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谦居东阳八华山讲学40年，是其从事教育的主要时期。八华讲学，不但形成了许谦的教育思想，同时也形成了许谦八华学派。
关于许谦八华讲学，《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载：
屏迹东阳八华山中，学者负笈重趼而至，著录者前后千佘人。侍御史赵宏伟自金陵寓书，愿率子弟以事，先生为之强出。逾年即归。其教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立身之要，以分辨义利为处事之制，摄其粗疏，入于微密，随其材分，咸有所得，以身任道者垂四十年。先生虽身立草莱，而心存当世。
……
晚年，尤以涵养本原为上。讲学之佘，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门人径入，则阒其无人乎先生之侧，拱立久之，先生顾而徐言日：“尔在斯邪！”其习于静定如此。[111]
《道光东阳县志》《许谦传》载：
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兽，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尝日：“己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或有所问难，而词不能自达，则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讨论讲贯，终日不倦，摄其粗疏，入于密微。闻者方倾耳听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佘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日：“此义、利之所由分也。”谦笃于孝友，有绝人之行。其处世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之过其乡邦者，必即其家存问焉。或访以典礼政事，谦观其会通而为折衷，闻者无不厌服。[112]
综上两书所载，可以得出许谦八华讲学的几个要素。一是讲学时间。自延佑初始，历时40年。二是教育主旨及教学方法。“其教以五性人伦为本，以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立身之要，以分辨义利为处事之制，摄其粗疏，入于微密，随其材分，咸有所得。”三是学生情况。“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
许谦不愿出仕，只热衷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乐。他曾说：“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他的教育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30岁，即开门授徙。《宋元学案》：“年踰三十，开门授徙。闻金仁山履祥讲道兰江，乃往就为弟子。”[113]可见，许谦是先自学成才，30岁就开始从事教育。之后，才拜师金履祥。这可视为许谦从事教育第一时期。二是皇庆二年（1313），赵宏伟命人在金陵修整舍馆，迎接许谦讲学，于是他赴金陵讲学。但是在金陵他只讲学了一年，以“目眚倦于应接”[114]，第二年就返回原籍。延祜初（1314）屏居讲学于东阳八华山中。他在这里从事教育40多年。
许谦的教育主旨是“成圣”。他曾对学生说：“学以圣人为准的，然必得圣人之心，而后可学圣人之事。”[115]这段话道出了许谦的教育主张。他又说：“然而所学果何事耶？学为圣人而已。圣人果学而至耶，圣人之性，非与人殊，不过尽人伦之至而已。学者以圣人为之标准，知其的，日行以来其至，明其道而不计其功。至于圣贤之分量，成效之浅深，皆自然而然，己不得预也。”[116]许谦主张人要成为圣贤就必须学习，因为人的气质有偏。他认为：“盖要见人性本善，而全皆可为圣贤，却被气质有偏，故受而生者不等。是人皆可以学文，又不可不学也。”[117]他认为人享天理而生以为性，享气质而生以为形。天理是至善的，而气质有清、浊、纯、驳之分，造成人有智、愚、贤、不肖等的区别，所以人要成为圣贤还必须改变其气质。许谦教学生就是“开明心术，变化气质为先，以为己，为立心之要”。[118]他说：“若不兼气来说，则教学说不去。即全是理，则无人不善，又何须教。”[119]
因此，他把“五伦”“五常”作为教育最核心的内容。他把“六经”“四书”作为主要教材教育学生。他说：“道备于六经、语、孟，学者舍是则无所归。”[120]“若曰致广大而尽精微，则有‘六经’‘四书’在。”[121]所谓“六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乐》。他认为“六经”是载道的器具，“六经”的功用在于：“《诗》以顺情性之正；《易》以谨事变之几；《礼》以固其外；《乐》以和其中；《书》以示圣贤之功用；而《春秋》以诛赏其善恶。”[122]“四书”“六经”其核心是道德伦常。他说：“其伦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者天下之达道。举天下之事，错综万变，莫不毕在五伦之中。天之赋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类亦有五，曰：仁、义、礼、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123]许谦认为，教学生应该以“五伦”“五常”为主要。
许谦在教学中强调朱学所主张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怎样才能穷究事物之理？他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此正是格物用功处。但只把致格两事统说在里，推极我之心知，在穷究事物之理，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心知。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124]许谦认为由已知之理推到未知之理，通过对一件件事物之理的穷究，积累久了就能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从而获取更多的知识。
许谦在教学中，发挥了朱熹的知行观，更是延续了老师金履祥“知行并进”的说法。他不说知行的先后与轻重，而是强调知行的高度一致，“致知力行，并行不悖”。他说：“致知力行，并行不悖，若曰必格尽天下之物，然后谓之知至；心知无有不明，然后可以诚意，则或者终身无可行之日矣。圣贤之意，盖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于此一理为至，及应此事，便当诚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须一条一节逐旋理会，他日凑合将来，遂全其知而足应天下之事矣。”[125]他认为：“为学之道先立志，欲求至于圣贤，却随事只管低头做将去。明一分道理，便行一分道理。一边明理，一边力行，都不要计较功效。须要见得圣人亦是人做，我亦可学而至。学之所以未至者，只是理未明、行未力耳。长持此心，笃志行之，自少至老，不倦到头，却随人力量高下，见其成功浅深，最不可作界限。”[126]“致知力行，并行不悖”是许谦对朱熹知行观的突破和发展。[127]
他主张“博学五事”为为学之要。即学生在学习中要牢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他说：“博学是总说一句在上面，圣贤每教人博学，夫子谓博学于文；颜子谓博我以文；孟子谓博学而详说之。盖为学规模不广，浅见
闻，安能知道？此是总言为学之意。至以一事一物言之，则亦须广求远取，以反复其理如是，然后有可问者，问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节理会。问须是详审，使答者辞尽意畅……。既问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于心可也。思则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过，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彻无纤毫疑滞。然后措之行事而笃焉。”[128]
在40余年的八华讲学实践中，许谦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方法。
一是主张“就事上教”。他认为教学生应该从习上来教，以事实为例，而不是信口开河，凭空捏造。他说：“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不但似今口悬空说。就事上教，故着实而德易成。若悬空说得千言万语，至临事时竟做不去。小学洒扫应对，事也；大学正心、修身之类，亦事也。大小事皆有百理存焉，只随事穷理。”[129]他认为，“古人教人，只就事上教”。而当时“不但似今日悬空说”。因为，“就事上教，故着实而德易成。若悬空说得千言万语，至临事时竟做不去”。“就事上教”就能够知行兼进。否则，即使教会了“知”也不能“行”，“至临事时竟做不去”，终做不到知行兼进。他还认为今日学者最大的弊病在于不务实际，夸大其词。他说：“语大而遗细，言远而忘近，不知下学而务上达。譬之日月星辰，皆夕也。举弃之，而独指苍苍者曰，天之全体在是，正今日学者之病也。”[130]
二是主张“随其材分，咸有所得”。即所谓的因材施教。他把学生“随其材分”，使他们“咸有所得”。在日常教学管理中，采用“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131]的方法。从而，那些“达官富人之子，望间可骄气自消，践庭而礼容自伤”。(www.xing528.com)
三是采用“摄其粗疏，入于密微”的课堂讲授方法。“讨论讲贯，终日不倦，摄其粗疏，入于密微。闻者方倾耳听受，而其出愈真切。”[132]也就是说，许谦在讲授时，对教材事先做了去粗取精的处理，使讲义的内容最大限度反映《四书》《六经》中的精华。这样才能使用学生终日讨论讲贯而不知疲倦。同时，随时解答学生的问答。“或有所问难，而词不能自达，则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
四是“循序渐进”。他说：“事有大小，学问有浅深教者须循序渐进，不可跟等。”另外，教师循序而教，学生也必须循序而学。他说：“理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在，故学者当循序而学之，不可贪慕高远而忽浅近。如于近者、浅者不先务，则虽有得于高远，而有虚空断绝之处，于理之全体有亏矣，故茫子必循序而不可跟等也。”[133]
许谦从事教育事业40多年，他通过教育的方式传播金华朱学，在传播金华朱学的过程中，他用心培育出了众多弟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翰在《白云亭记》中对许谦八华讲学做了评价。认为许谦把“五伦”“五常”作为教育最核心内容，是抓住了教育“成人”的本质。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其理命于天，所以为性者五，著于人，所以为伦者五。明而诚之，无一不尽其当然之则，得其本然之固有者。天理存而人欲不得以间之，此非儒者之学乎？虽先生之受于仁山，仁山之受于兽斋，上溯朱子之所传，有不得而窥者，岂能外是以为教乎？由朱子之所传，又等而至于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于先圣孔子，亦岂外是乎？故日以一物观万物，以一世观万世，圣人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乎至而至之，吾虽不能以一观万，然去先生未远也，固可得而识之矣。[134]
永康应典《八华精舍义田记》中对许谦《八华讲义》做了评价。他认为：
观之《八华讲义》，虽其条分彚别，若或支焉。究其归，则以五伦、五性为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信为四德之基，朋友为五伦之重。而其实地功夫，则或扶导奖诱于人欲未萌之先，或激励防遏于天理既梏之后，或使之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或使之谨察于己所独知之时，皆相与致力一原，而非泛然从事于外者也。[135]
应典对许谦教学的“其实地功夫”大加赞赏，认为他能扶导奖诱于人欲未萌之先，激励防遏于天理既梏之后，使学生戒惧于不睹不闻之际，谨察于己所独知之时。从而培养了一大批颇有作为的八华学子。
《元史·许谦传》载：
延祐初，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翕然从之。寻开门讲学，远而幽、冀、齐、兽，近而荆、扬、吴、越，皆不惮百舍来受业焉。其教人也，至诚谆悉，内外殚尽，尝日：“己有知，使人亦知之，岂不快哉！”或有所问难，而词不能自达，则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讨论讲贯，终日不倦，摄其粗疏，入于密微。闻者方倾耳听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锐者抑之，拘者开之，放者约之。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佘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日：“此义、利之所由分也。”谦笃于孝友，有绝人之行。其处世不胶于古，不流于俗。不出里闾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缙绅先生之过其乡邦者，必即其家存问焉。或访以典礼政事，谦观其会通，而为之折衷，闻者无不厌服。
可见，许谦八华讲学影响之大，门人之众。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据《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载，许谦及门弟子有范祖幹、揭傒斯、朱公迁、欧阳玄、方用、胡翰、李裕、蒋元等40余人。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2-3 许谦弟子一览表
只可惜，许谦弟子大都以文学显世，如揭傒斯者，其文与柳贯、黄溍、虞集齐名，“天下称为‘四先生’”。[136]诚如黄百家所云：“白云高第弟子虽众，皆隐约自修，非岩栖谷汲，则浮沉庠序州邑耳。如子长、正传，文采足以动众，为一世所指名者，则又在师友之间，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云非得子长、正传，其道又未必光显如是耳。”[137]可见，全祖望“婺学自许谦一变”之说实有可据。
许谦高足范祖幹，做学问以诚意为主，而严之以慎独持守之功。他常教育学生说：“为学之本，莫大乎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若理会君子之所谓道者三。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矣。若切己之实，归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者，吾未知闻也。”[138]范祖幹认为，做学问的根本，最大的是正心、修身。如何做到修身，必须知晓君子之道——仁、智、勇三者。知道这三者之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专心而求，必有所收获。反之，则不然。至正元年（1341），为西湖书院山长，其讲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明初。
胡翰曾到京师，遍交当世名人，特别与余阙、贡师泰友好。其后隐居南华山中著书，传播其学。他提倡正纲纪，认为“天纪不正，不足以为君；地纪不正，不足以为国；人纪不正，不足以为天下”[139]。所谓“天纪”，是指天子受命于天；所谓“地纪”，是指中国与夷狄；所谓“人纪”，是指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交、长幼的次序，即封建的五伦。而在“天纪”“地纪”“人纪”这三纪中，“人纪”是三纪的核心部分，没有“人纪”则不足以为天下，也就是说，没有五伦，不足以为天下。这是他对许谦五伦为物之最大者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入明，任衢州教授，被聘修《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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