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二程弟子心性论的爱有差等

对二程而言，仁者之爱是无范围的，但爱是有差等的，即不是对所有对象的爱都相同。“爱有差等”是在理上说的，它是必然的，也是应然的，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更高或最终的理或价值而可以抛弃的权宜法则。^[78]伊川论“爱有差等”说：

（1）民须仁之，物则爱之。仁，推己及人，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民则可，于物则不可。统而言之则皆仁，分而言之则有序。^[79]

（2）墨子爱其兄之子犹其邻之子，《墨子》书中未尝有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故直之也。^[80]

（3）周公之于兄，舜之于弟，皆一类，观其用心为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81]

孟子云：“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主张对亲、民与物的爱应有不同，而且推恩的顺序也当有先后，即亲为先，民次之，物为后。伊川显然完全赞同孟子的说法。所以，他说对民的爱要甚于对物的爱，对亲之爱要甚于对人之爱。爱虽有差等，但这非谓吾之爱仅限于爱亲，而是应该将爱或仁心推广至人与物，只不过于其中必有差等，且推之有序。爱或仁心固然须推广，或者说爱的范围应是无限的，但这不能理解为将爱或仁心推广至天地万物，乃至体认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后，爱便无差等了。“爱有差等”相对于爱或仁心的无限与物我为一的境界而言，不是价值较低的、最终可以舍弃的层次，它本身与爱的无限性都是最后的原则与境界。所以，爱或仁心的无限性与爱有差等是一体之两面。伊川以“理一分殊”概括此一体两面，他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云：

（4）前所寄史论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观，便为人借去，俟更子细看。《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82]

此信因答龟山之疑而作，因为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说法，而后又为朱子所扩展，故极其著名。龟山怀疑《西铭》之流恐有兼爱之弊，但伊川不如此看。他认为《西铭》之旨是“理一而分殊”，极赞此书为“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伊川虽然极推崇“理一而分殊”，不过因此信所言过简，而且他处没有直接相关、可资参证的文献，所以“理一而分殊”的真实意义不易确定。但此信中所说“理一而分殊”有两种可能的理解。^[83](www.xing528.com)

第一种理解，是杨龟山的理解。龟山之说后面有详论，此处仅略言之。龟山在给伊川的第二书中谈到了他对理一分殊的看法。他只在境界上理解“理一”，把“理一”理解为自然而无勉强地爱他人与物的境界，而不理解为“万物一理”。至于“分殊”，他将“分”读为“位分”之“分”，乃去声，作名词。所谓“分殊”，意为因各个“分”是不同的，所以吾人对待它们也须不同。他说圣人称物平施，所谓“称物”，便指“分殊”，因为“称物”是称衡物之异，而作不同的对待。总而言之，龟山以爱或仁心之无限，但爱有差等来理解“理一而分殊”。他是以第一书中关心的问题与思路去理解伊川所说的“理一分殊”，但此未必合乎伊川的本意。伊川读完龟山的回书，也认为龟山未明白他的意思。最能说明龟山对伊川的理解有偏差的一个理由是，伊川对《西铭》评价极高，称其“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但龟山未从本体论上理解“理一”，进而未从更深刻的层次理解“理一”与“分殊”的关系。这可能不符合伊川对《西铭》的至高评价。

第二种理解，是朱子的理解。朱子把“理一”理解为万物一理。“分殊”的读法则继承龟山，即读为“位分”之“分”，去声，为名词。他所说的“理一分殊”包含着一整套的本体宇宙论。从本体论来说，天下只一理，万物皆由理气构成。从宇宙论来说，万物气聚而生，理即赋焉而为其性。天下一理，所以万物之性是一。但万物的气禀不同，性的表现便不同。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性就是经验中所见的人性，他又称作“气质之性”。^[84]这便是不同的“分”。他所谓“分殊”的意思与龟山相同，指因为“分”的不同，而有对待的差别。仅就龟山论《西铭》的文献来看，他论理一分殊显然没有朱子深刻。朱子的这种理解在他的《西铭解》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此不赘言。^[85]在《西铭解》的后面，朱子有一附论，概言“理一分殊”为《西铭》之旨，并表示他从龟山继承了一些思想，其中说：

此（笔者案，即“理一分殊”）《西铭》之大指也。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適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谓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无称物之义，则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龟山第二书盖欲发明此意，然言不尽而理有余也。故愚得因其说而遂言之如此。^[86]

龟山给伊川的第二书中说，《西铭》主张民吾同胞、长长幼幼等，这是明“理一”，“然其弊无亲亲之杀，非明者默识于言意之表，乌知其所谓理一而分殊哉？”他认为《西铭》中“理一”的思想是比较明显的，但未见其论亲亲之杀，其中分殊的思想比较隐晦，难以了解。然而朱子认为，从《西铭》主张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私，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来看，《西铭》“无適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理一而分殊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他批评龟山的观点是肤浅而狭隘的。从他对龟山的批评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继承了龟山对“分殊”之“分”的读法，即读为“位分”之“分”，去声，乃名词。此外，他又明确地说明他接受并尝试进一步阐发龟山的“称物平施”的思想。总而言之，朱子对“分殊”的读法因袭了龟山，但其理解“理一而分殊”有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深度，显然比龟山在信中所说的深刻。

仅就伊川的《答杨时论西铭书》而言，上述两种理解方式皆可，但笔者认为朱子的理解或最接近，或即是伊川的原意。前面已经指出龟山的理解与伊川对《西铭》的至高评价不相合。相比之下，朱子的较为深刻的理解更符合伊川对《西铭》的评价。此外，朱子的理解也与伊川的理论大体是相合的。首先，就“理一”的理解说。伊川把“理一”与“本二”对言，这暗示“理一”是在本体论上说的。明道喜用“一本”言道的绝对的普遍性，而“二本”与“一本”相对，表示对道之绝对普遍性的体认有差，而以道为有限。^[87]揆明道之意，因为说“道”是有限的，就似乎在道之外别立一物，所以喻之为“二本”。“二本”固然是借用孟子，但这显然不是孟子原意。明道的这种用法，伊川应该也是赞同的。因此，当伊川言“本二”（即“二本”）时，其深意也当指于道外又指一物为道，或者不以道为绝对普遍而唯一的。他在给龟山的信中将“理一”与“本二”对立，其真意应该即是如此。这就是在本体论上言“理一”，故朱子的理解不误。其次，朱子对于“分殊”的理解，伊川也有相同思想。以性理为一，但气禀有异，而性的现实表现不同，这是伊川固有的思想，众所周知，兹不赘言。所以朱子理解的“分”在伊川那里也有根据。因此，综合起来看，朱子的理解或就是伊川的原意，或者最为接近，是最为恰当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伊川是如何论述“爱有差等”的。爱或仁心的无限性与爱有差等是一体之两面，其背后的本体宇宙论根据是“理一分殊”。万物一理，则我的仁心也不当有局限。但万物又是不同的，则我的爱也必然地有差等（分殊）。“爱有差等”是在理上说的，是必然的。它不是一个较低层次的境界，或者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一个过渡阶段或权宜法则。关于爱的无限性与爱有差等这一体两面，明道的看法与伊川相同，虽然他们对道体、本心等的体认并不同。明道也反对兼爱。^[88]至于爱或仁心的无限性，明道的态度自不待言。所以二程兄弟对“爱有差等”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究其根本，其实与孟子的看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