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字公饶，东阳人。生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卒于至元四年戊寅（1337）[172]。从许谦学。上至治圣德颂，英宗召见，补国子监。登天历（1327—1329）进士。历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所著有《中行斋稿》。公饶诗篇秀丽，尤工七言乐府，出入二李之间。与宋显夫、杨仲礼、陈君采诸公唱和。惜全集失传，所存仅什之一二云。
《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载：
李裕，字公饶，东阳人。从白云学。尝诣阙上《至治圣德颂》，英宗召见至德殿，中书奏补国子生。登天历间（1327—1329）进士第，授陈州同知，转道州路总管府推官而卒。[173]
此传实在简单。《道光东阳县志》卷之一七《人物志五·循吏》记载则比较详细：
李裕，字公饶。幼失父母。既就外傅，即知家学相承，确然思踵其后。发于声诗，皆中绳尺。许文懿公讲道八华山，从学久之，因叹日：“学贵明体适用，不见诸用，未见其可也。”杖策游京师，撰《至治圣德颂》一篇，上之。英宗召见至德殿，令宿卫禁中。翰林群公以裕才藻清丽，奏为国子生。虞文靖公为祭酒，极器之，授以篇、章、字、句四法。学大进，登至顺庚午（1330）进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陈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赐。
初，大河南决，民走旁郡。河复故道，裕适至，与民约日：“尔亟返，安尔妻孥，治尔田庐，科繇之事，吾为尔缓。”诸相率而归至数千人。蔡河桥妃，檄属五长吏重作之。倡优以戏剧射利，民皆废业，裕捕置于法。有挟贵人势欲脱去者，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尚鬼，裕为言鬼神情状，亹亹数百言，其俗遂变。市驵舞智病民，裕摘发隐状，挞而易之。修州学，聘贤师儒，申五伦之教，民大悦。使者行郡举任，台察章上，不报。秩满，谒京师，卒于旅邸。卒数日，改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著有《中行斋稿》。[174]
这里对李裕师承学源有所交代。李裕幼失父母，与老师许谦有相似处。稍长，出外就学，才知道其家学有所相承，便决定传承家学。以上二书对李裕家世及其生平介绍极为简略。宋濂有《元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李府君墓志铭》一通，对其介绍颇为详尽。李裕实为东阳木香李后裔，宋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工部尚书李大同之五世孙。曾祖李自立，淳祜元年辛丑（1241）进士，通直郎、通判庆元军府事。祖父李箎，登仕郎、监宁国府城下酒麦务。父亲李光远，值宋亡为元，不屑仕。后以子李裕贵，赠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许州事。母亲妣氏，赠宜人。李裕幼失父母，由兄嫂抚养长大。[175]自李裕六世祖李皓始，李氏家族皆尚诗书，而簪缨蝉联。李大同登朱熹、吕祖谦之门，学有所宗。故而，李裕长知家学有承，即指此也。
延祜元年（1314），许谦讲道八华书院，20岁左右[176]李裕便入许谦之门，推明濂、洛、关、闽之学，并认为“学之所贵者，明体适用，苟不见诸用，犹玉危而无当，未见其可也”。可见，李裕之学颇具“经制”特色，强调“明体达用”。李裕入朝为国子生时，虞集为祭酒。虞集十分器重李裕，李裕每有撰述，虞集便大加赞赏并推荐给同僚。又授以“篇章字句”四法，逐以演绎之。可见，他又为虞集之学生。据《虞集年谱》载：泰定帝致和元年（1327），李裕为国子监生，虞集教之以作文之法。李裕至顺元年（1330）（这与《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记载的“登天历间（1327—1329）进士第”，大约有一二年的时间之差）登进士第时，虞集为廷试读卷官。[177]因此，李裕又可视作虞集学生。
虞集（1272—1347），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成都仁寿人。南宋左丞相虞允文五世孙。少受家学，尝从吴澄游。成宗大德初，以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历国子助教、博士。仁宗时，迁集贤修撰，除翰林待制。文宗即位，累除奎章阁侍书学士。卒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仁寿郡公，谥号“文靖”。曾领修《经世大典》，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虞集素负文名，与揭傒斯、柳贯、黄溍并称“元儒四家”；诗与揭傒斯、范椁、杨载齐名，人称“元诗四家”。可见，李裕入朝为官受到虞集之赏识，由此名声大振。
李裕及其子李贯道与宋濂颇有交往。宋濂在其《墓志铭》中云：“濂生也后，少府君十有六岁。初识府君于婺城之南，容仪秀洁，如玉树临风，皦然美丈夫也。及读府君之诗，曰《中行斋稿》者，姿态闲婉，复类其为人。心慕丰之，愿缔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获与府君之子贯道游，同试艺于乡闱。”“府君配蒋氏，将仕佐郎、典用监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后一年卒。子男五人：长可道，以府君荫人蕲州黄梅县税务大使。次贯道，至正甲午进士，将仕郎、饶州路鄱阳县丞，未上，辟詹事院掾史，后十九卒。”[178]可见，李裕次子李贯道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进士，卒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李裕卒于至元四年戊寅（1337）]。
《道光东阳县志》《文苑》载：
李贯道，字师曾，东李人。笃学励行，随父裕仕陈州，师事张恭叔，甚器之。至正癸巳魁淅榜。甲午登进士，授鄱阳县丞。未第时，从兄怡堂研究性命之学，又与陈樵、陈及析疑问难，自经史至卜律算数无不渊通。至正戊子游淅西时，杨廉夫、郑明德、蒋子中、高纳麟交荐为和靖书院山长。黄侍讲溍赴召，道吴门，见而喜日：“师曾我师友也，能继其家声，必有以光道州之业矣！”其见重如此。以荐辟詹事院椽，寻扈驾上京，以疾卒。门人私谥节孝先生。著有《敝帚集》。[179](www.xing528.com)
该传指出了李贯道学源，其师为张恭叔。未中进士（至正十四年（1354））前，跟兄怡堂（可能为可道之字）研究性命之学，又与陈樵、陈及析疑问难，自经史至卜律算数无不渊通。陈樵为当时大儒，学承文清学派，且以心学见长，其学其文，于当时独树一帜。至正八年戊子（1347），李贯道在浙西时，与杨廉夫、郑明德、蒋子中、高纳麟交游，被荐为和靖书院山长。后来。黄溍赴京，路过吴门，见而喜曰：“师曾我师友也，能继其家声。”可见，李贯道这一路过来皆与当时名儒交往。而这一切，皆与其父亲李裕有关。
李裕与李贯道，是元代东阳唯一一对中进士的父子。唐宋时期，东阳进士如同江湖鲫鱼，不可胜数。胡
《进士题名碑记》曰：“东阳山水环异，钟为英迈俊特之才，自唐冯宿、舒元舆，皆一门兄弟，踵武科名，载诸信史。下如宋绍兴以前，濡香翰墨，掞秀词庭，不为不多。而邑乘不传，碑石未建，殆不可考。绍兴以后，岿然遗碣存诸横舍。一邑之小，岁不下三四人，或五六人。”[180]然入元以后，其中进士第者，则仅有王奎、李裕、李思齐、陈大年（陈樵子）、李贯道、蒋植、周如玖等7人而已。
元自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恢复科举。至此，其科举止70多年。这是自隋朝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停废时间最久的一次。且元统治者刻意排挤南人，元代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右榜高十左榜，对录取名额的分配也有严格的限制。“天下选合格者一三百人赴会试，十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181]这些看似公平的名额分配其实对汉人、南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蒙古、色目人人口总数和应试者一都比较少，而应试的汉人，尤其是南人人数是庞大的。即使如此，婺州路的士人们也能过关斩将，在元代的科举考试中表现非凡。仁宗延祜元年（1314），黄溍赴浙江义乌乡试。[182]这一年，朝廷恢复了贡举之法，以便选拔延揽人才。对早就出了名的黄溍，县吏就催促他参加考试。黄溍以楚声为之，摆脱陈言作《太极赋》，成为试场中的上乘之作，被人传诵。“黄溍是写赋的能手，当年（自己）参加乡试，就因所作《太极赋》出众而名列前茅。”[183]翌年（1315），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的黄溍廷试中选。但读卷官以黄溍“词近激”为由，张榜时仅为三甲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将仕郎。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授官台州路宁海县丞。而36岁的陈樵却名落孙山。据《万历金华府志》载，婺州路登进士第自黄溍后，有至治年间的吴师道、徐一清，泰定年间的王奎，至顺年间的李裕、应公潮，至正年间的李思齐、俞拱、陈大年、唐元嘉、李贯道、蒋植、董锌等，一半以上是东阳人。[184]而父子登第者唯李裕、李贯道。李裕登至顺元年庚午（1330）王文华榜进士，李贯道登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牛继志榜进士。父子两人14年间先后登进士第，独领元代婺州路科举风骚。
元代东阳学者入朝为官者寥寥。除李裕外，胡助胡古愚算一个。胡助（1277—1355），始举茂才，为建康路儒学学录，历美化书院山长、温州路儒学教授，两度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三为河南山东燕南乡试考官，秩满授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著有《纯白斋类稿》30卷，《四库全书》有录。胡助是通过荐举制度而登仕途的。据《胡助年谱》载：至大元年（1307）在入朝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期间，与虞集颇有交往。至大二年（1309），在金陵为教官。虞集是年由崇仁返京师，过金陵，与胡助相识。[185]胡助在金陵为官期间，相交甚广。皇庆元年（1312），胡助由周池（时任南台御史）荐，入馆阁。吴澄南归，过金陵，见胡助诗大家赞赏，列上品，由是名震一时。是年，柳贯至金陵，与胡助相见而定交。柳贯《题康里子渊赠胡古愚序后》云：“皇庆初，予识东阳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资质粹美，辞章俊拔，意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系乎学与才也。”[186]皇庆二年（1313），许谦过金陵，与胡助相见定交。许谦作《酬胡古愚三首》。据《虞集年谱》载：至顺元年（1330），31岁，举茂才，授建康路儒学学录，兼太学斋训导。虞集“与胡助同在上都史馆，讨论诗文终日。以目疾惮书，凡有所作，口占而令助执笔书之”[187]。至顺二年（1331），九月九日重阳节会黄溍等乡友，作有《九日会晋卿同乡友小饮既而往饮晋卿所》等诗。至元三年（1337），黄溍任国子博士。许谦卒。至元四年（1337）三月，虞集得许谦门人所撰《行状》及其孤所致礼币。虞集以《行状》所述未详，且不知其学之所至，不肯铭其墓志。乃致书转请张率性复之。许氏门人颇有怨言。[188]虞集不肯为许谦铭墓志，理由清楚简单：一是许谦门人所撰《行状》所述未详。这位为许谦撰《行状》的门人不知是谁，或是李裕也极有可能。他没有把许谦的生平事迹写清楚。二是虞集居然还不知许谦学术之所至。可见，当时的北山学派在当朝影响不见得有多大，连虞集这等大名人、大学者都不知其学之所至。由此拒绝了为许谦铭墓志，并将许谦《行状》及许谦儿子所送上的礼币，交由张率性退还。恶人叫张率性去做，弄得张率性有些为难。许谦门人则怨言顿生。
其实虞集在《答张率性书》中说得很明白：“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陈贰宪令嗣转致许益之先生门人所撰《行状》及其孤所致币。……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为名，而德性道学之渊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问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书，但略见其《诗集传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以尽知其为学之所至也。……而《行状》所述，多所未谕。数月之间，尝与友生、门人细读而详阅，终莫得其统绪之会归。”[189]读了虞集这段话，怨言就没法生了。虞集是很认真对待此事的，“数月之间，尝与友生、门人细读而详阅”。虞集与朋友、学生一起，细读详阅数月。但终因授受之要，多所未解；所著之书，但略见《诗集传名物抄》，其它又不足以尽知；《行状》所述，又多所未谕。无奈之下，只得长叹：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为名，而德性道学之渊微！也就是说，只能怪许谦不以功名自任，故而其名难显。虞集之叹，不仅道出当时社会以功名取人的风气，同时也说明当时南方的许谦学术，于朝廷影响甚微。虽然在元仁宗在位期间（1311—1320），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学。但当朝只知北方许衡，而不知南方许谦也者。叹则叹矣，现实却很残酷。后辈学人，也不必为圣贤讳。
最后，只得请义乌黄溍为其铭墓志。黄溍《白云许先生（谦）墓志铭》有云：
然则程子之道得朱子复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巳十年，而元（许元）以张君枢之状，俾溍为之铭。溍之少也，无所识知，莫能从先生游于高明之域，奔走汨没，不知老之将至，而为庸人之归。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气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巳凋谢，而溍偶独后死，义不得辞也。敢悉取状所述，序其首而为之铭，以系于左方。铭日：
道学之传，天下为公。婺之儒先，独得其宗。……逮于先生，绵绵四叶。先生之学，能自得师。实践之功，出乎真知。万殊之差，无微不析。一本之同，会归有极。酬酢万变，必用其中。涵养本原，以敬始终。际兹休明，力扶正学。
……[190]
从黄溍所撰墓志铭中得知，许谦行状原为张枢所作。张枢这等文笔，怎会落得个“多所未谕”的诟病，实费思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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