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该引起学界关注的是，在元至正十年（1350）婺州学界，发生了一场婺学史上少见的学术论辩。其以戴良“天机流动”为基点，以余阙题书为触点，当时婺学三家代表陈樵、胡翰、宋濂、王袆、郑涛等，纷纷应戴良之邀，围绕“天机流动”这一主题，撰写文章，各抒己见。“天机”一语，出自庄子，后演化为文论。而以陈樵为首庸的这场论辩，却将其推进到理学境地。这为元末婺州学界，带来一股新风。其影响直续明清。
据《戴良年谱》载，至正十年（1350），余阙为戴良所居之轩题写了“天机流动”四个篆书。戴良即请陈樵、胡翰、王袆、郑涛先后为天机流动轩作记，[60]四人的观点各不尽相同。“陈（樵）以‘气出于神，乃借荣卫出入’以明之。胡（翰）则从而驳之，又以‘天机流动’出《庄子》，与圣道不合，文则佳而其旨迂而无当。王则历取八卦之象，‘所以至诚无息者’而极言之。郑则反胡之意，以‘天机流动，伊洛诸儒所以状道体之妙’，而指出‘人心贯动静，该体用’，庶几近之，然不能从自心中推出，独露堂堂，使人一见，知所趋向。”[61]
《戴良年谱》载：
（至正）十年庚寅，先生三十四岁。六月，武威佘忠宣公阙持宪节过婺州。闻先生善歌诗，见时与论古今作者词防优劣，日：“士不知诗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语。”乃尽授以学焉。东阳陈君采《天机流动轩记》云：佘公至浦江问士于赵侯谦斋，侯以叔能进，公深奖许之。为榜其所居之轩日“天机流动”。叔能命予记之。金华胡仲申、乌伤王子充、浦江郑仲舒皆有记。宋景濂有赞并题后。皆相与推求性命之防，而研极于义理之精。[62]
胡翰《天机流动轩记》亦云：“至正十年（1350）春，武威余公廷心持宪节按部至浦江，问邑之士于谦斋赵候。候以戴叔能进。公嘉奖之，隶书署其轩，曰‘天机流动’。”[63]余阙题于戴良轩的“天机流动”四篆，只是这场论辩的触点而已。戴良所居之轩，实为其父亲所造。对此，于明建文二年（1400）任浦江知县的程汝器有云：
金华浦江戴九灵先生叔能父读书乐道，冲澹雍容，尝凿池于所居之傍，架屋跨池，引水出入，辟轩俯瞰，往来相续，莹澈澄清，徘徊于湛然之中，悠然自得，乃榜日“天机流动”。时武威佘忠宣公行部至是邦，为书四字，以颜其楣。[64]
可见，是轩为戴良父亲所造。至正十年（1350），余阙为是轩书“天机流动”四大篆。戴良《书天机流动轩卷后》云：“良盛年时，识豳国余忠宣公于浦江官舍。公方持使者节行县，欲执弟子礼，莫可也。后游郡城，遂因论诗，获质所疑于公。公为书此四篆以遗，盖良所居轩匾也。”[65]由于余阙既是显官，又是著名诗人，于戴良则又是学诗之师。所以，戴良对余阙所题“天机流动”之书，视为至宝。便“携归山中，乡友宋君景濂首为赞一通，且贻书东阳陈君君采记之，而金华胡君仲伸、乌伤王君子充、麟溪郑君仲舒，皆先后为文以寄，即尝命工刻置轩壁矣”[66]。
“天机”一词，出自《庄子》。《庄子》一书，有三篇文章中直接用到“天机”。其一，《大宗师》云：“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成玄英疏云：“夫耽耆（嗜）诸尘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机神浅钝故也。若使智照深远，岂其然乎？”这里成玄英释“天机”为“天然机神”。他在为《至乐》篇“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句注疏时，又说“机者发动，所谓造化也”。[67]可见，“天机”就是自然造化。“天机”既是自然造化，当然也就存在于自然本真的人。称说人“天机”，则就是指自然赋予的生理机能，即天性。[68]陈鼓应也注云：“天机：自然之生机（陈启天说）”。[69]其二，庄子在《天运》篇中云：“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此句是黄帝答北门成问而讲述奏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的美妙体验，成玄英又云：“天机，自然之枢机。”[70]庄子用在这里也是指人的天性。其三，《庄子·秋水》云：“蛇曰：‘夫天机之所动，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这是一个寓言。蚿、蛇等自然生物之“天机”，同人之天性。
可见，庄子及注者对“天机”诠释，大都指“自然造化”“自然之枢机”“人之天性”之义。后来“天机”被陆机引入文论范畴。陆机在《文赋》中云：“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陆机对灵感现象的描述是非常生动直观的，而且正面触及了艺术创作中灵感思维的最重要的一些特征，如灵感的突发性、偶然性和创造性等。[71]
但“自然生机”意义上的“天机”论，在儒家经典《大学》《中庸》里皆可找到痕迹。“《大学》言：‘毋自欺’。不欺吾天，不窒此机也。《中庸》言：‘致曲’。不昧吾天，不阻此机也。《孟子》言：‘直养无害’。不拂吾天，不枉此机也。”[72]然后，到了北宋初理学创始者（又称道学家或新儒家）那里，“天机流行”这一命题以“天道流行”或“天命流行”形式，成为他们“宇宙发生论”的主要理论基点。所谓“宇宙发生论”就是要解释“世界的本质”“世界是怎样形成的”之类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学说。以周敦颐、邵雍和张载代表的最早的新儒家，其主要兴趣在宇宙发生论。[73]他们沿着道教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这条思想路线，以先秦儒家“天道观”为基础的宇宙生化模式，或说是“性与天道”的宇宙本体论学说，以弥补儒学在这方面的不足，并借此对抗释老之学以虚无为宇宙本体的思想理论。[74]
周敦颐《太极图说》云：“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75]在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人）”宇宙生化模式中，“无极”是最高范畴，它既是宇宙万物本源，又是人类社会最高伦理道德原则。周敦颐又将性与天道直接相联系，由此奠定了理学以非人格化的宇宙绝对精神阐释本体论的理论基石。
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76]邵雍由太极出发，运用数、象演绎出自己的宇宙发生理论。
张载则直接六经，尤以“三才之道”为基点，把《易传》“天人合一”和思孟学派“性与天道合一”作为中心内容，通过“气化流行”“气以载性”等命题的发挥，建构起以“性”为本、以“气”为质的宇宙本体论体系。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77]张载认为，宇宙间不过是一“气”之流行，万事万物都统一于“气”。“气”成为宇宙万物共同的物质本源。由此，宇宙万物中的“天”与“人”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来源“气”，这就找到了“天人合一”物质层面上的统一体。张载对“气”何以能从无形的“太虚”聚而为有形的万物进行了论证，从而建构了气化流行生物的宇宙生化模式。
“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然而有两体，健顺而已。”[78]他认为“气”自身是一个包含有阴阳的矛盾统一体，所以阴阳二气相互感应，运行流转，便有了推行有渐、聚散、化合的运行过程。张载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其阴阳两端，循环不已者，立天地之大义。”[79]“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80]“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聚之，阳必散之。”[81]阴阳二气相互感应，阳胜阴则“气”飘散、轻扬，升而为天空太虚，阴胜阳则“气”凝聚、沉落，降而为大地万物。正是阴阳二气在“感”的作用下运行流转，生生不息，才有了万物的化生和消亡。
二程在构建理学本体论时，基本遵循了周、张“气化流行”及气以载“道”的思想，将周敦颐最高本体范畴“太极”改造成更简明易知之“天理”。他们认为“万物之始，皆气化”[82]，“生育万物者，乃天之气也。”[83]他们强调“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84]。在理与气关系上，二程认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行鬼神者，数也。数，气之用也”[85]。从而确立了理先气后、理本气末的客观唯心主义理一元论。二程在解释《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句时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者，天降是于下，万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谓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谓道也。”[86]这正是理学家对《易》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阐释，即“理”必须通过“物”之质料五行之“气”的搭载，将五常之“性”赋之于人与物。万物流行，亦即“气化流行”，性亦在其中了。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性”“气”观，他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赞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87]在朱熹看来，阴阳五行之气与健顺五常之德，在宇宙化生万物的过程中是相互为用、不可须臾相离的。气以成人、物之形，理以成人、物之性，无理便无气，同样，无气便无理，这便是理气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综上所述，在理学创始者和集大成者的宇宙发生论论域里，“天机流动”实际上是以“气化流行”这一表达形式出现。而其本质上就是要回答“宇宙万物是如何发生发动”的这一宇宙发生论中的根本问题。换言之，“天机流动”这一命题，到宋代它已经从古代文论中分离出来，成为理学家们最为重视的关乎宇宙发生论的一个哲学范畴。
在婺学家那里，这种基于宇宙发生论的“天机流动”命题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论说。吕祖谦在《孟子说》中提出了“天命流行不息”命题。他说：
诗日：“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天命也。天命流行不息，配命则纯亦不巳。多福者，百顺之名。本不在外，自求而巳。[88]
所谓“天命流行”，也即“天道流行”。天命犹“天之命令”，也即天（自然）之规律，乃天道也。人配合天命，自可达到百顺之福。而“配命”者，“本不在外，自求而已”，即自求于己心。而“心是活物，流而不息”。[89]“吾心之经既正，则事事可正。大抵君子之心，常于身上求，不是责他人，且如元气不正，则疾至。我若能自治元气，则自无疾矣。”[90]“心犹帝，性犹天。本然者谓之性，主宰者谓之心。功夫须从心上做，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心体无量，今人何尝能尽。须是与天地同。”[91]由是“天命流行”似可看作“天道流行”的进一步发展，它把“人”与“天”通过“命”结合了起来，达到了天人合一境界。
吕学再传义乌徐侨也有“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的命题。宋濂《叶由庚传》云：“（徐）侨谓人曰：‘成父（叶由庚）从侨最久，静愿无他好，讲学意趣殊深，吾道为有所托矣。’……且戒之曰：‘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也，无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终身。”[92]从“心体之流行即天运之流行”一说中，略可见徐侨讲学之旨，虽未足以论其全，但亦可见其与吕祖谦之说完全契合。
宇宙发生论在元代理学中依然是一个重要话题。许衡的宇宙发生论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他通过对道、理、气、天地等关系论述，阐述了“道（理）—太极—气—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体系。他所说：“道者，天理之当然。”[93]又言：“太极之前，此道独立，道生太极，函三为一，一气既分，天地定位，万物之灵，惟人为贵。”[94]许衡将“道”抬升到“太极”之上，认为“道生太极”，强调了“道”的绝对性。许衡援引张载《正蒙》中“合虚与气”的观点将程朱所提倡的“理一分殊”的观点与气质联系起来，以此来解释人世间的旦夕祸福、贫富贵贱等性命问题。他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虚是本然之性，气是气质之性。又曰：仁义礼智信是明德，人皆有之，是本然之性，求之在我者也，理一是也。贫富、贵贱、死生、修短、祸福，禀于气，是气禀之命，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分殊是也。又曰：性者，即形而上者，谓之道，理一是也；气者，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分殊是也。”[95]
刘因将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动因归结为“气机”。他说：“天地之间，凡人力之所为，皆气机之所使，既成而毁，毁而复新，亦生生不息之理耳。”[96]刘因没有界定何谓“气机”，但援引前代思想，诸如《易传》中的“氤氲”，庄子思想中的“机缄”，张载的“动必有机”等。张载曰：“凡圆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97]可见，张载以“机”来表示“引发事物变化的不可言喻的内部原因”。刘因的“气机”论也就是理化生万物的所以然，即宇宙万物产生和运动的动因。刘因又吸取了张载的“气化”观点来解释世界的本源的“理”是如何化生万物的。“气”即是指阴阳二气，“气”是造就万物、“散为万物”的手段，具体事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他说“物则气之所为也”[98]，“邈哉开辟初，造化惟阴阳”[99]。在结合张载和朱熹等人的思想后，刘因形成了一个以“理”为本源，“气机”为动因，“气化”为方式的宇宙生成体系。[100]
可见，刘因的“气机”论，是张载“气化流行”，吕祖谦“天命流行”，徐侨“天运流行”等宇宙发生论命题，向戴良、陈樵、王袆等“天机流动”学说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刘因把生成物质的“气”，与推动物质运动的“机”联系了起来。在张载“动必有机”的观点基础上，为“天机流动”这一纯文论命题进入理学范畴，提供了理论前提。
戴良居其轩中，对“天机流动”似有心得。陈樵《天机流动轩记》中记曰：“仙华戴君叔能，引泉为沼，作室沼上，金鳞隐现，光景摇动。廷心余公署其榜曰‘天机流动’。主人开轩临水，顾而乐之曰：‘泉流亹亹，不舍昼夜，道之体也。意者，天之性情，实使之耶。古之君子，诚有取乎是？’”[101]戴良认为，“泉流亹亹，不舍昼夜，道之体也。意者，天之性情，实使之”。也就是说，“泉流不息道实使之然”。由此，引起了陈樵的反驳。此后，胡翰、王袆、郑涛则也相继进入论辩。于是形成了元末关于“天机流动”的一场学术论辩，这在婺学史是少见的，即便在元代的学术界，这样的学术论辩也不多见。
总而言之，发生于元至正十年（1350）婺州学界的关于“天机流动”的学术论辩，不仅把许谦、陈樵、宋濂等当时的婺学三大家的主要学者，推到了学术舞台的前锋；也使此时的婺学三家因论辩中的观点各异，而泾渭分明。就其学术价值而言，通过这场论辩“天机流动”这一文论范畴的命题，彻底回到了理学家宇宙发生论的论域。故而，清代婺州大儒王崇炳曰：“‘天机流动’四字，可以贯圣学之全矣。”[102]
【注释】
[1]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六〇《说斋学案》，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954页。
[2]王袆：《宋潜溪先生文集序》，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页。
[3]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4]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鲒琦亭集外编》卷一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6页。
[5]张晶：《宋元时期“婺学”的流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第101—109页。
[6]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7]《明太祖实录》卷七。
[8]王祎：《王忠文公集》卷首，见王崇炳：《王忠文公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9]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01页。
[10]王袆：《宋太史传》，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7页。
[11]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4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25页。
[12]宋濂：《元史·许谦传》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20页。
[13]许谦：《许白云先生文集·元史载白云先生行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9页。
[14]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立华点校：《宋元学案》第4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27页。
[15]刘海泉：《许谦与金华朱学》，湖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10页。
[16]秦志勇：《中国元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7]宋濂：《元史·许谦传》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17—4319页。
[18]许谦：《许白云先生文集·元史载白云先生行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9页。
[19]宋濂：《元史·许谦传》卷一八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320页。
[20]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72页。
[21]同上书，第2759页。
[22]同上书，第2761页。
[23]宋濂等：《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24]宋濂等：《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
[25]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26]刘海泉：《许谦与金华朱学》，湖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27]永瑢、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诗集传名物钞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6页。
[28]徐远和著：《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29]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六《东发学案》，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74页。
[30]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31]王袆：《宋太史传》，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7页。
[3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宋文宪公画像记》，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01页。
[33]王柏：《上王右司书》，《鲁斋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34]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35]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36]宋濂：《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潜溪前集》卷一〇，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37]黄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见《黄溍全集》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25页。
[38]宋濂：《白云稿序》，《銮坡前集》卷八，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www.xing528.com)
[39]宋濂：《金华先生黄文献公文集序》，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3—1974页。
[40]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41]董平：《南宋婺学之演变及其至明初的传承》，载《中国学术》，第10辑，2011年，第192—243页。
[42]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八二《北山四先生学案》，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727页。
[43]《宋文宪公全集》附录卷四，见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1页。
[44]黄灵庚：《宋濂的阐述性理之作——<龙门子凝道记><诸子辨>辨证》，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132―137、160页。
[45]王崇炳：《金华征献略》卷五，赵一生主编：《东阳丛书》第1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130页。
[46]冯从吾：《元儒考略》卷四《传记类三》，《四库全书》《史部七》。
[47]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3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263页。
[48]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五一《东莱学案》，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671页。
[49]杨简：《铭张渭叔墓》，《慈湖先生遗书》，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版，第190页。
[50]陈樵：《送张仲举归晋阳举进士》，载《鹿皮子集·青村遗稿》，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页。
[51]陈樵：《少霞洞答客问序》，载《东阳亭塘陈氏宗谱》卷之四，2006年重修版，第4—6页。
[52]杨芾：《元故鹿皮子陈先生行状》，载《东阳亭塘陈氏宗谱》，2006年重修本，第47—55页。
[53]孙奇逢：《理学宗传（二）》，山东友谊书社1979年版，第1257页。
[5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集部二十一》《别集类二十》，文渊阁影印本。
[55]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56]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页。
[57]宋濂：《元隐君子东阳陈公先生鹿皮子墓志铭》，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
[58]孙奇逢：《理学宗传（二）》，山东友谊书社1979年版，第1255页。
[59]王梓材、冯云濠撰，张寿镛校补：《宋元学案补遗》卷七○，四明丛书本。
[60]戴良：《书天机流动轩卷后》，载《九灵山房集补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661页。
[61]王崇炳：《天机流动说》，载赵一生主编：《东阳丛书》第1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页。
[62]轶文：《戴良年谱》，载永镕、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页。
[63]胡翰：《天机流动轩记》，载《胡仲子集》卷六，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
[64]程汝器：《书天机流动轩卷后》，载戴殿儒：《浦阳建溪戴氏宗谱》卷一七《文辞（七）》，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本，同治八年（1769）重修，第29—30页。
[65]戴良：《书天机流动轩卷后》，载戴良：《九灵山房集补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661页。
[66]戴良：《书天机流动轩卷后》，载戴良：《九灵山房集补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661页。
[67]郭庆藩：《庄子集释》，见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77页。
[68]李亮伟：《再谈王维提出的“天机清妙”》，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3卷第4期，第6—9、19页。
[69]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1页。
[70]郭庆藩：《庄子集释》，见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25页。
[71]张晶、张振兴：《“天机”论的历史脉络与美学品格》，《天府新论》2001年第6期，第66—70页。
[72]王崇炳：《天机流动说》，《学耨堂文集》卷六，载赵一生主编：《东阳丛书》第1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4页。
[7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三章《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4]吴静：《论张载的气化流行》，《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74—77页。
[75]周敦颐：《太极图说》，《周敦颐集》，岳麓书社2002年版。
[76]邵雍：《观物内篇》，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7页。
[77]张载：《正蒙·太和篇》，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9―670页。
[78]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下》，《张载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页。
[79]张载：《正蒙·太和篇》，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3页。
[80]张载：《正蒙·神化篇》，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5页。
[81]张载：《正蒙·参两篇》，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7页。
[8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五，《二程集上》，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9页。
[8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粹言》卷二，《二程集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26页。
[8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程集上》，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0页。
[8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一，《二程集下》，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030页。
[8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程集上》，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29—30页。
[8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73年版。
[88]吕祖谦：《孟子说》，载《吕东莱文集》第7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6页。
[89]吕祖谦：《杂说》，载《吕东莱文集》第7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1页。
[90]吕祖谦：《孟子说》，载《吕东莱文集》第7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9页。
[91]吕祖谦：《杂说》，载《吕东莱文集》第7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1页。
[92]宋濂：《杂传九首·叶由庚传》，宋濂著，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第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7页。
[93]许衡撰，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五《中庸直解》，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94]许衡撰，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七《稽千古文》，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
[95]许衡撰，王成儒点校：《许衡集》卷二《语录下》，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96]刘因：《静修集》卷一〇《游高氏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第564页下。
[97]张载撰：《张载集·正蒙》卷一《参两篇》，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5页。
[98]刘因：《静修集》卷一〇《何氏二鹤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第557页下。
[99]刘因：《静修集》卷一三《答乐天问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7册，第576页上。
[100]朱军：《元代理学与社会》，西北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90页。
[101]陈樵：《天机流动轩记》，载戴殿儒：《浦阳建溪戴氏宗谱》卷一七《文辞（七）》，上海图书馆藏家谱本，同治八年（1769）重修，第14—15页。
[102]王崇炳：《天机流动说》，《学耨堂文集》卷六，载赵一生主编：《东阳丛书》第1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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