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信伯文献甚少，但本心观念与相关工夫已经表述得很清晰了。全祖望认为信伯“颇启象山之萌芽”[119]，这个看法其实不甚精审。信伯云：
（1）臣闻道一而已，何古今之异乎？昔韩愈作《原道》，尝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若合符节，其揆一也。则前圣后圣其所传者，岂拘于方册之间哉？
所谓传圣人之道者，非传其道也，传其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传己之心也。人之心扩而充之，可以参天地，可以赞化育。苟不能充之，则亦梏亡之矣。故治天下国家必本于正心诚意焉。主于一身则为心，心有所感则为意。心既正矣，意其有不诚矣乎？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于此者。[120]
（2）宪问：“‘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此是知之。‘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养之。”先生曰：“不然。余常问伊川造得到后还要涵养否？伊川曰：‘造得到后更说甚涵养？’尽心知性知天，知之至也。知之至，则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性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体化育万物，为尧舜禹汤文武者皆此心。尧夫《自余吟》：‘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此之谓也。其次，则欲存心养性以事天。”[121]
从这些文献来看，信伯的孟学特色非常明显。当然，其形上学的特点更为突出，心、性、天相通为一之理也表述得更加明显。引文（1）所谓必须扩而充之的“心”自然指固有的、形上的至善本心。因为它是所以生天生地者，此“心在天地先”。因此，此心也即是道，即是性。它是人皆固有的，圣人与我同类者也如此。学问工夫就是存此心，扩充此心。
信伯以固有的、形而上的“心”为根本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义理清晰。这也是众人熟知的义理，无须赘言，但尚有一些文献问题需略作解释。信伯说：“心既正矣，意其有不诚矣乎？”此心似乎是待正之心，而非先天的本心。另外，“正心诚意”之“心”，通常也理解为不必正而待正的习心（经验的心）。若为本心，自不待正。不过，信伯此处所说，结合上下文来看，不应当理解为待正的习心，而是承前指本心。本心自是正，而又为身之主，其所感者则为意。本心所感而应者，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仁义礼智之理。所以说：“心既正矣，意其有不诚乎？”引文（2）说：“知之至，则心即性，性即天，天即性。”其中的“心”与“性”显然不是指“本心”与“性体”，而是经验之心与经验之性，因为前面有“知之至”的条件，可见这是必须修养的心与性。但下文说：“性心，所以生天生地。此言天之形体化育万物，为尧舜禹汤文武者皆此心。”这里的“性”“心”又指本心与性体，也即道体。此句后面引邵尧夫之诗云“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便是明证。但“此言天之形体化育万物”一句颇不易理解。“形体”，如通常那样理解为形状、体段，是不可取的。因为说天道（也即性体、心体）化育万物则可，说天之形状、体段化育万物则不可。因此，若此录无误[122]，“天之形体”似应该理解为天之形与体，即天之形与天之（超越）本体。天有其形，也有其体（本体），所以可言“天之形体”。这样理解比较合理。
引文（1）所说，多为人所征引，被认定为信伯思想的标志。弟子章宪所作《墓志》云：(www.xing528.com)
（3）先生于是冀得行其道，以所学为上言，曰：“道无古今，惟人能弘。故尧以传舜，舜以传禹，禹以传汤，汤以传文武。或见而知，或闻而知。前圣后圣若合符节。然非传圣人之道，传其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盛德大业由此而成。故欲传尧舜禹汤文武之道，扩充是心焉尔。”[123]
章宪转述所据应当就是引文（1）。[124]但有一点重要的增益，即加了“广大无垠，万善皆备”一句。他从游信伯颇久[125]，然而这个增益是否有据也未可知。不过，他的转述的大旨不外信伯所说。章氏所说后来又为徐源、全谢山所引。[126]总之，引文（1）与章氏所说后来几乎成了信伯思想特色之标志。
洒扫应对即是形而上，不可分本末为两事，这是程门通义。[127]但唯上蔡与信伯的解说最重本心。[128]信伯说：
（4）学者须是下学而上达。洒扫应对即是道德性命之理。《礼记》：“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向而扱之。”试体究此时此心如何耶？尧舜揖逊之心，即群后德让之心，即黎民于变时雍之心。[129]且洒扫者谁与？应对者谁与？其理微矣。[130]
如何“下学而上达”？就是要体究日常礼节背后之心。这就是谢上蔡所说“自省察吾事亲从兄时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则知仁矣”。对孟子来说，在背后的是本心或良心，它是道德节文的根本。从上面所引信伯的话来看，“此心”也指至善本心，即是尧舜揖逊之心、群后德让之心，也是黎民于变时雍之心。[131]“且洒扫者谁与”等句过于含蓄，难以确定其言下真意。但整段文字的主旨非常明显，就是强调工夫背后的作为根本的本心。这才是工夫的源泉，是下学上达之关键。
综上所述，王信伯的文献虽少，但本心观念与相关工夫已表述得很显明了。然而全谢山说：“信伯极为龟山所许，而晦翁最贬之，其后阳明又最称之。予读《信伯集》，颇启象山之萌芽。其贬之者以此，其称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学本无所承。东发以为遥出于上蔡，予以为兼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矣。”这种见识不够精审。信伯有本心观念与相关工夫，所以，认为贬之者、称之者以此，此则可矣，但认为象山出于信伯，“盖程门已有此一种”则不当。明道已至圆融的一本论，他也明确地提倡“良知良能”。而且由前面的论述可知，程门中多有人强调本心及其相关工夫，岂能只说信伯是“程门已有此一种”？全氏这样说表明他似乎没有能够真正了解明道之学，也没有注意到程门弟子中多人强调本心的共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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