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斯泰洛齐的基本思想和对卢梭的贡献

卢梭在写他的《爱弥儿》时，却让他自己的子女遗弃在育婴堂，在父母的全然忽视下成长。因此，难怪他的读者和学生们集中注意的是他的理论，他对教育的总的贡献，而不是他介绍的那些他用来塑造那位模范的自命不凡的人物爱弥儿的不切实际的方法。如果卢梭本人曾试图教育过任何真正的儿童的话，他就会发现，有必要把他的理想具体化，使之或多或少成为固定的教学计划了。由于渴望达到他学说中所描绘的理想，他的兴趣的重点也就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方法上，通过这些方法，他能够在各个儿童身上实现他的理想。儿童应该把他的时间用于适合于他的年龄的事情上。教师立即就会问，这些事情是什么呢？儿童应该有一个在心理上、精神上和身体上自然发展的机会。教师打算怎样提供这种机会，而且这种机会的涵义是什么呢？只有在那种一个教师提出自己理论的最简单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在没有一种相当确切的以特定的材料和方法体现理想的情况下取得进步。因此，回顾一些近代教育改革方面的尝试，我们很自然地会发现，人们已经把改革的重点放在课程上了。

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就是两位最热心地将从卢梭那里得到的启迪应用于具体的课堂活动的教育家。他们采用了自然发展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并且把它变成教师能天天予以运用的准则。他们两人都是理论家，福禄培尔由于天性注重理论，裴斯泰洛齐由于感到需要而注重理论；但他们都尽最大的努力将其理论应用于实际。他们不仅广泛传播关于教育的新思想，而且比任何其他现代教育家对学校实践的影响都要大。裴斯泰洛齐实质上创造出初等教育种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如所周知，福禄培尔为年龄太小不能上通常的初等学校的儿童创建了一种新型的学校，即幼儿园。

这种理论的和实际的影响的结合，使得把以下的特征区分开来十分重要，一方面他们推进了教育即生长的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迫切希望提供一种人人都跟得上的学校教学计划，而不得不求助于机械的和外部的教学方法。作为一个人，裴斯泰洛齐是生活中的英雄，而卢梭不是。裴斯泰洛齐处处为他人献身，而卢梭在感情上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裴斯泰洛齐紧紧把握住了一个卢梭从未意识到的真理。他认识到人的自然发展就是一种社会发展，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比人与自然的关系要重要得多。用他自己的话说：“自然是为了社会关系而且依靠了社会关系来教育人的。事物在人的教育中的重要性，是与它们对于人所处的种种社会关系密切相适应的。”由于这一原因，家庭生活是教育的中心，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为每一个教育机构提供了模式。在家庭生活中，各种物体如桌子、椅子、庭园中的树、围栏上的石子，都含有社会的意义。它们为人们所共同使用，并且影响着他们的普通行为。

以具有社会用途的事物为媒介的教育，无论对智力以及道德发展都是必要的。儿童越是密切地或直接地从社会环境中学习，他所获得的知识就越是真实和有效。因为只有首先能处理好我们周围的事情，然后才有能力处理遥远的事情。“对现实的直接感觉，只有在狭小的社会环境，如在家庭生活中才能形成。真正的人类智慧，归根结底，就是从直接的环境中所获得的密切知识，以及通过训练得来的应付环境的能力。这样养成的心理素质，一定会坦率而目光锐利，由于这种素质是和严厉的现实打交道中形成的，因此它能适应将来的各种环境。它是坚定的、灵敏的和充满自信的。”

“相反的教育是散乱的、混乱的；它是肤浅的，游离于每一种知识形式之上，得不到任何利用，是杂乱的、轻浮的和不确定的。”道理很容易明白：真正名副其实的知识，即养成对任何事物都能应付的才干，只有通过积极而密切地参与社会活动才能获得。

这就是裴斯泰洛齐重要的积极的贡献。它表述了从他个人的经验中所得的独到见解；尽管就作为一个理论上的思想家来说，他是软弱的。这种见解不仅超过了卢梭，而且把卢梭学说中的真理置于一个稳固的基础上。不过，这不是一个能很容易地转变为正式的表述或相互传授的方法的思想。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他早年的事业活动中得到说明，当时他把20个流浪儿童带到自己家中，着手教他们夏天耕耘，冬天纺织，同时尽可能地把书本教学同这些实际活动联系起来。他后来的生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那时他负责瑞士一个村庄的工作，这个村庄的成年人几乎都由于抵抗拿破仑的一支军队而捐躯了。当时一个参观者曾评论说：“哎呀，这不是一所学校，这是一个家庭。”裴斯泰洛齐感到他受到了最大的赞扬。

从裴斯泰洛齐所从事的较为正式的学校教育活动中，还可以看到他的另一个方面。他也攻击当时初等教育中的纯文字教学，并力求用一种自然发展取代它。但是他不是求助于在积极的社会生活中去接触有用的实物（如家庭中的那些东西），而是依赖于仅仅接触一些实物本身。结果是裴斯泰洛齐的基本思想的一个转变。通过教师呈现实物似乎就取代了通过个人活动得到的发展。他模糊地意识到前后不一致，并试图通过据说能从各人不同的经验中抽取出来的某些确定的发展规律去克服它。教育不能跟随在一个特定时间内个别儿童的发展进行，那样会导致混乱、无政府状态和反复无常。教育必须遵循从个别情形中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进行。

在这一点上，重心就从对事物的社会利用，转向依赖于实物。在寻求从个别经验中抽取普遍规律的过程中，裴斯泰洛齐发现了三种不变的因素：几何图形、数和语言——当然这里说的语言不是指孤立的词语的表达，而是指关于事物性质的说明。作为一个教师在这方面的活动，裴斯泰洛齐特别热心于建立种种实物教学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儿童应该学习物体的空间和数的关系，掌握表达所有它们性质的词汇。实物教学的思想，即把事物呈现于感官，在初等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起源于裴斯泰洛齐。由于这种教育方案注重外部的事物和把事物呈现于感官，因此它有助于确切地形成几乎能够互相机械搬用的各种方法。

在发展这些方法的过程中，裴斯泰洛齐悟出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自然的秩序”就在于从简单到复杂来进行。他专心致力于从每门科目中找到可以着手观察的ABC（就像他所称呼的）——能被置于感觉面前的最简单的要素。当学生掌握这些要素后，就转到这些要素的种种复杂情况。这样，学习阅读时，儿童就要先学AB、EB、IB、OB这类的联词，然后倒过来学BA、BE、BI、BO等，直到掌握了所有的要素；他们就继续学习复杂的音节，最后学习单词和句子。数目、音乐和绘画的教学，都能先从感官所能接触的简单要素入手，然后按照一定程序学习更为复杂的形式。

这种教学程序如此盛行，以至于一提起“方法”这个词，许多人就理解为是指这种外部印象的分析与综合。直到今天，许多人还认为“教学法”的主要部分就是这些。裴斯泰洛齐本人把这称为教学的心理学化，然而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教学的机械化。他的下面这段话对他的思想作了很好的说明：“在自然界，萌芽时的缺陷就意味着成熟时的不完美。在胚芽中有了缺陷的东西，就削弱了它的生长。在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中，苹果的生长是这样，人的智力的发展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为了避免教育中的混乱和浅薄，一定要使对物体的第一次印象尽可能地准确和完美。我们必须从摇篮里的婴儿开始，就把人类的教养从盲目运动的自然的手中夺来，使之置于一种力量之下，这种力量是多少世纪的经验教导我们从自然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

这些句子可以概括成一种任何人都不可能反对的意思。所有的教育改革家都正确地坚持最初几年的重要性，因为控制后来发展的根本态度就是在这几年里固定下来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能在早年就把儿童和他处的环境的关系调整好，使他得到的所有观念都是准确、可靠、坚定并且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不知不觉地给儿童许多智慧的标准，这些标准以后会发生作用，具有我们目前的经验所始料不及的功效。但是，几何图形以及单个实物性质的确定性和明确性都是人为的。正确性与完美性是以脱离儿童的日常经验为代价而取得的。儿童可能学习正方形、长方形等的不同性质，并且掌握它们的名称。但是除非这些长方形正方形结合在他的有目的的活动之中，否则他所积累的只是些学究气的知识。毫无疑问，儿童应当结合实物学习名称，这比仅仅学几个单词好一些。但这个方法差不多与另一种方法一样的远离真正的发展。这两者都离“坚实的、敏感的和确切的知识”甚远，那样的知识只能从为吸引儿童的目的而使用实物中得来。儿童在家事、园艺、饲养动物和游戏中所用的实物，对儿童来说才具有真正的简明性和全面性的意义。那些放在儿童面前仅仅供学习的直线、角度和数量的东西，是机械的、抽象的。

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裴斯泰洛齐的实际影响局限于：摒弃了学校那种依靠记忆与实物毫无联系的单词的方法；把直观教学引进学校；把每个题目分解成若干要素或ABC，然后逐步进行。由于这些方法不能激发起动机并给予真正的力量，因此许多教师认识到，凡是对儿童有用的东西，尽管他不能样样都懂得，也要比孤立的要素简明和完善得多。在一些新型学校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回归趋向（尽管当然与裴斯泰洛齐没有任何联系），即通过参与那些类似于日常生活以及周围朋友所从事的活动和作业，回到裴斯泰洛齐早期的和较为生动的学习观念上去。

不同的学校用不同的方式设计事物。蒙台梭利派的学校仍然尽极大的努力，通过所提供的材料来控制心智的生长。在其他类型的学校，如菲尔霍普的实验，使用的材料是附带的、非正式的，课程根据于学生的直接需要。

当然，大多数的学校介于这两种思潮之间。儿童必须得到发展，而且是自然的发展，但是社会变得如此复杂，它对儿童的要求如此重要而继续不断，以致于我们必须把大量的东西提供给他。在现代生活中，自然界是极广阔和细密的，它不仅包括儿童所处的复杂的物质环境，而且包括各种社会关系。如果儿童要掌握这些东西，他必须涉及很多的领域。怎样以最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呢？所用的方法和材料必须本身充满生气，对儿童来说足以代表构成他的世界的整个严密的自然界。儿童和课程是两种有效的力量，两者相互发展，相互作用。在参观学校的时候，对一般学校教师感兴趣的和有帮助作用的就是各种方法、课程、儿童度过时间的方式；那就是，所形成的儿童和他的环境之间的调整的方式。

“从做中学”是一句口号，这句口号几乎可以用来作为对许多教师正在试图实施这种调节的方式的一个一般的描述。一个儿童要学习的最难的课程就是实践课，假如他学不好这门课程，再多的书本知识也补偿不了；这就是他同邻里和工作进行调整的真正的问题。实践的方法本身是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便利最适当的方式自然地提出的。由此可见，不同的学科本身——算术、几何、语言、植物学等——就是各种各样的经验。它们是前人努力和成功的结果，代代相传而积累起来。普通学校的这些科目，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积累，不是作为一种零碎经验的大杂烩，而是以一些有组织的方式提出来的。因此，儿童的日常经验，他的一天天的生活，以及学校课堂的教材，都是同一事物的各个部分；它们是人类生活的第一步和最后一步。把这两者相对立，就是把同一个正在生长的生命的婴儿时期与成年时期相对立；把同一种力的运动方向与其最终的结局相对立；也就是要使儿童的本性与其将来的命运彼此发生冲突。

各门科目代表了儿童简单的日常经验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学校的任务就是要获得这些原始的经验，把它们组织成科学、地理、算术，或者不论什么都按钟点上的课。既然儿童已经了解的东西就是教师正试图教给他的某一门课程的一部分，那么利用这种经验作为基石并在这上面来构建儿童的意识到的学科知识的方法，似乎就是正规的和进步的教学方法。如果我们采用与儿童获得最初经验尽可能相类似的方法来扩大儿童的经验，很显然，我们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我们都知道，儿童没有进学校以前所学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与他的生活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怎样获得这种知识，这个问题为自然的学校教育方法提供了线索。这个答案就是，不是通过阅读书本或倾听关于火或食物性质的说明，而是自己烧了一下或自己吃东西，那就是做些事情。因此，现代的教师说，儿童应当在学校中做些事情。

教育如果忽视了儿童身上蕴藏的这种充满生机的冲动，就会流于“学院派的”、“抽象的”，这是就这些词坏的意义上说的。如果教材被用做唯一的材料，教师的工作就难得多，因为除了一切东西要自己去教以外，她还必须经常压抑和阻止儿童的好动倾向。就儿童来说，教学成了一种缺乏意义和目的的外在的提示。任何材料，如果不是从先前在儿童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事情中引出，就会流于贫乏的和无生命力的。它们不过是一些儿童在学校中被要求研究和学习的象形文字而已。只有当儿童在校外，即在实际生活中学到了同样的材料，它才开始对儿童具有意义。一些孤立的事实，比如说在一本地理教科书中出现的孤立事实能对儿童具有意义，这种情形必然是很少有的。

在任何一门学科的专家看来，一切教材都是分门别类的和编排好的；但是在编入儿童的课本之前，必须加以简化，大量压缩。能激发思想的特点被模糊了，组织的功能也消失了。儿童的推理能力及抽象和概括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教科书必须废除，而是说它的功能改变了。教材成为学生的向导，靠着它他可以节省时间，少犯错误。教师和书本不再是唯一的导师；手、眼睛、耳朵、实际上整个身体都成了知识的源泉，而教师和教科书分别成为发起者和检验者。任何书本或地图都不能代替个人的经验；它们不能取代实际的旅行。物体下落的算术公式也不能代替掷石子或把苹果从树上摇下来。

当然，从做中学并不是指用手工来代替课本的学习。与此同时，要允许儿童一有机会就做些手工，这对抓住儿童的注意力和兴趣有很大的帮助。

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学校系统的第45公立学校，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实验，在这所学校里儿童可以说是从做中学的。学校的工作按照州的课程要求进行，不过教师们不断地寻找新的方法，以防止作业成为单纯的课本训练，或是考试的准备。在五年级，班级活动围绕儿童在盖的一所平房进行。在手工训练课上，班里的男孩子去盖房。不过在他们动工前，每个学生都要起草一份盖房计划，在他们的算术课上，计算他们需要的木材数量和费用，不仅为他们自己盖的小房子计算，也为盖一幢整套的房子计算；他们从房子的测量过程中做了许多习题，如计算地板和墙壁的面积，每个房间的空间，等等。不久儿童就提出假设，这所房子该住一家人，并决定这家人以务农为生。于是所有算术就以这整个农场为基础。首先是计算有关耕种方面的题目，设计耕种规模，并根据他们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对他们的“游戏农场”（play farm）提出种种问题，如稻田的面积有多大，该用多少种子，将来可以希望有多少收成和可得到多少利润。儿童在设计这些含有他们正学习的特别的算术过程并适合他们农场的题目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创造性。他们筑起了篱笆，水泥走道，一堵砖墙，并为这家农户设计市场，出售黄油、牛奶和鸡蛋，还保了火险。在他们裱糊房屋的时候，就有了很多与买纸、裁纸以及怎样糊法合算有关的面积题，这些题目足以使他们在面积测量方面受到一切必要的训练。

英语课也同样以盖平房和它的居民生活为中心。拼读课以他们在建筑等活动用到的词汇来进行。完成房子的计划，房屋及用具的说明，以及对住在这房子内的家庭生活所作的描述，为作文习字课提供了无穷的材料。儿童将自己的作文朗读给全班听，让全班来评议，这又成了修辞课；甚至语法课也因为引用有关农场的句子而变得更有趣味了。

美术课也从儿童盖房和装饰房屋的实际活动中引出。学生们渴望有一座美丽的房子，因此房子里里外外的色彩装饰就提供了许多配制色彩和调配均匀的问题。后来他们在制作墙纸，选择并布置窗帘以及室内装潢的过程中，又找到了很多构思的机会。每个学生先构思自己的方案，然后由全班一起来决定他们想用哪一种。学生们也为洗澡间的地板和墙壁进行了设计并制作了砖瓦，还筹建了一座花园。女孩子设计和制作了很多衣服给房子里的玩具娃娃穿。整个班级都十分喜欢上图画课，因为他们互相画的都是他们以不同家庭成员身份在农场从事不同工作的情形。这个年级的表演课，主要是表演儿童自己设计编排的反映农场生活的戏剧。这个学校的工作几乎都是以对学生有内在意义和价值的活动为中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所学校的儿童是“从做中学”的，不仅如此，大多数的活动还是儿童自己首先发起的。他们给自己出数学题，提议盖房工作的程序，互相评议作文，并且自己编排戏剧。

学校各个年级的学生几乎都一有机会就自己背诵一些东西。一名学生负责这个班级，叫其他学生背诵；教师除必要时略加纠正或突出课文要点外，像是一名旁观者。当这个班级实际上不由某个学生管理时，每种方法都可用来让儿童做完所有作业，从不把责任和主动权保持在教师手中。学生被鼓励互相提问，大声提出反对意见并给予纠正，出现问题时自己独立思考。做这工作时，不是给全班一本教科书中的一篇固定课文作为一个新问题的引出，而是先在班里提出问题，然后发问和讨论，一有可能就帮助学生实际试验，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至少在学生看课文前对问题有所理解。

这种方法能用于所有课堂教学，但是从一堂地理课中引出的一个例子有特别的启发意义。有个年级的学生在研究巴拿马运河，在理解运河的目的和作用，尤其是运河水闸的目的作用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换句话说，他们对于教师告诉的东西在思想上提不起兴趣。教师便彻底改变了她的方法，重新从头讲起，问学生：如果日本和美国开战，你们作为华盛顿的政府，须调兵前往。怎么办？学生立即来了兴趣，发现如果美国战舰要及时抵达太平洋，以保卫太平洋沿岸及夏威夷群岛，就一定要通过巴拿马运河。但是山脉似乎是难以对付的阻碍，直到对他们反复说明了运河的那些船闸，他们才理解了其中的原理。的确，他们中许多人变得那么有兴趣，以至他们在家里做了船闸的模型带到学校。他们熟练而精确地用着地图，因为他们对于把国家从遭受侵略中拯救出来很感兴趣，但是直到一个学生问为什么美国不真正地开一条运河跨过巴拿马地峡，他们才注意到，原来他们的激动人心的游戏，与他们先前试图从教科书中记住的那些令人困惑的事实有什么联系。

该校教师教学时所举的任何例子，都来自学生的实际生活，并且完全适应这个年级学生所从事的活动。因此三年级在他们的班级里建立了一个包裹邮政系统，有时他们的英语课和算术课就是以这为依据，同时还可以由此学习地图及度量衡的用法。一年级建起了一个小鞋店，这给他们带来许多工作和乐趣，游戏和小歌舞证明对他们的数字学习也很有帮助。学校办公室的大部分家具，是年龄较大的学生在工场中做的，有一些房间还装饰着学生在艺术课上制作的用模板印刷的图案。全校的数学课都从具体的方面教起。年龄较小的儿童有牙签盒和纸做的计算器，他们用这做加减法；大一点的学生在学新步骤时，可以撕些纸张或画些方块帮助计算。学生都有事可做，要教的步骤就从这些事情中体现出来；然后由儿童自己来分析所做的事情，最后才让他们用纯粹的数字做例题。(www.xing528.com)

芝加哥的许多公立学校也试图以各种方法使工作更有生气；把儿童自己所能处理的材料引入课程，从中儿童可以理解自己的功课。这种做法对于正规的课程也是适合的，它不依赖于各个教师的任何独特的东西，但是可以在整个学校系统中采用，就像教科书现在在许多学校中通用一样。这种做法现在主要运用于低年级的历史课与公民教育课，不过不难想象，将来在地理课或其他科目上也可以采用。低年级的历史课，大都用一种沙盘来帮助教学。儿童也许在研究原始时代的房屋建造的方法，他们就在沙盘上搭起草屋、洞穴及窠巢，或者爱斯基摩人的雪地小屋。儿童自己做一切工作。教师把有关要学习的盖房问题交给学生，希望他们自己来解决，只是在需要防止出错时，才给予建议和帮助。三年级在学习早期芝加哥历史时，也以同样的方法使用了沙盘。他们用沙子堆成了一个粗略的邻近区域地形图，然后用树枝搭了最早定居者造的碉堡及小木屋，栅栏的外面是印第安人的营帐。他们还把水灌到江湖中，上面还浮着几只小艇。其他年级在学这个早期移居者的交通运输史以及木柴工业的发展的时候，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高年级学生学习市政管理时，利用沙盘来说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有个房间用来作为救生站，旁边停泊着各种式样的救生艇和救生索。此外还有电话间、邮件传达室、包裹邮件所等；还有一个环境卫生所，这是儿童们最为得意的，因为他们模仿的就是学校附近胡同常见得到的那些情景。在那些肮脏的胡同旁，就像在学校旁的胡同一样，他们根据教师告诉的其他城市的设施情况，也建起了一条模范胡同并配上了最早的卫生垃圾箱。

在另一个学校建筑中，所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组成了许多公共俱乐部。他们把学校所在地区划分成许多较小的区域，每一个俱乐部负责一个区域，同时各自把地界测量清楚并制成地图，计算这一区域有多少灯杆、街巷、垃圾箱，需要多少警察，或者全神贯注地从事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接着各个俱乐部决定他们要为自己的区域做些什么，如打扫街巷，改进街道照明等，并动手实施这些计划。凡成人公民团体所用的方法，他们都采用了，除了清扫街道外，还给城市有关部门写信，在市政厅请愿等。学生们做这些事情异常高兴、热心，现在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要通过登广告和举行街邻会议为学校筹建一座操场。这些年级的英语课也是根据各俱乐部的工作规划的；学生们留意着他们的工作，还画图和写信。

大部分的手工和实际作业严格来说并不是为职业目的而教的，而是阐明所主张的“从做中学”的原理。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今天争取进步的几乎所有学校中随时可以见到。全国许多学校都尝试办起了由学生自己掌管的印刷所，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印刷设备的安装不是要教学生掌握这一行业的各道工序，而是要使儿童可以自己印一些小册子、海报，或者任何学校经常需要的其他文件等。学生对排版、印刷及拿到印刷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仅这样，就是这项工作本身，也被证明对英语教学有特殊的价值。排字是练习拼音、标点、分段以及语法的极好方法，因为排印一篇东西为避免犯错误提供了一个动力，而这种动力在学生为应付教师而做的书面练习时是决不会有的。校对也是同一种类的另一项练习。在这些学校里，一年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出版物，都是这些印刷所印刷的，其中包括拼音字母表、课程表以及学校文件等。

许多学校正在那里进行种种实验，想使英语课的教学更具体化一些。用教材教授的方法——就是先学各种规则、定义，然后练习、应用——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了。每个教师都熟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在一张纸上写了50遍“I have gone”，为的是把正确的形式牢牢记住，可是随后他临走时在这一页的下面留了个便条给教师，开始就是“I have went home”。英语课的目的看来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儿童看不出在孤立的语法及拼音上的进步对他从事的最感兴趣的事会有什么好处。如果语法及拼音上的进步是学生在做其他工作时附带得到的，那情况就完全两样了。这时再来告诉他为什么要写作、拼音、标点及分段，为什么要正确使用动词，改进便成了一种经验的自然要求。印第安那州葛雷学校的沃特（Wirt）先生觉得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该州课程所要求的通常的英语课中又增加了“英语应用课”。在这些课上，从事木工或烹调活动的班级讨论英语在从事这些学科的这些工作中的用法，并从语言角度纠正任何从事其他类似活动会出现的文字错误。这些班级中的一个学生在纠正了语法上的一个错误后，无意中听到她说了一句：“那么，为什么英语课上他们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对这个问题，她旁边的学生回答说：“他们说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

在一些学校，如芝加哥的弗朗西斯·帕克学校（Francis Parker School），伊利诺伊州里弗赛德（Riverside）的“村舍学校”（Cottage School），英语课在低年级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的，而是学生结合历史课写作文，记叙他们的旅行见闻和不用教科书所进行的其他活动。着重点是帮助儿童表达其思想；不过这种做法也为写作技能所需要的训练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语法在芝加哥的公立学校课程中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出现；每当课堂中任何一个学生发言，每一次书面练习，教师就上一堂语法课。

可是，如果能帮助学生在学习语法和规则时，以他们的自我分析作为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那么语法课是可以给予一个目的的，甚至11岁的儿童也会感到兴趣。这一点在布林莫学院（Bryn Mawr College）附设的菲比索恩实验学校（Phoebe Thorn Experimental School）做得很成功。文法在课程中没有地位，但是学生们问了许多问题，以至于他们的教师决定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为起点，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语法规则。只需从每周两三次的英语课中抽出几分钟就够了。三个月后，全班学生都能分析任何简单句子，能够立即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对动词“to be”的各种规则也完全熟悉了。语法课成了一门受欢迎的课；师生一起还发明了许多有助于训练的游戏。例如，一个儿童背上别了一张纸，上面用语法术语写了一个句子，全班就根据这个句子造句，如果谁能猜中纸条上说的是什么，他就取得第一名。课上不用教科书，教师提出一个句子，说这好比一个城市，通过讨论帮助学生把它分作几个地区——单数、复数，等等。从这些单复数开始，他们又扩展到其他语法规则。不过，现在进步学校的普遍趋势，似乎是要取消孤立的语法学习，把它以及其他英语练习（文学是例外）作为班里学习的其他科目的一个部分。

印第安纳州因特雷肯（Interlaken）的男生学校的箴言“教孩子们生活”是“从做中学”的另一种说法。实现“教孩子们生活”这一点，与其说是通过专门设计来使课程更有活力和更具体，或者通过取消教科书以及师生间过去那种储水池和抽水机般的关系来达到的，不如说是通过给儿童一个充满了要做的有趣的事的环境来达到的。

这所学校的建筑是学生造的，包括四五幢大的木料建筑物，制定计划，打地基和铺地基，木工活和房屋装饰，都经过学生的劳动。照明和取暖设备是学生看管的，所有的电线及灯管也由他们安装和维修。校内有一个600英亩的农场，农场里有牛奶房、猪圈及养鸡场，还要播种和收割庄稼。所有这一切几乎也都是学生干的；大一点的男孩操作收割机和捆谷机，小一点的孩子在一旁看怎么做。屋内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由学生经管。每个男孩看管他自己的房间，课堂及走廊中的工作，则由学生们轮流值日。有一个湖可供游泳和划船，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各种传统的体育活动。大部分的学生都准备上大学，不过，他们进行的户外及手工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比城市里的中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准备升学。

学校也从邻近村庄购来当地的报纸，并且编辑和印刷反映地方和学校新闻的每期四页的周刊。学生们要搜集新闻，大部分的稿子和全部的编辑印刷工作都由他们负责；他们还是刊物经纪人，要做登广告、刊物订阅发行等工作。英语教员也常常给他们必要的帮助。他们做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们想了解某些工序，以便帮助他们离校后谋生，而是因为使用工具，从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应付各种不同问题，从事户外锻炼，学会满足个人日常需要等。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教育的影响，它们能培养技能、创造性、独立性和体力——一句话，能培育人的性格和知识。

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正在改革自然研究这门课。意图是要使这门课富有生气，从而使学生能真正对动植物有点感觉，并且真正学到一些科学知识，而不仅仅是一些对自然的触动情感的描述和赏心悦目的作品。它也不同于自然研究的材料堆积，后者并不比文学类的记载更富有真正的科学色彩。这里教师教给学生的是一大堆孤立的事实，所依据的是教师多多少少从各方面搜集来的材料；学生一个东西接一个东西地学习，每一个东西和别的东西或任何一般的工作计划毫无联系。尽管一个儿童学了外部世界的一大堆事实，但在使自然本身更为真实或更易理解方面，他获得很少，或者一无所获。

假如要把自然研究变为一门科学，学生的手头就必须有真正的关于这门学科的材料；学校里必须有一个实验室以及各种实验和观察的设备。这一点在乡村很容易，因为自然就在校门和窗的外面。这门课能够以极完备的形式组织起来，就像前面已经描述过的菲尔霍普和哥伦比亚学校那样。

伊利诺斯州里弗赛德的“村舍学校”和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Green Wich）的“森林小学校”（Little School in the Woods）对于自然课研究给予极大的重视。在前者即村舍学校中，儿童有一个园地种植各种蔬菜，这样他们无论春天秋天，都能在烹调课上用上这些蔬菜；园地里所有的活都由学生干，如种植、锄草和收藏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养了一些动物。例如，他们养了一只罕见的鸟，这鸟和任何一名儿童一样是作为学校生活中的一员看待的。儿童们照料着它，看着它的生长，知道它的习惯，对各种野鸟的兴趣也变得愈加浓厚。在学校后院里有只山羊，它是这里最受喜爱的，儿童们从小羊羔时就开始养，现在依然照料着它。学校处处鼓励学生，要他们照看和报告学校里供玩赏的动物以及他们在森林中发现的动物的情况。

在格林威治的“森林小学校”，室外作业是全校组织的基础，其中自然研究起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什么季节和天气，学生常常成群结队深入丛林，研究树木花草的各个季节的各种形态。他们学会辨别各种鸟类及其习性，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昆虫，识别天上的星星。事实上，他们在户外花去的时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亲手获得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界各个方面的知识。学校的组织者把室外活动这一基础称为“森林知识”（Woodcraft）；他相信，经历一些在森林中生活的人所要做的事——骑马、围猎，野营、搜索，攀登、划船，以及印第安人的各种手艺——将会培养出强壮、健康、独立、有充分发展的性格以及对自然美的深刻感受的青年人。这么一来，自然研究又成为上面这些训练的一部分。无论学生干什么，划船、散步或是从事园艺，总有一位教师与学生结伴，向他们解说有关活动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要他们留心周围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个学校的儿童，即使年龄很小，也有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欣赏力，这种认识和欣赏力就是在乡村生活的儿童中间也是很难得的。

在大城市中研究自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问题，那里只有公园及庭院有各种花木，唯一的动物是送货的马和巷子里的猫。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有理由感到为难：当学生从未见过自然的时候，究竟什么才是教他们热爱自然的最好方式？教师也有理由表示怀疑：要求学生观察的那些事物，不但不在学生的生活中起任何作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在这种时候，尝试发展学生的观察力究竟有多大价值？然而，野外的自然界，如树林、旷野、溪流等，虽然对于城市长大的儿童来说大都是没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材料可以利用，使从未见过一树一牛的儿童能够认识自然的真面目。现代的教师是以全班学生熟悉的任何事物为起点的，如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放在缸里的金鱼，或操场上满是灰尘的树木等，从这些事物入手，引导儿童一步步接近自然，直到他们确实能得到“乡村”的一些概念，以及它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菜园对大多数城市儿童来说，也是很显然的起点；即使他们家里的后院连小园子都没有，但总有邻居家会有，儿童总是兴致勃勃地想弄明白他们吃的蔬菜来自哪里，又是怎样生长的。

无论是印第安纳波利斯或是芝加哥的公立学校，都认识到了这类工作对儿童所具有的价值。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园艺是小学七八年级以及中学的一门常设课。该城市还购买了很大一块地，离城不远，往返方便，任何家中没有园子的儿童通过申请都可以获得一块地，从而结合有关课程学习园艺的理论和实践。获得的这块地面积不小，足以使儿童得到大量的体验，并使他们课堂上学的东西付诸实践。无论男孩女孩，都有他们的园地，他们在园子里的工作，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样计算学分。整个学校想方设法激起儿童对园艺的兴趣。从一年级起，学校就统计哪些儿童家里有园地，是菜园还是花圃，种些什么，等等。如果儿童希望换些东西种，学校还提供种子，儿童则要向他所在的年级说明他是怎样利用他的园地的。

这个工作在很多乡村地区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人人都熟悉，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学校，儿童成立了“谷物俱乐部”（Corn C1ubs）。在土壤的使用方面，这些俱乐部为当地的农民树立了辉煌的榜样。在许多小城镇，如果儿童想从事园艺，即发给他种子；到了秋天，举行花卉、蔬菜展览比赛，优胜者发给奖品，以提高大家的兴趣，使这项工作继续开展下去。确实，这些努力大部分是出于地方农业利益的需要委托学校作出的，目的是改良农业，增加地区的财富；不过，地方学校董事会正开始接管这个工作，因为它的实用的色彩仍然属于真正的自然研究。这或许可以作为使自然研究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一种手段；它决不会阻碍自然美与自然的用处方面的教学，这一点正是旧教育研究自然的目的。事实上，这倒可以作为学校为实现这一目的而能利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任何人，特别是儿童，都喜爱和珍视很多东西，其中他们的知识的积累是最受重视的。每一样东西的真正价值，对于这个东西有某些了解的人是十分明显的。熟悉种种生长的东西和获得供应人们食物的科学，对于养成勤奋与观察的习惯，不能不说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为只有那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照看园子，并且一贯地探求各种原因的园丁，才会获得成功。除此以外，这项工作还有纯粹的经济价值，让我们的青年人自幼就真正尊重农民以及农民的工作，有了这种尊重态度，城市中人满为患的趋势就会消失。

芝加哥公立学校的做法与印第安纳波利斯不同，不过在有些市区，对通过园艺来学习自然的做法也给予极大的重视。许多学校内有园地，所有学生都有机会从事真正的园艺工作；学校把这些园地作为学习自然的基础，儿童在科学栽培方面也受到教育。这样做也给城市带来了变化，换句话说，从事园艺工作对儿童及街邻的价值是明显的：就儿童方面而言，这可以做为一种赚钱的手段，或者用这种方式为家庭供应蔬菜；就社会方面而言，园艺可以使地方清洁，街市美观。假如居民想把他们的后院及空地开辟成园地，他们就不会往那里扔垃圾，也不会允许别人那样做。特别是在学校周围的一些街道，这工作做得尤为出色。开始总是先由儿童对园艺发生兴趣、作出努力，以后整个社会逐渐对园艺产生巨大兴趣，所有可利用的隙地都用上了。该地区本是贫穷的，园艺一兴，除了家庭的面貌大为改观外，对人民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帮助。靠了学校的帮助，这地区的很多成年人在城外租赁了大块园地，并种上蔬菜。这一实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本来毫无经验的市民，通过利用机会接受学校提供的教育，竟能规划并从事园艺工作，而且一开始就获得了成功。学校方面得到的好处也是很多的，因为许多外来的家长与学校密切接触之后，发现学校确实是地方上的一种力量，他们可以和学校共同协作。这些人过去由于胆小无知，或是只因为他们感到学校是一种高不可攀的机构，因而通常对其子女进的学校是敬而远之的。

芝加哥市的“市民研究自然”的活动，动力除了刚才所说的来自地区外，主要还来自芝加哥师范学院，这所学校的生物学教师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花了大量的工夫。除了熟悉园艺工作，并特别注意菜园的生长情况外，教师还将许多植物栽培在室内，以便发展学生的审美力，帮助作出科学的解释，以及协助地理课的教学。不过，植物的选择是专门考虑了地方的条件的，而且希望以此来推动学生美化自己的环境。因为大家知道，教植物学的科学原理，可以用适合于家庭种的植物来说明，也可以从科学抽象的角度选择制作标本来加以说明。对于公园、游戏场以及周围的空地有了一番特别研究，儿童就能知道怎样来美化城市，而且也确保加强了一种实际的求知欲望。他们还在校内养了很多心爱的动物，如白鼠、鱼、鸟、兔子，等等。当然，尽管这些动物是供实用的，用来说明动物结构及生理学的原理，但它们也用来培养学生对动物的仁慈之心以及对动物生活的普遍同情。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儿童天性对动物比对植物更感兴趣。在儿童看来，动物是真正有其特性的个体，它们的需求必须得到尊重。由于儿童注意到环境对于动物的健康及活力的影响，自然他们对个人的卫生问题也逐步重视起来。

人们将会看到，尽管研究自然的目的是要灌输科学原理，但是其主要用途，却是培养一种富于同情心的理解，即理解动植物在生命中也占一定地位，同时还要发展情感和审美的志趣。大都市里的环境，与农家生活及乡村风情大不相同。在大城市里，有无数儿童认为水泥和砖块天生就是在地面上的，树木花草对他们来说倒是不寻常和人为的。他们的头脑，只知道牛奶、黄油及鸡蛋来自商店；他们不知道有母牛和小鸡——甚至出现这样的事：最近纽约一个闹区的老居民们碰头聚会，使他们感到好奇的竟是一头从乡下牵来的活牛。在这种情形下，要使自然研究中的科学问题生动有趣是困难的。儿童的经验中，没有那种情境当然成为这些事实和原理的组成部分。甚至气候也受到人为的调节，除了冬天有取暖的需要外，时令的变迁过程对学生的生活没有特别的影响。城市中的自然研究，就像研究美术那样，例如绘画或音乐，其价值与其说在于直接实用性的，倒不如说在于审美性的。自然在儿童的活动中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难于使它具备“训练”的价值，除非把它变为和市民有利害关系的东西。由于对这种情况认识模糊，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学校中自然课的教学如此杂乱无章，敷衍了事。要给城市的儿童找到观察材料，就像农村儿童所能接触到的自然事实一样，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在纽约市最热闹的一个地区，人们可以看到，在普拉特（Pratt）小姐所教的规模不大的“游戏学校”（Play School）里，正在进行着一项有价值的试验，以实现上面这个目的。自然研究对于小孩是完全不教的。假如他们要上公园，或是种花养动物，那是因为这些事情是快乐的游戏的材料，并且因为它们美丽而有趣；假如儿童提问题，想对这些东西有更多的了解，那更好。教师并不告诉儿童树叶花草、母牛、蝴蝶，也不设法寻找难得的机会让儿童观察这些东西。相反，教师利用的大量材料，都是儿童在街上在家里看到的东西。街对面正在建造的新大楼，就像在公园一样，同样提供了观察及提问的机会，而且前者更为儿童所熟悉。他们观看人们是怎样把砖瓦灰浆搬到上面的楼层；他们看到装着沙的车子如何卸货，也许其中一个儿童就会知道这些沙土是车夫从河边的船上取来的。他们看到送货员穿街走巷，设法了解他送上门来给母亲的面包是从哪里取来的。他们看到儿童在操场上游戏，懂得除了好玩的一面外，游戏对身体也有益。他们到河边散步，看到一只只渡船载人往返，煤船在那里卸货。所有这些事实，比起乡村生活中的那些东西来，对儿童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他们理解这些东西的意义以及它们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就更为重要，尽管敏锐的观察力同样也要通过训练。这类工作对于为学生今后学习科学及地理打基础来说，同样也是有价值的。它除了能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外，还能向他们展示一些社会生活的原理，这些原理在他们今后的学习中会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哥伦比亚的密苏里小学是根据同样原理安排其课程的。儿童使用和学习的所有关于自然的材料，都从学校附近或是他们家里找到。对于季节及气候的研究，他们是随着当地季节气候的变化天天进行的。更为重要的是，儿童还研究自己住的城市，研究衣食住行，这样就使研究的基础不是教师给予的教学，而是儿童自己在旅行中通过观察得来的所见所闻。这样得来的材料，与儿童自己的生活直接有关，因而对于教会儿童怎样生活更为有效。把这些东西教给城市长大的儿童，与把园艺及有效利用土地的原理教给农村的儿童，道理是一样的。无论小孩或成人，通过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学会评判自然之美及其秩序，并且尊重真正的成就；与此同时，他也在为自己控制环境打下基础。

（吴志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