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伊川的两封信中，龟山论述了“爱有差等”的问题。《寄伊川先生》云：
（1）某窃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西铭》之书其几于此乎？昔之问仁于孔子者多矣，虽颜渊、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过求仁之方耳，至于仁之体未尝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言仁之尽，最亲无如此者，然本体用兼举，两言之，未闻如《西铭》之说也。孔孟岂有隐哉？盖不敢过之以起后学之弊也。且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耳。《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某窃意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横渠之学造极天人之蕴，非后学所能窥测，然所疑如此，故辄言之。先生以为何如？[89]
伊川对此书有回复，见前节引文（4）。对伊川的回复，龟山有答书，即《答伊川先生》，该书云：
（2）示论《西铭》微旨，晓然具悉，如侍几席亲承训诱也，幸甚幸甚。某昔从明道即授以《西铭》，使读之，寻绎累日乃若有得，始知为学之大方。是将终身佩服，岂敢妄疑其失，比同于墨氏？
前书所论谓《西铭》之书以民为同胞，长其长，幼其幼，以鳏寡孤独为兄弟之无告者，所谓明理一也。然其弊无亲亲之杀，非明者默识于言意之表，乌知所谓理一而分殊哉？故窃恐其流遂至于兼爱，非谓《西铭》之书为兼爱而发，与墨氏同也。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则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某昔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其蔽无分，无分则妨义。义之过，其流自私，自私则害仁。害仁则杨氏之为我也，妨义则墨氏之兼爱也。二者其失虽殊，其所以得罪于圣人则均矣。
《西铭》之旨隐奥难知，固前圣所未发也。前书所论窃谓过之者，特疑其辞有未达耳。今得先生开论，丁宁传之，学者自当释然无惑也。相去阻修，未缘趍侍以请毕余教，兹为恨耳。[90]
若仅关注“爱有差等”的问题，前后两封信中龟山的态度已甚明确。他反对兼爱，而主张“爱有差等”，这个问题便不必再费笔墨议论。但是，这两封信还反映了他对仁与义关系的看法，与对“理一而分殊”的理解。他还就“理一分殊”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称物平施”的说法。其中一些理解与说法后为朱子所吸收。这些问题也须留意，故这里也作一些分析。
龟山第一书的主旨是怀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但此信所说比较简单，仅据此不能把握他所谓“言体不及用”到底是何意。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龟山认为《西铭》似没有明确说明“爱有差等”。伊川的回书不仅否定了龟山的怀疑，而且对《西铭》推崇极高，指出《西铭》的主旨是“理一而分殊”，认为作《西铭》正是为了使人推行之，正是为了用，不是“言体而不及用”。
对于伊川的回信，龟山作了一个较详细的解释来回应，此即第二书。因此书说明较为详细，通过它可以完全确定第一书中不能把握之意。第二书中，首先，对伊川所说《西铭》之旨是“理一而分殊”，龟山解释道，从“言意之表”看，《西铭》似未明言“亲亲之杀”，所以难知其主旨是“理一分殊”。因此，当初写信说“恐其流遂至于兼爱”。[91]但第二书的最后，龟山表示他接受伊川对《西铭》主旨的认定，而“释然无惑”。其次，龟山解释了他前书中所说“言体而不及用”是何意，解释中同时说明了他对“理一而分殊”的理解，并从另一角度作了阐发（“称物平施”）。龟山所理解的“理一”指仁者自然而无需勉强地爱人、爱物的境界或仁者之仁心。“理一”为仁者之爱的境界，龟山之言甚明。至于“理一”也指仁者的仁心，则须略作解释。他说：“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这是兼理事而言。“理一而分殊”是理，“称物而平施”是事。“分殊”对应“称物”。“称物”之意是“亲疏远近各当其分”，可见龟山把“分殊”的“分”读为“位分”之“分”，去声，乃名词。因“分”有异，所以我的对待也不同，这便有“亲疏远近”的不同，但对待的不同须当其“分”，这即“分殊”之意。在事上讲，就是“称物”。“理一”对应“平施”。所谓“平”就是“所以施之，其心一也”。显然，此心是爱人爱物之心，即仁者之仁心。所以，龟山又以仁者的仁心来理解“理一”。总之，龟山或从仁者的爱的境界上理解“理一”，或把“理一”理解为仁心，此如上节所说，不是理解为本体论上的万物一理。此后，他接着说：“某昔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其蔽无分，无分则妨义。义之过，其流自私，自私则害仁。”这解释清楚了其第一书中所谓“言体而不及用”到底何意。他以“仁”为体，“义”为用。“有平施之方”即说明有言“仁”，“无称物之义”则表示未言“义”。所以，他说《西铭》“言体而不言用”。明白了龟山的这个意思，便能更好地理解第一书中的一些话。第一书中说：“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言仁之尽，最亲无如此者，然本体用兼举，两言之，未闻如《西铭》之说也。”因孟子先言“仁，人心也”，后又言“义，人路也”，龟山以仁义分别指体用，所以孟子之说便是“体用兼举，两言之”了。最后，信的末尾，龟山表示他接受伊川对《西铭》主旨的认定，表示他经伊川指点后“释然无惑”了。但经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他只是接受了伊川的观点，说明了自己对“理一而分殊”的理解，解释了第一书中一些观点，但并没有指出《西铭》到底是如何言“理一而分殊”的。(www.xing528.com)
虽然龟山称自己“释然无惑”，但和靖曾提到伊川对此不以为然。朱子也提到了此点。[92]伊川何以不许龟山的“释然无惑”，不可得知。或许是因为龟山仅接受了他的看法，而没说明《西铭》到底为何是阐发“理一而分殊”的，或许因为龟山对“理一而分殊”的解释不合他的原意。朱子进而指出，《龟山语录》也有论“理一分殊”的内容，并说此“大非答书可比。岂其年高德盛而所见始益精与？”[93]朱子提到的内容如下：
（3）论《西铭》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或曰：“如是则体用果离而为二矣。”曰：“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屦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94]
显然，这里的“理一分殊”的意思与前面两书中所说的完全相同。不过，表面上看起来，他对“理一”与“分殊”之间关系的阐发深刻了一些。以“理一”为体，以“分殊”为用，其实前面第二书已经有这个意思了。他认为“用未尝离体也”，意即“理一”中自有“分”。有了这个看法，便不会再有当初对《西铭》“言体而不及用”的怀疑。从这个角度讲，也算作一种进步。然而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
通常所说的“体用”，“用”就是“体”之发用，如道使万物生生不已，如性体使吾人必有四端之心。万物生生不已与良心的呈现即是“体”之“用”。这自然是用不离体。当然，“体”之“用”须藉物事而呈现。所以，因所藉的物事不同，所呈现的“用”便也有不同，如见孺子入于井而呈现“恻隐之心”，见兄、长则有“恭敬之心”。这不是说有多个“体”。“体”是唯一的，但体的呈现或用有多样的不同。不同的原因在于所藉的物事（“气”的一面）的不同。所以，不能说“体”中本有不同的多样。但龟山所说“用未尝离体”，是认为“体”中自有此种种之多样（“分”）。他说：“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屦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矣。”这虽是一个比喻，但大概已反映出他的真实想法。显然，他是认为“体”中本包含着“分”。“身”比喻“体”。此身（“体”）之中“四体百骸皆具”，意即“体”中本具备“分”。于是，用处便自然有对待的不同。但据上面的对体用关系的分析可知，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体”自身是一，而不是多。若说“理一”（“体”）中本有“分”，则“体”便是多，而不是一了，已失其所以为“理一”之理体。另外，说“体”之自身便包含着“分”，则又把“分”之不同形上化了，绝对化了。所以，这里对“理一”与“分殊”关系的新说明，看似更深刻了，但其中有问题。他持这种看法，虽不会再有《西铭》“言体而不及用”之疑，对“体”的理解却有偏差。朱子称赞龟山，似也有所不察。
上面所引的文献是龟山论“爱有差等”之大体，龟山另有一条云：
（4）然仁者，人也。爱有差等，则亲亲为大。[95]
这也是一般地言“爱有差等”，即表示爱有差等是必然者。
龟山论“爱有差等”的文献俱已上引，总而言之，他认为爱须有差等，此为“分殊”。但爱或仁又须是无限的，即彼人、彼物也须爱。自然而然地爱的境界或仁者之仁心，为“理一”。“理一”与“分殊”都不可缺。至于他认为“体”（理一）自有“用”（“分”），则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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