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这些已被描述的学校，并不因为丝毫深信它们代表了目前这个国家正在从事的所有最出色的工作，只不过因为它们说明了当前教育的一般趋势，并且因为它们似乎完全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学校的代表。无疑地，可以用来证明与所列出的学校具有同样启发意义的大量材料出于不得已被省略了。我们不试图涉及使乡村教育增添活力的一个重要运动：这个运动与现在正在进行的范围广泛、目标健康的任何事情一样，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克服那种妨碍乡村学校教师的不利的隔绝条件，并且利用儿童的自然环境对他进行一种职业教育，就像城市学校利用它们的人为环境一样。前面论述的这些学校，除了它们的工作说明了一种更重要的教育原理外，对于各个教师或学校在他们试图用最有效的方式教授传统的课程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也很少给予注意。尽管从学生中收到效果的种种手段和独创性的方法，经常似乎对教师最有启发意义甚至最能鼓舞人心，但是，当它们不过是在较好地利用一般的传统教育材料的时候，它们就不适合本书的计划了。
我们关心的是教育中更为根本的改革，和唤醒学校认识它们的工作应该是为儿童将要在世界上过的生活作准备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将要在智力的追求中度过一生，并且将从他们的家庭环境中获得必要的实际生活方面的锻炼的学生，其数量是如此之少，以至学校中的全部工作为他们而设计是十分不明智的。我们正讨论的这些学校，都在致力于抛弃那种只适合于小部分人和专门阶级的课程，而朝向一种将真正地代表一个民主社会的需要和条件的课程。
虽然这些学校在它们反映教育中新的精神方面全是相似的，但是它们为了追求预期的结果所发展的方法却大不相同；它们的环境和所要对待的学生班级的不同，足以暗示人们，甚至在目标一致的时候，地方条件也必定对方法施加影响。在那些真正重视民主问题的教育家看来，极其需要的似乎是使儿童与他的周围环境尽可能完善和明智地联系起来，这既是为了儿童的利益，也是为了社会的缘故。做到这一点，采用的方法自然要依据地区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依据教育家的气质和信念而变化。不过，不同的学校之间尽管有很大差异，例如密苏里哥伦比亚的梅里亚姆先生制定的计划与芝加哥公立学校的课程不同，可是对各种显然极端分歧的观念进行分析显示，某些相似的东西比相异的东西更为重要。相似的东西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它们阐明了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的方向，并因为它们中有许多是近代科学和心理学导致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改变的直接结果。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些相似之点大部分在卢梭提倡的观点里就可以看到，尽管只是到最近它们才开始比仅仅是理论方面更受到赞赏。第一个相似之点是注意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有必要确保所有青少年的健康，并以这为基础来培养其他品质和能力，不能指望试图在身体是虚弱的、营养不良的或不受控制的状态下去培养品质和能力，这一点现在已被充分认识，以至于它已变成一种常识并且只需在这里略为一提就行了。健康无论从社会的角度或是个人的角度来说都是重要的，因此一个有成就的社会有必要加倍地关注这个问题。
虽然所有学校都认识到学生健康的重要性，但是在培养儿童有一个健壮的身体的时候能够利用儿童的种种活动，以实现普通教育的目的，这一点人们就理解得不那么清楚了。到目前为止，只有教育界的先行者，才认识到幼年儿童在多大程度上学习运用他们的身体，以及在没有运用身体培养心灵和没有运用心灵训练身体的制度下不可能保证有全面的智力。这不过是在重复叙述卢梭的主张，即幼年儿童的教育主要依赖于是否允许他“自然的发展”。前面已经指出过，约翰逊夫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依靠学生的身体发展作为培养他们的智力的工具，以及在蒙台梭利夫人的教育系统中肌肉训练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似乎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我们想一想一个婴儿为了了解周围环境中最为熟悉的物体，必须经过多少次的运动、触摸和对物体的感知。要记住儿童和成年人就像非常幼小的孩子一样，是用同样的心理机制学习的。在小孩能够说话和走路之后，这一生物体的活动方式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不同的地方，只是由于有了最初的许多练习，有可能使得各种动作更为复杂罢了。现代心理学已经指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固有的本能是他学习的工具。一切本能都是通过身体表现出来的；所以抑制躯体活动的教育，就是抑制本能，因而也就是妨碍了自然的学习方法。前面描述的所有学校，都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事实应用到教育中去，运用了学生的自然活动，也就是运用了自然发展的种种方法，作为培养判断力和正确思维能力的手段。这就是说，学生是从做中学的。用这种方法教学，除了心理学的理由外，它还是认识到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后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必然带来课堂教材上的变化。
为了学习，学生要做些什么呢？仅仅活动，而不导向什么目的，那也许导致肌肉力量的发展，但是对学生的心理发展很少有什么影响。这些学校已经以同样的一般方式回答了所有问题，虽然它们所处理的一定的问题是不相同的。儿童必须从事某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也就是说，这些活动能够再现真实的生活情景。这一点应该做到，无论他们正研究的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或是在做算术题，或在学习刨平一块木板。呈现给儿童的历史事实必须是真实的，无论学生在根据这些事实编排剧本也好，或是在建造一艘海盗船也好，其细节及主要思路都要和已知的事实相符合。当一个学生从做中学的时候，他精神上、肉体上都在体验某种被证明对人类有重要意义的经验；他所经历的心理过程，与最早做那些事情的人所经历的心理过程完全相同。由于他做了这些事情，他明白了结果的价值，也就是说事实的价值。一种陈述，哪怕是关于事实的陈述，都不能揭示出事实的价值，或是事实本身的真实意义。仅仅把书本知识喂给儿童，这个“事实”与别的事实几乎一样，儿童就没有判断或信仰的标准了。以儿童学习度量为例，他在教科书中读到1品克等于8夸脱，但是当他做习题时，正如每个教师都知道，他容易用4代替3。显然，这个陈述如同他在书中读到的，并不代表书本以外发生的任何事物，所以什么数字留在他脑海里，或是记忆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意外的事情。但用夸脱来量出品克的杂货店里的儿童却是知道的。他常用品克量；假如有人说4夸脱等于l品克，他就要笑了。这两种情况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在学校里念书的儿童掌握了事情的结果，但没有经历与结果本身有关的活动。而对于杂货店里的儿童，书本上的陈述是有价值和可信的，因为它是一种经验——它是一个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认为实践活动在课堂中仅仅或主要具有实用的价值，这是多么错误的观点。假如学生必须懂得教师希望他掌握的各种事实，假如他的知识是真实的而不是口头的，假如他的教育是提供判断和比较的标准，那么实践活动就是必要的。以成年人来说，大多数实际生活的种种活动，不过是满足多少有点迫切需要的种种欲望的一种手段，这确是无疑的。他从事这些活动已经习以为常，以至它们作为人类各种知识形式的意义已经消失了。但是对于学校儿童来说，情况就不是这样。以一个在学校厨房的儿童为例，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一定要吃才准备那天的午餐，他是在学习许多新的事物。当遵循食谱的指示时，他就是在学习精确性；菜肴准备得好坏，就成了检验他成功的一种极好标志。当考虑食物数量时，他就是在学习算术和量表；在混合各种物料时，他是在发现当这些东西调制一起时物质起着什么样的变化；当进行烘烤或烧煮作业时，他是在观察一些基本的物理和化学事实。让成年人来反复从事这些动作，由于这些活动所要求的肌肉和智力调整能力对成人来说已经达到，因此就容易给不善思考的人一种印象，以为学生们做这些事情，也不过是把时间浪费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罢了。杂货店的儿童知道品克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常用它来度量东西，但是由于他不断地一品克一品克地量东西，而知识量并没有增加，因此他很快就达到了智力发现的终点，要进行的只是完成一件任务罢了。学校能看到这一点，即学生的智力在继续生长；而为了直接的实际用途的纯粹工人的活动是机械性的。学校认为这个学生已经有足够的这方面特别的经验；当他需要做这件事时，他知道怎样做，他懂得说明这件事的原理或事实；现在是他移向其他，教他别的价值和事实的经验的时候了。当学生学过如何看食谱，如何处理粮食和使用炉灶时，他不必再重复这些相同的基本步骤；他开始扩大他的工作范围，包括烹饪的更多方面。烹饪课的教育价值继续得到体现，因为他现在开始研究食物的价值、菜单、食物价格、食物的化学成分及烹饪等问题。那个厨房变成了一个研究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的实验室。
主动的教育形式在道德上的有利条件，加强了它的智力上的好处。我们都看到这种教学方法是如何需要给学生更大的自由，以及这种自由是学生智力和道德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同样，用实际活动来取代通常孤立的书本学习，也取得了积极的道德效果，这种效果是任何一个采用两种方法的教师都具有的。凡是书本所提供的事实积累是标准的地方，就一定会依靠记忆作为获得知识的主要工具。学生一定会鼓励去记忆事实；他必须用确切的书面语言，或是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记住它们，这比较起来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无论哪种形式，问题是要保证使他确实记住知识。那必然的结果，是当儿童记忆成功时他受到奖赏，记忆不成功时受到不及格或低分的惩罚。这样重心就从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转移到学生从事工作时的外表的成功程度。既然任何人的工作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因此不及格就变成明显和突出的事情。学生不得不经常与由于从未达到对他所要求和期望的标准而产生的泄气作斗争。他的错误不断地被改正和指出。如此他所获得的成功，并不是特别地鼓舞人心，因为他所做的不过是把书本中早已存在的内容复制一遍而已。好的学者将要培养的美德是服从、驯良和谦逊这些苍白无力、消极的美德。让学生处在一种完全被动的态度之中，他就更可能差不多把他从教师那里听来或在书本中读来的东西归还回去。
奖赏和高分充其量是人为追求的目标；它们使儿童习惯于期望得到他们从事的工作的成果价值以外的某些东西。学校被迫依靠这些动机的程度表明它们对真正的道德行为以外的动机是多么地依赖。但是在儿童从做事情中获得他们的知识的学校里，知识是通过他们的所有感官并且落实于行动中来呈现给他们的；它并不需要特殊的记忆能力才能保留住他们发现的东西；肌肉、视觉、听觉、触觉以及他们自己的推理过程，所有这些的联合成为儿童的工作配备的结局部分。成功赋予积极的成就以一种光彩；人为的工作动机不再是必要，儿童出于对工作本身的热爱来学习工作，而不是为了一种奖励或因为他害怕一种惩罚。活动需要积极的品行——有活力、主动性、创造性——这些品质比在执行命令中哪怕是最完美的忠诚来说对世界更有价值。学生看到了他的工作价值，因此看到了自己的进步，这激励他去追求进一步的结果。这样他的错误就不会被看做过于重要或会使他泄气。他能够积极地利用它们作为帮助，在下次做得更好。既然儿童不再为奖励而工作，欺骗的诱惑也就减少到最低程度。不再存在做不诚实的活动的动机，因为结果就显示出儿童是否做了工作，是否认识到唯一的结局。为了工作而工作的道德价值比为了奖赏而工作的道德价值必定更高；尽管一种确实不良的品格，除了通过独立的和精神饱满的工作习惯以外，处于一无所获的情境下，将不会得到革除，这是可能的，但是软弱的性格将会坚强起来，并且坚强的性格将不会构成任何细小的最初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它们日益积累的影响下会变得那么严重的不良习惯。
当前大多数的改革家共有的另一个观点，与对学校工作的传统看法不同，是试图发现对学生感兴趣的工作。这在过去被看作是一个极不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是把许多不感兴趣的工作看作是对于学生的道德品格一种极有益的东西。这类工作被看做比其余的工作甚至有更大的训练特性。强迫儿童坚持一项对他缺乏吸引力的任务，被认为可以培养有毅力和坚强的品格。毫无疑问，履行一项令人厌烦的职责的能力，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成就，但是有益不在于这项任务的厌烦性。事物不是因为它们是讨厌的或令人厌烦的才变得有用或必要，除非不顾这些特点。仅仅为了它的“训练”价值而给学生工作，这种习惯似乎表明了一种对道德价值的无识别能力，而不是一种过分的道德热情，因为毕竟这种习惯与抓住事物的缺陷作为优点很少有什么不同。
但是，假如不承认缺乏兴趣作为一种选择学业的动机的话，那么反对这种兴趣不能作为一种标准同样也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我们在最狭隘的意义上看待兴趣，把它理解为由于它的娱乐力量而对儿童有消遣和吸引力的某些东西，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含有真理。批评教育新精神的人，在他听到学生应该对他们正在做的事发生兴趣的意见时，往往认为这种狭窄的意义就是它所具有的涵意。然后他完全合乎逻辑地进一步指出，这样一套制度缺乏道德力量，它迎合了儿童的一时兴致，实际是一种普遍软化社会结构，人人向往舒适方式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是要使工作对学生容易些，也不存在任何给传统课程裹上一层糖衣的尝试。改革是一种更具有基本性质的变革，是建立在正确的心理学理论之上的。给学生做的工作已经发生变化；并不是要尝试使儿童对所有的工作产生兴趣，而是要在工作对儿童产生自然的吸引力的基础上选择工作。兴趣应该是选择的基础，因为儿童对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是感兴趣的。
每个人都熟悉，一个婴儿会花很长时间一再重复做同一样动作，或试探某一个物体，两三岁的儿童会以浓厚的兴趣建造一座木塔，或往一只桶里填沙子。他们许多次而不是一次地做，而且总是同样被深深吸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真正的工作。他们在生长中，不成熟的肌肉还没有学会自动地动作；每一个针对某一物体的动作，必须在儿童心中有意识地指引下重复进行，直到他能做这个动作而不感到要费力地去适应为止。由于幼儿必须使周围的事物适应自己，他的兴趣和他的需要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能生活。随着儿童渐渐长大，他对各种直接需要的控制能力那样迅速地变成自动的，我们就很容易地忘记他仍然像婴儿一样地学习。那必要的东西，仍然是适应的能力，正如他一生都需要的那样。良好的适应能力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所以我们本能地对学会适应比对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感兴趣。儿童对通过身体的活动来使自己适应他所遇到的事情感到兴趣，因为他必须控制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他需要去做的。那么，为任何一群儿童选择作业，从儿童的环境中，从当时能够唤起他们的好奇心和兴趣的一些事物里选择作业，也是智慧的一部分。显然，随着儿童的长大和他对控制身体和自然环境的能力的增加，他将接触到他周围的生活中更为复杂的和理论的方面。
但是，恰恰以这同样的方式，课堂里的作业延伸到包括显然不属于儿童的直接环境的事实和事件上。因此，材料的范围决不能受到使兴趣成为一种选择标准的限制。对学生有吸引力的，正如有价值的和有希望导致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某些事情的工作，必须包括同样的坚韧和专心，就像最严厉的纪律训练的支持者所给出的工作一样。后者要求学生追求他不可能看到的目的，所以他不得不依靠提供人为的目的、分数和升级制度，依靠把他隔离在一个他的心灵和感官不会常常被对他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的生活召唤所包围的气氛里坚持作业。但是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问题的解决将给他一种直接的成就和满足了的好奇心的感觉，他将会全力以赴投入工作；目的本身将提供他坚持单调乏味的工作所必需的刺激。
训练儿童温顺和服从，小心地完成由于被强迫而被迫去做的工作，而不顾它们引向何方的传统的教育形式，是适合于一个专制社会的。这些是在一个由一位首领来计划和照料人民的生活和制度的国家里所需要的特性。但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它们妨碍了社会和政府的成功的管理。我们对一个民主政体的著名的高度概括的定义，即“民治、民有、民享”，也许给理解一个民主社会所包含的东西提供了一条最好的线索。社会和政府的管理责任要依赖于社会的每个成员。因此，每个人必须接受一种能使他满足这种责任，共同地给他正当的有关人民的情况和需要的观念，并且发展那些将能确保他适当的参与政府工作的品质的训练。如果我们训练我们的儿童执行命令，去做仅仅因为要他们去做的事情，而未能给他们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信心，我们就是在克服我们制度的现有缺陷和建立真正的民主理想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但是当我们在训练“明天的国家”（the state of tomorrow）的时候，我们却允许它尽可能地少些自由。儿童在学校里必须允许有自由，这样当他们能够控制身体的时候，他们将会知道自由的运用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必须允许去发展积极的品质，如主动性、独立性和善于应变能力，这样民主制度的滥用和失败的现象才会消失。
对民主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的传播，或许是目前教育趋势中最有趣、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它说明了发展着的对普及教育的兴趣，并且对前面所列举的改革表示赞同的科学和心理学的论点构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持。毫无疑问，仅用教科书的教育方法，对于那些由于环境关系而无需从事实际生活，同时对抽象的观念感兴趣的少部分的儿童来说，是完全适合的。但是，即使对这种类型的人，这种制度也给他掌握知识留下了极大的缺陷；它对活动在智力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没有给予任何地位；它沿着学生的自然倾向的路线进行训练，而不发展通常喜欢抽象的人比较薄弱的实践的品质。对于绝大多数其兴趣不在于抽象思考，而且必须以某种实际职业，通常实际上以手劳动生活的人来说，一种把生活的纯智力和理论方面同他们自己的职业之间的隔离沟通起来的教育方法是必要的。随着民主观念的传播，和伴随而来的对社会问题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每个人，无论他恰好属于哪个阶层，都有一种权利，要求一种能满足他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并且国家为了自身的缘故必须满足这种要求。
直到最近，学校教育满足的只是一个阶层的人的需要，即那些为知识自身而对知识感兴趣的人，如教师、学者和研究人员。对于从事手工劳动的人来说训练是必需的这个思想，仍然是如此新颖，以至于学校仅仅刚刚开始承认控制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确实也是知识。直到前不久，学校仍忽略了数量最多，并且整个世界都要依靠他们提供必需品的那一层人。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本身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直到它出现以前，给大多数人即那些手工工作的人提供任何更多的精神需要的权利，从未受到承认。他们的作用，几乎也是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照顾统治阶级的物质需求。
在最近的150年间，发生了改变人类生活和思维习惯的两大变化。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两大变化中的一个，即民主思想的发展，是如何要求教育上来一个变革的。另一个，即通过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变化，也必须在课堂中得到反映。拼凑所有人类的历史知识，组成一幅蒸汽机和电力发明前的社会的草图，几乎不可能充分描绘出这些或类似发现所造成的社会的最根本方面的变化。可能一个最重要的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的变化，就是必须成为任何想成功地应付甚至是普通的生活环境的人的精神内容一部分的那些事实，其数量令人难以置信地增加了。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任何在学校时向内从教科书中教授所有这些东西的尝试都简直是荒谬的。但是学校不是坦然面对这一情况，然后改变它们的课程，以便它们能教给学生如何从世界本身中学习，而是继续顽强地教给尽可能多的知识。很多变化是关于消费资料的发明计划造成的。但是科学所要求的变化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变化，并且就目前它已产生的影响来看，它遵循着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一般路线。这包括，正如这些不同学校的课程表明的那样，不仅仅要教自从科学发现以来导致社会种种变化的各种科学定律，而且要用本身能教给生活知识的实际工作，来代替已在书本中分了类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和记忆。
如果学校打算承认所有阶层学生的需要，并且给学生一种将能确保他们成为有成就的和有价值的公民的训练，那它们就必须给予工作，这种工作不仅使学生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十分强壮，并使他们对国家和他们的近邻有正确的态度，而且将给他们足够的控制他们的物质环境的能力，从而能使他们在经济上独立。职业的准备一向是受到关注的；但是产业工人的前途，正如我们看到的，却被人们忽略了。近代工业由于科学发现带来的复杂化，使得以下东西成为必要，即一个渴望获得真正成功的工人，具备一种能培养他的技术能力的普通教育的基础，而人性的复杂化同样也使得初学者有必要去发现适合于他的趣味和能力的工作途径。一场普通教育原理的讨论，只需关心能满足这两种需要的工业或职业教育。专门职业和职业训练问题完全在这本书的范围之外。不过，某些跟促进较狭隘意义上的工业训练运动有关联的事实，与更为广泛的问题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因为正是目前存在一种大的危险，即随着工作的展开，那种在葛雷和芝加哥正在做的真正教育形式的工作也许被忽略了，而都热衷于进行职业训练。
有影响的市民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在熟练工人的需要上，而不是普通教育的重新调整上。他们对于前者的深切感受，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许他们自身的利益造成的。他们对于德国如此程度地使得职业技术训练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推动帝国商业竞争的财产，很容易留下印象。没有什么东西似乎比以下东西如此直接和实际的了，即建立一种继续学校，以改善在较早年纪就离开学校的14～18岁的工人的状况，并且建立各种独立学校（Separate Schools），直接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车间工作做准备，而留下现有的学校实际上照常培养为进高等学校和较少从事手工工作的那部分学生。
继续学校是有价值和重要的，但是只能作为治标的和权宜之计；它们处理的是本不应该存在的情况。儿童不应当在14岁就离开学校，而应该留在学校直到他们16或18岁，并且应当受到帮助，能明智地运用他们的能力和适当地选择工作。在与任何一群14岁就离校做工的学生有过接触的教师和工人中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平凡的事，即学生离校的理由与其说是巨大的财政压力，不如说是缺少对学校正在给予他们任何好处的信心。当然，儿童喜欢上学，但是为了赚钱而被迫有第一次机会就离开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在这些不多的情形之下，继续由家庭安排——这在过去是很流行的——直到儿童14岁生日，一般来说是更为明智的，即使这种安排包括了慈善性质。十四五岁儿童的工资是如此低廉，以至只有对那种已经生活在贫困程度的家庭来说，这些工资才造成了物质上的差别。
这种情况的毫无指望会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加剧，即这些儿童与继续留校的儿童相比，增加收入的能力要低得多，所能达到的最高工资的水平也低得多，结果从长远利益来看，对儿童和他家庭的损失，更甚于抵消不稳定的暂时的收入。不过学生提出的最通常的离开学校的理由，是他们不喜欢学校，急于得到真正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去工作，或者已经结束了任何训练课程，而只是学校似乎太无用、太少满足他们的兴趣了，以致于他们抓住了第一次机会就作出变化，使事情看上去更为真实，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效果。(www.xing528.com)
那么，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对普通学校工作的重新组织，以满足这个阶层学生的需要，这样他们就将为了他们在学习的东西的价值而希望留在学校。当前的制度是笨拙的和目光短浅的；继续学校弥补了它的一些缺陷；但它们没有克服这些缺陷，它们也未能使学生达到一种已被延误的智力的发展，在那里由于初等学校的失调已经阻碍了这种发展。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利用学校作为现存的工业制度的工具，而是为了学校的重新组织来利用工业的。
现在存在一种危险，即商业人士的集中利益和他们在公共事务中的有影响的活动将使得工业训练分离出来，从而导致民主制和教育两方面的损害。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把教育的价值放在首位，这不是它们本身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些价值代表了社会尤其是在一种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更为根本的利益。工业在教育中的地位不是要去急急忙忙地为各个学生的各自的职业作准备。它应该被用做（就像在葛雷、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其他学校那样）给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理论知识赋予实践的价值，并且给予他一种对他周围环境的条件和制度的理解能力。当这一点做到了，学生就具备了正确选择工作和引导自己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技能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智慧。他的选择将不会被这一事实即他已经知道如何做一件事和只知道一件事所限制；它将只受他自己的能力和自然倾向的支配。
商业和继续学校招收年龄不太大，或者还不具备他们自己能够作出明智选择的力量的足够知识的学生，然后它们在一个狭小的得心应手的状态中，既在学生的理论工作方面，也在他们的手工技能方面进行训练，结果学生发现他自己只对一种职业是清楚的。假如这职业证明对他来说不是合适的职业，它仍然是唯一的他受过训练的职业。这样一种制度并没有给个人能力的最佳发展提供一种机会，它往往把人固定在各阶层内。
正是那些似乎由于为本职业初始阶段接受技术工人而获益最大的工业，将会为此而在更为困难的工序中受到损失，因为这些工人将不具备技术中学和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应该掌握的一般知识和较广泛的经验的背景。但是把有关职业的材料引进学校中，为的是通过它们的运用而带来环境的控制，就将给我们提供大量的一个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独立而又精明的公民。
一个民主制度允许形成固定的阶级是很不幸的。财富的差异，大批非技术劳工的存在，对手工工作的轻视，在保证得到使人在生活中突然加速前进的训练方面的无能，所有这一切起着产生阶级的作用，并加大了阶级之间的鸿沟。政治家们和立法机构能够为击败这些有害的势力做些事情。明智的慈善事业也能有所作为。但是唯一根本的有效机构是公立学校制度。每个美国人都对过去所达到的成就，即能在人口成分极为多样的情况中促进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从而使得共同利益和目标的意识胜过了强大的把我国人民划分为各个阶级的势力，而感到自豪。我们生活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加上在社会的一个极端财富的极大积聚，而在另一个极端几乎很少的必需品的状况，使得民主制的任务不断地更加困难。简单地提供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合在一起就足以满足需要，这种日子在迅速地过去。教学的材料和方法必须积极地、敢作敢为地去适应目的。
一定不能存在一种制度是为有更多闲暇时间的家长的子女而另一种制度是为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的子女的情况。这样一种制度强加下的有形的分离，尽管不利于发展一种正当的相互之间的同情心，但这还是它的最小的害处。最大的害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一部分人进行过分的书本教育，而对另一部分人进行过分的“实际”的教育，由此造成一种心理和道德习惯的分离，理想和观点的分离。
学术式教育培养的是对手工工作没有一点同情心，在理解目前社会和政治的最重大的困难方面绝对没有受到训练的未来公民。职业训练将能培养的未来的工人，比起他们如果没有受过训练，或许具有更多的直接的技能，但是他们没有开阔的头脑，没有对他们所做工作的科学和社会意义的见识，也没有受过能协助他们找到方法或作出调整的那种教育。把公立学校制度分开，一部分追求传统的方法，附带进行一些改进，另一部分则应付那些打算进入手工劳动领域的人，这意味着实施一项与民主精神完全不相干的社会宿命论的计划。
声称机会均等为其理想的民主制度需要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把学习和社会应用，观念和实践，工作和对于所做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从一开始并且始终如一地结合起来。学校正如我们这本书中已经讨论的——它们正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大量成为现实——正在显示这个全民平等机会的理想如何变为现实。
（吴志宏译）
45 鹅妈妈（Mother Goose），是查尔斯·裴劳特（Charles Parraut）在其故事集中所想象的叙述者。——译者
46 汉斯·安徒生（Hans Anderson），丹麦童话作家。——译者
47 基普林（Rudyard Kipling），英国作家、诗人。——译者
48 狄俄尼索斯（Dionysius），传说中的希腊酒神。——译者
49 俄耳甫斯（Orpheus），传说中的希腊的神，歌手，善弹竖琴。——译者
50 特洛依（Troy），小亚细亚的古城。——译者
51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及作家。——译者
52 卡泰兰（Cataline，公元前108？—前62），罗马阴谋家。——译者
53 欧文（Irving，1783—1859），美国散文家、小说家及历史学家。——译者
54 塞贡（Edourd Seguin，1812—1880），法国心理学家。——译者
55 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实验过这类教具的人认为，这类教具对于三四岁的年幼儿童价值最大。——原注
56 即青年工人接受继续教育的非全日制学校。这个名词于1910～1930年在美国被普遍使用，以后逐渐废弃了。——译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