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于1897年应《学校日报》的要求，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教育信条》。这是杜威早期教育理论纲领性的著作，预示着他后来大部分教育著作的内容，在教育史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杜威提出了五个信条。第一个信条说明什么是教育。他说，一切教育都是通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进行的。这个过程几乎是出生时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它不断发展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由于这种不知不觉的教育，个人便渐渐分享人类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道德的财富，他就成为一个固有文化资本的继承者。因为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而社会便是许多个人有机的结合。“如果从个人身上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就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4这里，杜威提出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一直贯穿在他后来的许多著作中。
第二个信条说明什么是学校。他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是社会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应当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起来，缩小到一种“雏形”的状态。现代教育把学校当做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结果是，它们并不成为儿童的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因而并不真正具有教育作用。杜威把道德教育和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形式这个概念联系起来，认为最好的和最深刻的道德训练，恰恰是人们在工作和思想的统一中跟别人发生适当的关系得来的。现在的教育制度，由于它对这种统一的破坏或忽视，使得达到真正的、正常的道德训练变为困难或者不可能。
在第三个信条里，杜威谈到了教材问题。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学校课程的内容应当注意到从社会生活的最初不自觉的统一体中逐渐分化出来。“学校科目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关于这些社会活动，杜威强调指出了烹调、缝纫、手工等的重要性。这些科目不是附加在其他科目之外，而是代表社会活动的基本类型，通过这些活动作为媒介，把儿童引入更正式的课程中。就在这个信条里，杜威指出了他的教育哲学中的几个观点，即“教育即生活”，“教育应该被认为是经验的继续改造，教育的过程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这几个观点在杜威的以后许多著作中都可以反复见到，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是以“教育即生长”、“教育的目的”、“教育即改造”等专章来详细论述的。(www.xing528.com)
第四个信条说明教育方法的性质。他把方法问题归结为儿童的能力和兴趣的发展问题。在儿童本性的发展上，“自动的方面先于被动的方面”，如果使儿童置于被动的、接受的或吸收的状态，那就是不允许儿童遵循自己本性的法则，结果就会造成阻力和浪费。他相信，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教育者应当经常细心地观察儿童的兴趣，这些兴趣不应予以放任，也不应予以压抑。压抑兴趣等于压抑心智的好奇性、灵敏性和创造性，并使兴趣僵化；放任兴趣等于以暂时的东西代替永久的东西。杜威强烈地指出：“除了死板和呆滞、形式主义和千篇一律之外，威胁我们教育的最有害的东西莫过于感情主义（sentimentalism）。”
第五个信条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改革仅仅依赖法规的制定或惩罚的威胁，或仅仅依赖改变机械的或外在的措施，都是暂时性的、无效的。教育是达到分享社会意识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三四十年以后，杜威引证一百年前贺拉斯·曼的一句话：“公共学校是人类的最大发现，其他社会机关是医疗的和补救的，这个机关是预防的和解毒的。”5杜威是就“学校作为政治民主的安全工具”来说而坚持这个信念的。最后，杜威以别具风格的语言表达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无上的重要作用：教师不是简单地从事于训练一个人，而是从事于适当的社会生活的形成；每个教师应当认识到他的职业的尊严，他是社会的公仆，专门从事于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并谋求正确的社会生长，这样，“教师是真正的上帝的代言者，真正的天国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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