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卷七〇《沧洲诸儒学案（下）》载：
李直方，字德方，东阳人。少以世业治《尚书》，举进士不第，退治伊洛之学。宋末，隐居教授。其受业弟子陈樵与胡
、陈士允皆以文学知名。[41]
宋濂称：“君子（陈樵）幼学于家庭，继受《易》《书》《诗》《春秋》大义于李公直方，其于天下之书无不读，无不解，学成而隐，邈然不与世接。”[42]陈樵门人杨芾称：“（陈樵）从里儒师复庵李先生直方造以受《易》《诗》《春秋》大义”。[43]李直方在为陈取青写的行状中也说：“樵，尝受业予门，号鹿皮子，君采其字也。文学德行，表为缙绅所重。”[44]
据隆庆《东阳志》载：“先生（李直方）一名幼直，字良佐。为人沈毅方介。”“其所著书百余篇，皆未竟，惟《易象数解》为全书。至元中，录故上书言宋丞相者，至其家，则焚且久矣。”学者称其“复庵先生”，因之陈樵又史称“复庵门人”。[45]
《亭塘陈氏宗谱》卷之四载有陈樵所撰的《复庵先生李公行状》，其行状云：
先生讳直方，字德方，东阳人，故宋正节侯蕲州府君之从诸孙也。先生沉毅方介有识度，小以世业治《尚书》，新义进士称其工，然心陋之弗务，举进士不第，退而治河洛之学，六艺之文，律历、度数、地理、边防水利之说，无遗业，而学必本于经济。咸淳中，丞相总万机，而居室樊襄且陷，天下将乱，大臣弗以告台谏百执事无异辞，而天子犹以为治也。先生尤（忧）之日：礼乐行政自大臣出，君天下而不与焉。泯泯乎名号之示慕也，景定而后夫焉取帝制乎？天下将乱，在位弗言，议朝弗及直方也，敢忘恤纬之诗，漆室之叹乎！德祐初，会上求直言则抗疏，阙下不报有司，自京师以先生归。先生赋山有枢而返学兵书焉，盖逾年而国亡。至元中，皇帝录故上书，言宋丞相者起家至执政天下，望风景附先生羞称之，至访其遗书则焚且久矣，然家藏其书焉。科举废，始大肆其力于学，盖程子殁门人死，天下无传业其书存习矣，而不行天下无知，言执文中义又从而忖度之，言或似而义大乖讲师之蔽也。先生之学知然后行其行也，安行然后言其知也，审故于诸子之书，讲习论辨无遗焉。日孔子之道存于方策，非是书之谓欤？斯道也，程张而下诸子之所尽心也，其无巳则笔之于书焉。记问训诂云乎哉，不施之以身，而记问训诂之为，习其于河洛之学，不几于毫厘千里者未之有也。夫我则不然，六艺之文，易、春秋为难知，易不明于此，春秋先天下之义晦于彖象。先生于书之通，春秋之正名，诗之理义，礼之庄，乐之和，无不悉达而邃于易易，于圣人之无不究，而潜心于伏义，稽之象数推之以理，照照也。日数以定象，象以明理，象数达而理在其中也。程子之理，邵子之象数，易之义于是始判矣。孰能一之？一则易之为道，其犹示诸掌乎！然后业成行尊而家益贫，始与其子偶耕于南山之下，以终身焉。至大四年（1311），以终家于七十有二年矣。其所著书百佘篇，皆未成，惟易、象数为全书云。
门人陈樵谨述[46]
陈樵此行状，把李直方家世、生平、学术渊源及特色交代得比较详备。
李直方乃宋正节侯蕲州李诚之从孙也。李诚之为吕祖谦高足，曾与叶适守蕲州，满门死士，英烈可嘉。其家族东阳木香李氏，家学渊源深厚。祖辈皆登吕祖谦、朱熹之门。故而，其小时，则以世业治《尚书》，为王安石新学的所谓“新义进士”所赏识，然而，李直方心陋之弗务。后来，举进士不第，退而治河洛之学，六艺之文，律历、度数、地理、边防水利之说，无遗业，而学必本于经济。可见，其学术为永嘉经制之学。
咸淳中（约1269年前后），李直方居樊襄。咸淳九年（1273，元至元十年）正月，元军陷樊城。李直方十分担忧，大声疾呼：“天下将乱，在位弗言，议朝弗及直方也，敢忘恤纬之诗，漆室之叹乎！”“恤纬之诗，漆室之叹”，是两个典故，皆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之意。可见，李直方与其祖先一样，忧国忧民之心甚切！陈樵之遗民心态，可能直接受其影响。李直方上疏朝廷，可是人家不理他，只得唱着《山有枢》这首有讽刺意味的歌，回到东阳。
元初，科举被废70余年，江南学术一片萧条。李直方则开始“大肆其力于学”，认为“孔子之道存于方策，非是书之谓欤？斯道也。程张而下诸子之所尽心也，其无已则笔之于书焉”。这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北山学派高扬的“《四书》学”。并视“记问训诂”之为学方法于不屑：“记问训诂之为，习其于河洛之学，不几于毫厘千里者未之有也。”他强调“知然后行其行也，安行然后言其知也”的为学功夫。重视读诸子之书，对学生讲习论辩无遗。这便是陈樵主张“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的为学之道的渊源。可见，李直方的学术门径和功夫，对陈樵影响极大。
“秦汉而下，说经而善者不传，传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来，群儒之说尤与洙泗伊洛不类。余悉屏去传注，独取遗经，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会心融，灼见圣贤之大指。譬犹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甿隶，无不伥伥日索之终不可致，牧竖乃获于大泽之滨，岂可以人贱二珠弗贵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经，决然自谓当断来说于吾后云。”“吾以九畴为六府、三事，而《图》《书》为《易象》者不可诬。以片言统万论，而天下古今无疑义。以庸言释经子，而野人君子无异词。”[47]
可见，陈樵确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为学术进路。陈樵的学术进路至少有两点必须引起重视。第一点是不重当时学者为阐释儒家经典所做的传注。“传注之学”者，主要是淳熙以来由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所开创的学术之风。
所谓传注之学是指传注经典的治学态度与治学途径。中国古代学者往往以注解、阐述传统经典的方式而著书立说。“传”“注”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功夫与体例。“传，从人”，是由经师、博士在口头讲习等过程中“展转引申”其义，向人阐发经典之微言大义；“注”则是“犹如水灌入田地里”，是由学者通过对经典文本研究而进行的注疏。[48]两者之不同源于注解对象的不同，其实质是经学史发展所历经的两个阶段，即传阶段与注阶段；也是经学传承的两种方式，及依靠人传承的方式与依靠文本传播的方式。先秦以降，这种崇圣人尚经典重传注的学术取向，成为中国学者的治学路径及方法。传注之学兴盛，注疏之作迭出。出现一部经典往往被不同时期、不同学者一再注解，甚至注上作注，称之为义疏；注疏本太多，又有了集注、集解之类。以《易经》为例，仅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传注及有157部、1757卷，存目317部、2371卷。[49]此次，学术活动几成注解和阐述经典的功夫。
南宋传注学之盛，当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刊刻。朱熹尽毕生精力研究《四书》，并致力为其注疏，终于淳熙九年（1172）首次将《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及《孟子集注》合为一集而于婺州刊刻行世。这不仅使“四书”单独演化成为一门学问，且渐被官方接受指定为当时国标教材和科举范本，以至为广大学校和学生奉为圭桌。[50]其实这四部孔孟经典著作，秦汉以降就有人为注疏，只是它们为人们所重视程度不尽相同。其时，《大学》《中庸》尚未独立于《礼记》，《论语》于汉中期才列入经书类，《孟子》一书至隋唐还是一直视为子书。宋初，四书才为广大学者所广泛重视，且时有注疏。横渠、二程，以及二程后学杨时、谢良佐辈尤重《论语》《孟子》，并析《大学》《中庸》于《礼记》，使之独立成篇，于是，四书遂成之。朱熹则在张、程的基础上写成《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流行于后世，前创后因，久则为律。[51]尽管广大学者怀着浓厚的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之情结，热衷于对经典的注疏，并借此述己之新义，以“旧瓶装新酒”的路子各种发挥自己的见解和思想。这种过于依赖经典解释和阐述的活动，毕竟给学者的思维视野带来局限性，导致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长期难脱经学窠臼，少有体系严密的理论著作出现，缺乏学术创新之精神。
陈樵则于传注之学盛行的宋元时代，特立独行，以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悉屏去传注，独取遗经”，又静心研究，以悟圣贤之大指。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精神和理论勇气。实可为后世效矣。陈樵是一个极具“怀疑精神”的学者，敢于对权威发疑。他在20岁左右即博综群籍，自六经以下至诸子百家之言靡不研究；研究之后，就发现“淳熙以来诸儒之说经者与洙泗伊洛之旨有所未合”，于是即隐居誾谷太霞洞40春秋，著书立说，纵横辨博，以一洗支离穿凿之陋。
当然，所谓的“怀疑精神”或“疑古派”都是近代才出现的，怀疑主义则是西方哲学学派。但考之史书，“疑经”之学术风气自宋即有。汉代传注之学大兴，宋儒即持批判态度，陆游曾说：“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52]尽管宋儒们在这次以“疑经”为基调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一些理论创新精神，从而创立了理学并使之发展，但由于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传注学的留恋，主要是朱熹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一旦被政府确定为官学，并为学者校肆奉为圭桌之后，这种与传注之学还存有“割不断，理还乱”关系的理学，随之失去创新之活力而把自己送上日益衰落趋向。这种现象在北山学派的身上极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北山学派中以王柏的疑经思想最为突出，他对《尚书》《诗经》《论语》《孟子》等都提出过怀疑。他怀疑《诗经》是否为周孔之旧，竭力主张删去其中32篇“淫诗”；（《诗疑》卷一）认为《论语》是“古《家语》之精语也”。[53]《孟子》是其“自著之书”。[54]他甚至怀疑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认为“苟有证据，不妨致疑于期间”。[55]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山学派中，一方面持宋儒一贯的疑经态度，另一方面自何基、王柏至金履祥、许谦又皆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学，对传注之学恋恋不舍，如金履祥把传注之学的方法移至《四书章句集注》，提倡为其再行注疏；许谦则进一步提出“由传注以求经，有经以知道”的治学路径。最终把北山学派送上归途而致朱学衰落，为明朝心学兴盛启开了另一扇门。
陈樵的怀疑态度与北山学派有根本之区别，陈樵的治学态度和路径与许谦“由传注以求经”截然不同。陈樵是“悉屏去传注，独取遗经”，他怀疑的仅仅是后人对经典做出的传注，而对先儒们的经典则持十分尊重的态度，独遗经而取之，并十分认真地潜心研读之。
受父亲陈取青和尊师李直方的影响，陈樵自延祜元年（1314）乡闱不中后，即隐归山林，毕生不仕。而且在他的诗歌中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宋遗民心态。这种遗民（或说爱国情怀）心态集中体现在他的《题建炎遗诏》《宣和滕奉使茂实》等诗上。
题建炎遗诏
解下涂金膝上衣，怱怱命将墨淋漓。
图中吴楚无端拆，月里山河一半亏。
银汉经天都是泪，杜鹃入洛不如归。
黄衣传诏三军泣，不是班师诏岳飞。
诗中谴责了南宋君臣的逃跑、投降主义，山河破碎，风雨飘摇，军民痛哭流涕，是惋惜抗金英雄岳飞，充满了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更是对元末战乱时局的深沉感慨。”[56]邓绍基《元代文学史》评曰：“这首诗批评南宋君臣逃跑政策的错误，诗意明畅，手法却较含蓄。”[57]绍兴十年（1140），金撕毁条约，率兵南下，占领开封、洛阳、归德三城，分兵进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并向河南、陕西进军。南宋朝廷此时连发诏令催促岳飞做好相应的军事准备。是年六七月间，岳飞以其严密的战略部署和惊人的军事能力先后收复颍昌（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县）、郑州、洛阳等地。岳飞捷报频频传向南宋朝廷。这其实是违背了赵构及秦桧的议和之计的，于是，南宋朝廷以十二道诏令催促岳飞班师，另一方面，令张俊、王德率所部班师回庐州。张俊、王德的班师令岳飞处于孤军奋战、后备不济的窘境，无奈之下，只得选择从颍昌班师回朝，于是颍昌、淮宁、蔡、郑诸州皆复为金人所取，岳飞收复河朔的计划及努力自此也彻底地随之付诸东流。(www.xing528.com)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郾城班师。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得深入，其下请还，飞亦以为不可留，然恐金人邀其后，乃宣言进兵深入，逮敌已远，始传令回军。……（飞）奏曰：臣闻汉有韩信，项羽投首；蜀有诸葛，二主复兴。臣虽不才，所望比此。乞与陛下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前日之耻。伏望陛下察臣肝胆，表臣精忠。表到，秦桧大怒，忌侯功高，常用闲谋于上，又与张俊、杨沂中谋，乃遣台官罗振奏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陛下降旨，且令班师，将来兵强将众，粮食得济，兴师北征，一举可定，雪耻未晚，此万全之计。时侯屯军于颖昌府、陈、蔡、汝州、西京、永安，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忽一日诏书十二道令班师赴阙奏事。按罗汝橄此时为殿中侍御史，传所谓台官，乃汝橄也。[58]
《宋史》亦云：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飞奏：“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辐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桧知飞志锐不可回，乃先请张俊、杨沂中等归，而后言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59]岳飞“取诏示之”之“诏”疑即陈樵所题之遗诏。“黄衣传诏三军泣”，形象地写出了接到诏书后包括岳飞本人在内的军民的悲泣、愤惋。
然而，这封遗诏历来不知所终，史书中无载。可以证明赵构有班师诏书的决定性的证据，就是赵构的诏书：
得卿十八日奏，言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卿忠义许国，言词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驻近便得地利处，报杨沂中刘锜共同相度，如有机会可乘，约期并进。如且休止，以观敌畔，亦须声援相及。杨沂中巳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卿可照知。遣此亲札，谅宜体悉。
可见，岳飞确实收到过一封赵构于八日左右发出的措置班师诏书。至于那封诏书的最终去向，秦桧是脱不了干系的。
刘体信《苌楚斋随笔》卷九中言：元陈樵撰《鹿皮子集》四卷，中有《题建炎遗诏》诗云：“银汉经天都是泪，杜鹃入洛不如归。黄衣传诏三军泣，不是班师诏岳飞。”《寒食词》云：“绵火上攻山鬼哭，霜华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插天，犹是咸淳赐火烟。”时距宋之亡几至百年，其志犹拳拳赵氏。语见阳湖蒋彤《丹棱文钞》中《书鹿皮子集后》文中。声木谨按：鹿皮子志洁行芳，眷念赵宋，至百年之久，必其祖若父忠于赵宋。鹿皮子慎终追远，念念不忘若此，可谓忠孝兼尽，洵宋代之完人。[60]
蒋彤《丹棱文钞》中《书鹿皮子集后》案：《元史·隐逸传》无鹿皮子姓名，乃史臣之失。若鹿皮子者，真隐逸也。观其《题建炎遗诏》云：“银汉经天都是泪，杜鹃入洛不如归。黄衣传诏三军泣，不是班师诏岳飞。”《寒食词》云：“绵火上攻山鬼哭，霜华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插天，犹是咸淳赐火烟。”距宋之亡几至百年，其志犹拳拳赵氏，或谓其避乱不仕者，未为得之也。[61]
蒋彤与刘体信都从《题建炎遗诏》《寒食词》等咏史怀古诗中读出了陈樵忠于赵宋的遗民情结，刘甚至赞陈樵为“忠孝兼尽，洵宋代之完人”。
宣和滕奉使茂实
鸭绿少年骄不舞，大梁花石春无主。
天与辽人十四州，四海九州非汉土。
汉使相看堕节毛，乌鸟黑头羝不乳。
旧时别赠杨柳枝，插向云中今十围。
滕茂实，字秀颖。东阳东门外滕（陈）宅街人。宋靖康初奉命出使金国，被拘留在云中郡，并逼令换饰金国服装，茂实竭力抗拒，请从旧主俱行，金人不许，忧愤成疾而逝。临殁令以黄幡裹尸，刻书“宋使节东阳滕茂实墓”。金人念其忠贞，将遗体安葬在台山寺下，按时祭祀。朝廷追赠为龙图阁直学士。《宋史》卷四四九有传。
宋濂《滕奉使赞》中写道：
东阳滕茂实，当宋靖康初，以太学正与佥书路允迪奉使于金，议割三镇、太原。寻奉密诏据城不下，金人怒，囚之云中。钦宗北迁，茂实谒见，涕泣请从行，主者不之许。其后允迪南归，茂实独留雁门，终身不再仕。[62]
接着用对比手法，同样以黄门侍郎出使金国的宇文虚中则“改节易行，反面事虏”，突出了滕茂实“不事二君”的忠义之举。最后赞曰：
汉有苏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声烈烈。黄幡裹尸，以全臣节。如璧之白，弗缁弗缺。其人虽亡，而神不灭。上游帝所，凌厉日月。降臣见之，肝碎胆裂。敢述赞辞，勒在贞碣。[63]
陈樵的诗同样赞颂了滕茂实的忠贞节义，“天与辽人十四州”大概指的就是“议割三镇、太原”。“汉使相看堕节毛，乌鸟黑头抵不乳。”也即宋濂所谓“汉有苏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声烈烈”，同汉代苏武牧羊差可比肩。《汉书·李广苏建传》云：“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抵，抵乳乃得归。……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64]诗结尾虚写，赠别时的杨柳枝插地而活，今已十围，暗用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之典，表达了崇敬与思念之情。
至大四年（1311），李直方以七十二岁的寿命，卒于家。由此推定，李直方应该生于宋嘉熙四年（1240）。其所著文百余篇，皆未成书，只有《易》《象》数为全书。一位颇具开创性的学术巨匠，就这样湮没在元代这个动荡的社会里。他对陈樵的影响是巨大的，而陈樵之学，则因宋濂不肯承接，其学术著作又毁于至正十八年（1357）兵燹，而鲜为人知。文清学派续传中的两位最具创新精神的学者，其学术几成绝学。
据《宋元学案》《宋濂全集》《道光东阳县志》《东阳亭塘陈氏宗谱》等资料，陈樵学术流源如图3-1。
由此可见，陈樵之学源于二程。他系于“程子弟子最著者”刘绚、李吁学脉，为“刘李六传”子弟。同时，他又是文清学派传人，直肇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与宋濂、王祎、戴良、陈基、刘涓等属同门师友，因此有人将陈樵《鹿皮子集》与刘涓之《青村遗稿》合为一书出版，也概念其同门[同学为朋，同门（同志）为友]者也。
图3-1 陈樵学术流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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