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在《宋文宪公画像记》中云：“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至公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9]全氏此元末明初“婺学三变”论，几成历史定论。而事实上全氏此论，颇存商榷处。
王袆曾云：“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10]王袆此说道出了这样一个史实。金华虽为“婺学”（主要指吕学）发祥地，但自宋末以来婺地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却是朱学。这与朱熹高弟黄幹有关。黄幹传朱学于婺州的何基、王柏，再传之金履祥、许谦。何基、王柏是北山学派开创者，处于元代初中期的金履祥、许谦则是北山学派干城，正是金履祥、许谦的努力，使金华朱学进入鼎盛时期。因此，元际的婺州，朱学遂成显学，而吕学反而日见衰落。
许谦为北山学派干城，金华朱学于元代的主要彰显者。许谦之学出自金履祥而上接黄幹，为朱熹嫡传的第四代弟子。全祖望在《北山四先生学案·序录》中说：“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今文安公尤为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11]《元史》则称：“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嫡。”[12]《元史》为婺州文人宋濂、王袆辈所作，因而，“金华朱学至许谦益著”之论，当为比较公允的史家定论。黄溍说：“学者推原统绪，必以三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为朱子之传。适文懿许公出于三先生之乡，克任其承传之重。三先生之学，卒以大显于世。”[13]黄百家亦称：“北山一派，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是数紫阳（朱熹）之嫡子，端在金华也。”[14]因此，从学脉上看，金华朱学是朱熹理学的嫡传，而许谦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许谦上承金履祥而又将金华朱学发扬光大，达到及门弟子“千余人”的金华朱学的鼎盛时期。[15]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朱子学派，是与以许衡、赵复、刘因为代表的北方学派，以吴澄为代表的江右学派齐名的元代三大学派之一。[16]
许谦满腹经纶，却拒绝做官。地方官多次举荐，他都推辞而不受。《元史》载：“廉访使刘廷直，副使赵宏伟，皆中州雅望，于谦深加推服，论荐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义者，前后章数十上，而郡复以遗逸应诏；乡闱大比，请司其文衡，皆莫能致。”[17]他虽一度被浙东廉访副使赵宏伟邀请致金陵舍馆讲学，但第二年就返回原籍，隐居东阳八华山中。在八华山上，开门讲学，学者座无虚席，“远而幽、冀、齐、鲁，近而荆、扬、吴、越，皆百舍重研而至”[18]。“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随其材分，咸有所得。达官富人之子，望间而骄气自消，践庭而礼容自伤。四方之士，以不及门为耻。”[19]
许谦八华讲学时学生达千余，及门比较著名的弟子也有40多个。其中揭傒斯、朱公迁、欧阳玄、方用“同游于许白云之门，以羽翼斯文相砥砺，时称许门四杰”[20]。只可惜，许谦弟子大都以文学显世，如揭傒斯者，其文与柳贯、黄溍、虞集齐名，“天下称为‘四先生’”[21]。诚如黄百家所云：“白云高第弟子虽众，皆隐约自修，非岩栖谷汲，则浮沉庠序州邑耳。如子长、正传，文采足以动众，为一世所指名者，则又在师友之间，非帖帖函丈之下者也。然白云非得子长、正传，其道又未必光显如是耳。”[22]尽管许谦“流于章句训诂”，于金华朱学无多发明创新倾向，其弟子亦有“流而为文”之嫌。但这与当时的时代学术趋向有关。元仁宗在位期间（1311—1320），程朱理学正式成为官学。皇庆二年（1313），元仁宗接受李孟“科举得人为盛”建议，决意开科举取士。并规定考试程式：“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23]同时，元仁宗还决定“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24]。由是朱学成为官方显学。但是，元代理学一旦被奉为官方学术而具有权威性质，它的发展就趋于停滞了。[25]
许谦卒于至元三年（1337），其时已属于元代理学停滞前期。但许谦对金华朱学的发扬和传播，超过了何基、王柏、金履祥，对元代理学有很大的影响。[26]这是不争之事实。许谦作为朱学传人，他对朱熹经典进行重新疏义、引申发挥，不但完善了朱熹的经典，正如四库馆臣对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评价：“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27]同时使朱熹的著作更加容易理解，扩大了受众面，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理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名物训诂在许谦等人的重视下，金华北山学术渐渐流于训诂，正如徐远和先生所说：“北山学派固然至许谦而显，然亦因许谦而衰败”[28]。但北山学派继承程朱道统意识，传道、讲学不断，门徙众多，成为元代朱学的重要一支。黄宗羲云：“晦翁（朱熹）生平不喜浙学，而端平以后，闽中、江右诸弟子，支离、并庆、固陋无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师弟为一支，东发为一支，皆浙产也。”[29]在北山学派尤其是许谦的影响下，朱学在婺州传播发展，成为元代朱学的重要力量，为元代理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至于对全氏“至公（宋濂）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之论，董平认为，“不拘门户而博贯诸家，原为婺中学术之传统，……许谦、柳贯亦皆深于释氏之旨，洞贯其蕴，因此即便婺中之学有所谓‘流于佞佛者流’之一变，亦不自宋濂始。故全氏之所谓‘婺学三变’之论实并不确切，而以‘佞佛者流’归于宋濂，则尤不恰当”。宋濂实以振兴吕氏之学为己任，“奋然思继其绝学”，无论从这种思想动因而言抑或从其学术之最终成就而言，谓其私淑吕祖谦，均非过情而能得其实。[30]
对此，与宋濂最相契的王袆有云：
初，宋南渡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并时而作，皆以斯道为己任。婺实吕氏倡道之邦，而其学不大传。朱氏一再传为何基氏、王柏氏。又传之金履祥氏、许谦氏，皆婺人，而其传遂为朱学之世嫡。景濂既间因许氏门人而究其说，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思继其绝学，每与人言之，而深慨之。识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盖本于圣贤之学，其自任者益重矣。[31]
王袆认为，宋濂因北山四先生皆为婺人，其传却为朱学，而担忧“吕氏之传且坠”，即“奋然思继其绝学”。婺州乃吕祖谦倡道之邦，而至宋末元初，朱学大盛，吕学却不传，作为婺州学者，王袆与宋濂一样，决然奋起，决心“继其绝学”。此“绝学”，实吕学也。可见，宋濂实以振兴吕学为己任。
宋濂之学，出自黄溍、柳贯、吴莱、闻人梦吉四家。而此四家又同出北山学派，上可以溯黄幹而达朱子，是为金华朱学的绪。全祖望在《宋文宪公画像记》中云：
文宪之学，受之其乡黄文献公、柳文肃公、渊颖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兽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上溯勉斋，以为徽公之世嫡。[32]
其实，全氏“四家之学，并出于北山、鲁斋、仁山、白云之递传”一语，过于粗疏。查考《宋元学案》，柳贯确为金履祥门人，亦为许谦同门。闻人梦吉之父闻人铣曾游于王柏之门。
王柏曾执丽泽师席，由此其经世致用之志益明。他曾云：
某窃惟吾儒之学，有体有用，其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氏之书，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则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齐家固在我所自尽也，治国平天下，盖有不得巳起而从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33]
王柏认为儒家之学，学有体用，其体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氏之书”。由此可见，他是推崇经书的。他还认为，就用而言，齐家可以有“我所自尽”，治国平天下“则非可自求”，而委诸天命。他主张学虽以达体为根本，然体无用则不显，故必以用的显扬为本体开显之途。因此，王柏之学，源于朱、吕。他要求究体以达用，将学问的本身价值延展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事业，实乃与浙东史学派之根本义旨深相契合，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视为吕氏究史以明通变、务求开物成务之学术精神的延续。[34]
可见，闻人梦吉之学，由家学而源肇王柏，以直接吕学。而闻人洗又以春秋之学见长。闻人梦吉受学家庭，手抄《七经传疏》，闭户十年，洞究奥旨。因此，闻人梦吉擅春秋，且好训诂传疏。可见其学很难说是北山嫡传。
柳贯虽受学于金履祥，却于春秋之学颇着功夫。其著有《近思录广辑》三卷。柳贯虽颇擅文章之名，但实于经史之学造诣极深，亦夙负经济之志；其既师从金履祥，游于方凤、吴思齐等人之门，而又得李心传之史学端绪，谙熟于历代典制及当代史实与文献渊源，实亦深得于浙东史学派（吕学）之学术精神。[35]
故柳贯之学，乃纵贯经史、博通百氏而又独擅于辞章，晚年又以理学为归宿。宋濂称其“读书博览强记，自礼乐、兵刑、阴阳、律历、田乘、地志、字学、族谱及老、佛家书，莫不通贯；国朝故实，名臣世次，言之尤为精详。……为文章有奇气，舂容纡徐，如老将统百万雄兵，旗帜鲜明，戈甲馄煌，不见有唁呜叱咤之严。若先生者，庶几有德有言，为一代之儒宗者矣”[36]。黄溍云：“（贯）读书博览强记，自经史百氏至于国家之典章故实、兵刑、律历、数术、方技、异教外书，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纡余，才完而气充，事详而词核，蔚然成一家言。……晚益沉潜于理学，以为归宿之地。”[37]
吴莱与黄溍、柳贯，同是浦江方凤弟子，似与北山四先生无涉。而黄溍之学，《宋元学案·沧州学案》则归其为文清学派门下，为义乌大儒石一鳌弟子。徐文清先生侨，是吕祖谦高足叶郅弟子，后才闻考亭之学。因此，黄溍学术正脉还在吕学，朱学兼之而已。
宋濂尝论黄溍之学云：
（濂）及游黄文献公门，公诲之日：“学文以《六经》为根本，迁、固二史为波澜；二史姑迟迟，盍先从事于经乎？”濂取而温绎之，不知有寒暑昼夜，今巳四十春秋矣。[38]
先生（溍）之所学，推其本根则师群经，扬其波澜则友迁、固，沉浸之久，犁然有会于心。尝自诵日：“文辞各载夫学术者也，吾敢苟同乎？无悖先圣人，斯可巳。”……今之论者，徙知先生之文清圆切密，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神出鬼没，不可正视，而部位整然不乱，至先生之独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39](www.xing528.com)
可见，黄溍之学其实是以经为本而以史为纬，其所谓“以《六经》为根本，而以迁、固二史为波澜”。就其实质而言，则实与东莱吕氏更为相契。[40]宋濂师从闻人梦吉、柳贯、黄溍、吴莱四人。这四人之学术，与南宋吕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他们或处草莱啸咏山林，或登仕途聘其才猷，各怀学术而博学于文，多识前言往行以涵养其德，会通折中古今之变以至于当世实用，其学旨要的实有得吕学之萃。宋濂与学友王袆等一起，以继吕学为志，“各以其本人之学问的博洽及其道德之修养的醇固，已然通过其本人的学术活动在实践着吕氏的经史并重、参乎古今之宜以寻绎道德性命之学术精神，浙东史学（吕学）传统在他们那里重新获得了充分的显化，因此他们亦共为明初浙东史学（吕学）之中兴的中坚”[41]。
但是《宋元学案》编著者，还是把宋濂与戴良归入金华朱学一路。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中说：
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峰亦高弟也。双峰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兽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42]
元末明初大儒杨维桢认为，宋濂之学源自南宋吕祖谦、唐仲友及陈亮三家之婺学，即熔性命之学与经世之学于一炉，谈性理而又不废文献之学和史学，同时又不忘经世致用。他在明初为宋濂《潜溪新集》所作之序中说：
佘闻婺学在宋有三：东莱氏以性学绍道统，说斋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见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实践而取信于后之人而无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干诸治术，以超继三氏于百十年后。[43]
所谓文以载道。从宋濂之文，可见宋濂之道（学问），乃超继吕祖谦、唐仲友、陈亮三氏之学于百十年之后。杨维桢对宋濂学术的界定，值得重视。
从宋濂的学术成就看，杨氏之言是较为可信的。宋濂以“学孔子必自学吕祖谦始”的学术自觉，面对元末明初吕学几绝的境况，与王袆等一起决然奋起，以振兴吕学为己任，恪守“以《六经》为根本，以史学为波澜”的吕学归旨，开创了“以经为本，经史文并重”的吕学中兴之局面。因而使得其学术显示出“以经为本，经史文并重”的特色。宋濂之学实为元末明初吕学中兴之中坚。
由此而论宋濂学术思想，其大要应在“崇经薄书”“经史并重”“文以载道”等诸方面。故而今有学者谓，宋濂乃“集婺学大成者”。[44]值得指出的是，此婺学仅指宋乾道淳熙间之婺学，而非元末明初之婺学。元末明初之婺学，已成涵汇“朱陆吕”三家学术之势。而其代表则是许谦、陈樵、宋濂。宋濂学术主要还是南宋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以吕学为宗的“吕陈唐”三家之婺学。
在讨论元末明初婺学的时候，古往今来的学者大都只把视角聚集在许谦、宋濂二家身上，而往往忽略了此时婺州的另一位大儒陈樵的学术思想。
赵香砂《述史传》云：“自朱吕倡学东南，学士承传之惟谨。迨元末，而精思力诣者各以所造自成学，若蜀资州黄泽、金华陈樵最显名。”[45]黄泽（1259—1346），字楚望，蜀资州人，师承程朱，作《易春秋二经解》《二礼祭祀述略》。赵仿为其及门弟子。《元儒考略》称：“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46]陈樵能与黄泽并列，可见陈樵在元末的学术地位。
陈樵幼警敏，过庭受业，承父亲陈取青家学。后又从石一鳌弟子东阳李直方游，受《易》《诗》《春秋》大义。陈取青与李直方皆为义乌大儒石一鳌弟子。石一鳌受朱学于同邑的徐侨，在义乌绣川湖边讲学授徙，门生有数百人。陈取青为蟠松高第，史称“蟠松门人”。徐侨，字崇甫，义乌人。从学吕祖谦门人叶郅，复登朱熹之门。其学吕学兼之朱学。因卒后谥号文清，故学者称其为文清学派。冯云濠在《沧州诸儒学案（上）》中说，全祖望在《丽泽诸儒学案》云：“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亦兼指文清所传学派而言。[47]陈樵与黄溍皆为文清学派传人。
陈樵为慈湖私淑。慈湖之学在甬上最盛，次淳安。婺州学者对慈湖心学的接受始自吕祖俭。淳熙九年（1173），吕祖俭受诠命赴四明任监仓之职。吕祖俭离婺入甬，在把吕氏史学传统带入四明的同时，也深受甬上心学浸染。他与“甬上淳熙四先生”交游甚深，以致在“舒璘以宦游出”以后，取而代之，而名列新“甬上淳熙四先生”。连朱熹都如此认为，他对将任鄞尉的滕德粹说，那个地方有杨简、袁燮、沈焕、吕祖俭，你可以与他们商讨交流学问。[48]吕祖俭对四明学术的融入，不仅仅表现在讲学上，他在学术思想上也几乎接受了慈湖心学。他曾教弟子曰：“‘心之精神是谓圣。’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49]已经完全与慈湖一个调子。
慈湖婺州弟子有叶秀发、傅大原等。
陈樵与象山后绪李存门人张翥，交往甚深。延祜七年庚申（1320），由钱塘赴太原举试，陈樵赋诗送之。[50]
陈樵还与至正二年（1342）任庆元路儒学教授的朱文刚（字明德，天台人。《至正四明续志》卷二有载）有交往。
关链是陈樵在自己学术思想中高度融入了慈湖心学之要的。陈樵“心之精神曰性”命题，[51]直接慈湖“心之精神是谓圣”之要的，并创新发展了这一源自孔子的心学学说。陈樵及门弟子杨芾曰：“先生之学，以诚笃为主，以沉静为宗，左图右史，一室萧然，敛容危坐至数月不越牟限。”[52]可见，陈樵为学功夫确乎出自慈湖心学一路。因而，把陈樵看作慈湖私淑，似无异议。
陈樵弱冠即博综群籍，精熟六经；以“屏去传注，独取遗经”之治学旨向，精探其理十数年；一旦神会心融，以为圣贤之大意断然而趣可识，片言而道可尽焉。于是隐居山野，著书十余种，终成一位独具创见的理学大家。陈樵以易学“神道设教”论为基点，强调“知觉”神性特质，把“性”放置于人心精神层面加以阐发，构建起以“神所知之谓智”“心之精神曰性”“良知得之自然”等论断为核心，以“神本”为特质的“良知”形上学说，超越了慈湖“心之精神是谓圣”心学境界，为阳明心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是故清初大儒孙夏峰称其为“守先待后之儒”；[53]纪昀等则称其“‘谓神所知之谓智’，实慈湖之绪余，而姚江之先导”。[54]
陈樵学术在元末“确然自成一家言”，而且有“守先待后”之影响，但由于他没有像许谦那样开门授徙，因此其及门弟子不多。有史可考仅杨芾、陈世恭、吴子善数人。
陈樵曾想招宋濂继其衣钵。宋濂也曾三次拜见陈樵。第一次在元统元年（1333）。这一年，宋濂24岁，陈樵56岁。第二次是在“三年”以后即至元二年（1336）。据宋濂《吴子善墓铭》载：“后三年，再谒先生，复见子善时，先生年耄重听，或有所问，子善从旁书濂言以对。及濂辞先生还，子善送至山高水长处，坐石共语，依依弗忍去。”[55]这一年，宋濂27岁，陈樵59岁。
第三次相见大约在至正十七年（1357）前后。陈樵《答宋景濂书》书云：“樵湖上不约而获见颜色，甚恨不能伸所欲言，至今怏怏。不肖濒死，欲以授人，苦无所遇，今以其大意刻之千岩禅师碑阴矣。”[56]宋濂在《元隐君子东阳陈公先生鹿皮子墓志铭》载，（陈樵）复贻书于濂曰：“予濒死，吾道若无所授，子聪明绝伦，何不一来，片言可尽也。”[57]陈樵临死前恳切邀请宋濂前来受其学。宋濂以“忧患相仍，亦未及往”，轻易搪塞过去。对此，孙夏峰、马平泉多有嗔怪宋濂之意。孙夏峰曰：“樵之学大有宗统，濂何靳一再往，以毕其说耶！”[58]马平泉曰：“陈君采生当元季，槁死穷岩，……所以惓惓于宋景濂者，悠然想见其为人。吾独怪景濂，何不一往，以毕其说，乃为世俗之言所阻。”[59]
至正十九年（1359），陈樵故里东阳亭塘遭兵燹。陈樵著述毁于一旦。由于陈樵大部分著作已佚，今人又缺乏对他的研究挖掘，以致其人其思想长期不为世人所知，几成冷门绝学。
因而，论元末明初之婺学，倘若遗缺了许谦、陈樵、宋濂三家中的任何一家，都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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