》卷七四《慈湖学案》《修撰吴朝阳先生暾传》载：“严陵自融堂讲学后，弟子极盛。入元，则夏自然为大师，而先生（吴暾）接之而出。”[75]吴暾弟子最盛，郑玉曾随其受业三年。
慈湖心学在婺州，则始自吕祖俭。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七三《丽泽学案》云：“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76]可见，吕祖俭是与其兄吕祖谦同创吕学。淳熙九年（1173），吕祖俭受铨命赴四明任监仓之职。这是一件不仅对吕祖俭本人学术思想，甚至对整个“浙东学派”发展，皆影响深远的事情。对此，何炳松曾指出：“金华一支三家崛起之后产出一个吕祖俭，他把金华的史学第一次传到四明去，这都是我们研究浙东学术时必须注意的史迹。”[77]吕祖俭离婺入甬，在把吕氏史学传统带入四明的同时，也深受甬上心学浸染。全祖望在《呂忠公祠堂碑文》中云：“忠公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献之传，左右其间，其功无所见于官守，而见之讲学。”[78]对吕祖俭在四明讲学情况，《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载：
时明州诸先生多里居，慈湖开讲于碧沚，沈端宪讲于竹洲，洁斋则讲于城南之楼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游出。先生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献之传，其于诸讲院，无日不会也。甬上学者遂以先生代文靖，亦称为四先生。而滕德粹为鄞尉，朱文公语之日：“彼中有杨、袁、沉、吕，可与语也。”[79]
可见，吕祖俭与“甬上淳熙四先生”交游甚深，以至于在“舒璘以宦游出”以后，取而代之，而名列新“甬上淳熙四先生”。连朱熹都如此认为，他对将任鄞尉的滕德粹说，那个地方有杨简、袁燮、沈焕、吕祖俭，你可以与他们商讨交流学问。吕祖俭对四明学术的融入，不仅仅表现在讲学上，他在学术思想上也几乎接受了慈湖心学。吕祖俭在与朱熹书中曾云：
诲谕谓只于静坐处寻讨，却恐不免助长之病；或又失之，则一蹴而堕于释氏之见。某自顾涣散之久，近稍收拾，粗有静养功夫。然功夫浅簿，客虑犹多，虽未至便有此病，然亦岂敢不常自警省也。兼亦自觉未堕释氏之见者，盖释氏是从空处求，吾儒是自实处见，喜怒哀乐之未发，初非空无，寂然不动，本皆完具。释氏于此看得偏阙，所以随在生病。又元者，善之长底意思，释氏既不识元，绝类离群，以寂灭为乐，反指天地之心为幻妄，将四端苗裔遏绝，闭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则要于此发处认取也。[80]
此信提倡以“静坐”的功夫体验“喜怒哀乐之未发”，与慈湖心学已相去不远。还对朱熹批评他“一蹴而堕于释氏之见”之语，做了辩解。认为“元者，善之长底意思，释氏既不识元，绝类离群，以寂灭为乐，反指天地之心为幻妄，将四端苗裔遏绝，闭塞不容其流行。若儒者，则要于此发处认取也”。其实，吕祖俭此处不仅仅在为自己做辩护，更为整个四明心学做辩护。其后他似乎走得更远，议论间其心学意味更浓，甚至教弟子说：“‘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圣人曰：‘中庸，庸常也。’于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81]已经完全是心学口吻，故杨简在《奠吕子约辞》中直接视其为同道学者：“哀哀子约，我心则同，问学虽略异，大致则同。所同谓何？其好善同；见义忘利同；学不以口而以心同。”[82]
吕祖俭入甬后的学术思想转变，对婺中学者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此时的吕学弟子，还是视吕祖俭为吕学大纛。如李诚之就曾跑到四明去见吕祖俭。乔行简在丞相任上，就推举过慈湖淳安高第钱时，“丞相乔行简荐之，授秘阁校勘”。[83]
慈湖婺州弟子有史可考的仅叶秀发、傅大原二人。(www.xing528.com)
《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之《知军叶南坡先生秀发传》载：
叶秀发，字茂叔，金华人。师事东莱。以进士为庆元府教授。著《论语讲义》以训诸弟子，一时巨儒皆相器重，愿与之交，而杨慈湖筒问难尤详，谓得所启发。后知高邮军。
（云豪谨案：宋景濂为先生传，言：“其师事吕东莱、唐说斋，极深性理之学。以佘为文，辄擢庆元丙辰进士第。弟子慕之，从其学者，岁至数百人。”又言：“其教授庆元时，与之交者，慈湖而外，则楼攻媿、史独善、楼迂斋、郑安晚、袁絜斋也。”又言：“学者尊之日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说》《周礼说》及《论语讲义》等书。”）[84]
可见，叶秀发学出吕东莱、唐仲友，后因为庆元府教授，便与慈湖，以及楼攻媿、史独善、楼迂斋、郑安晚、袁絜斋交游，而与慈湖“问难尤详，谓得所启发”，遂成慈湖弟子。宋濂《叶秀发传》亦云：“除服，转庆元教授。秀发尝著《论语讲义》，发越新意，以诲诸弟子，且曰：‘圣门授业之源，无过此书。然义理无穷，倘一切沿袭旧说，吾心终无所得。若欲见诸行事，是犹假他人之器以为用，用之于己且惴惴焉不以为便，况欲假人乎哉？’时巨儒楼钥、史弥巩、娄昉、郑性之、杨简、袁燮皆器秀发，与之交。而于问难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简自谓有所启发，得边、詹、顾、叶四子为喜。叶盖指秀发也。”[85]
傅大原者，盖傅寅之子。据《宋元学案》卷六〇《说斋学案》载：“先生（傅寅）诸子，大东承其家学，敦悫有父风，而大原从慈湖杨先生游，从子定学于朱门。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师。”[86]《宋元学案》卷七四《慈湖学案》，列傅大原于“慈湖门人”。[87]可见，傅大原为傅寅次子，慈湖及门弟子。傅寅祖籍义乌，后至东阳表亲吴癸家吴氏书院讲席。“杏溪先生傅寅者，说斋上座弟子，而先生（吴癸）之外弟也，忘年事之如师。杏溪家贫，先生为之纪理其家，相与终身，不失尺寸。”“晚益贫，太守孟猷闻而叹曰：‘不可使贤者饥饿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诸好义者为买田筑室于东阳之泉村。”[88]可见，傅寅后来居东阳泉村。因此，傅大原也可视作慈湖东阳籍唯一弟子。另据东阳现存村落记述考证，在东阳江北离陈樵故里不远有小傅陈村，为傅陈两姓合居。据介绍，傅姓者，为傅寅之后裔；陈姓者，则为陈樵之后裔。
陈樵与象山后绪，亦多有交往。如张翥。张翥，字仲举，晋宁人，《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列其为“俟庵（李存）门人”。李存则为静明陈苑弟子，属“象山五传”。李存（1271—1354），字明远，更字仲公，学者称侯庵先生，饶州安仁人（今江西余江）。建竹庄书院，讲授陆学。主张“本心说”，认为格物穷理即穷格本身之心。有《侯庵集》20卷。《宋元学案》卷九三《静明宝峰学案》有记。
其载云：
（张翥）受业于江东大儒李存先生，得其道德性命之说。簿游扬州，学者及门甚众。至元末，以隐逸荐。至正初，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寻退居淮东，起为翰林编修，与于宋、辽、金三史。累迁至侍讲学士，以侍讲兼祭酒。勤于诱掖后进，绝去崖岸，不徙以师道自尊，学者乐从之。有以经义请问者，必历举众说，为之折衷，厌其所得而后巳。[89]
延祜七年（1320），张翥34岁，由钱塘赴太原举试，李存、陈樵等有诗送之。李存《俟庵集》卷十六《送张仲举明春秋经归就试太原序》谓“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之选，必由于其乡。延祜七年春，张仲举将由钱塘归就试太原”。陈樵作《送张仲举归晋阳举进士》六首，其一云：“籍甚张公子，词华众所推。门闾千里望，天地一编诗。花落山公宅，云寒杵臼祠。看君归晋日，翻作别家时。”[90]可见两人关系密切。
陈樵还与至正二年（1342）任庆元路儒学教授的朱文刚（字明德，天台人。《至正四明续志》卷二有载）有交往。朱文刚卸任庆元路儒学教授赴休宁就典史，陈樵作有《送朱明德休宁典史（二首）》，其一云：“今日休宁县，犹驱吏鞅尘。直存吾道在，清任此生贫。灯火千家夜，桑麻百里春。因君重参赞，民俗竟还淳。”
关链是陈樵在自己学术思想中高度融入了慈湖心学之要的。他在《少霞洞答客问序》中云：
淳熙以前，言洙泗伊洛之学者，若日心之精神日性，神者性命之本，体言动性之用，知觉性之知，喜怒哀惧爱恶性之情，饮食男女性之欲，仁义礼性之所知。知不待学，知天下之分日礼，知事理之宜日义，知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日仁，而智者知此之谓也。良知得之自然，日天之所命，率循天性之所知。[91]
陈樵“心之精神曰性”命题，直接慈湖“心之精神曰圣”之要的，并创新发展了这一源自孔子的心学学说。陈樵及门弟子杨芾曰：“先生之学，以诚笃为主，以沉静为宗，左图右史，一室萧然，敛容危坐至数月不越牟限。”[92]可见，陈樵为学功夫皆出心学一路。四库馆臣认为陈樵“所称‘神所知者谓之智’，实慈湖之绪余，而姚江之先导”。[93]由此而论，把陈樵看作慈湖私淑，是不会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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