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下的垄断势力转移与技术优势

如果市场上出现了垄断势力，具有垄断势力的企业会利用这种势力对资源配置产生不利影响，人为地减少产量并提高价格，致使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关于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的配置效率在之前的章节已经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在传媒商品市场上，垄断势力会加剧新闻信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对于公众需求的优质信息，垄断者缺乏动力去改进或提升，因为优质信息虽然会有更多的需求，但也需要更大的成本，在缺乏竞争者的前提下，企业没有动力去改变现状，依然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产；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新闻信息的需求并不是事先确定的，多数信息需求是刺激产生或是需要引导的，在此情况下，非自然垄断常常会使传媒生产者忽略受众的需求，陷于以供给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中无法自拔，即使是面对新技术和新业态的挑战，还心存垄断幻想，占据大量优质资源而无法实现最优效率。

垄断常常会因为其他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而出现垄断资源的寻租现象，比如有的期刊自己经营时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难以为继，市场上想经营期刊的其他生产者又无法进入，就会出现期刊的刊号寻租的现象，拥有期刊的人将期刊交由他人经营，自己收取租金，刊号本身成了一个宝。其实，不仅是期刊，图书书号、报纸版面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媒介资源具有垄断性，就缺乏创新和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的动力，占用媒介资源而不能让其发挥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媒介承担着政治宣传的职能，新闻媒体拥有的新闻话语权以及行政垄断地位，为媒介的寻租行为提供了温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放大了自身应有的权力，媒体从业者手中握有强势话语权，与受众拥有的话语权分配不均，导致媒体权力的异化，媒介寻租的实质就是媒介话语权寻租，这在当前社会中行为成本极低。媒介寻租是建立在损害受众知情权的基础之上的，利益的存在会使一些媒介隐瞒某些新闻事实，这就会使报道缺乏真实性、客观性，必然会在让一部分人获得媒介租金的同时，严重损害受众的知情权。

智媒时代，垄断势力正渐渐向平台企业转移，尤其是近几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深度植入，智能技术在文化产业大显身手，成为拉动产业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不断提升文化信息传播效率的同时，以技术为核心优势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步步为营，全面介入文化产业，从智能创作、智能传播到智能营销，人工智能在文化产业的应用如鱼得水，传统的文化企业在科技赋能的激励下，纷纷向互联网平台企业靠拢。然而，智能技术在推进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创新的同时，也开始主导文化产业的价值链，不断强化技术在产业中的核心地位，呈现出技术垄断市场的特征。与传统市场垄断不同的是，文化产业市场的技术垄断并不体现在对文化产品价格和产出效率的控制上，但拥有人工智能技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以算法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对文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决定性作用，降低了人在文化生产中的创造性和文化引领中的积极性，文化产业的公共价值和社会福利遭受损失，文化在追求科技赋能时也几乎沦为科技的附庸。(www.xing528.com)

人工智能技术在加快媒介融合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以技术占有方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首先通过技术实现了对文化内容传播权和发布权的垄断，进而以其复杂的算法系统和庞大的数据信息控制整个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垄断方式较之初期的技术垄断更为复杂隐蔽，它一方面的确大大提升了传媒产业的产出和传播效率；另一方面也主导了传媒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发展方向，以科技赋能怂恿文化产业悄悄沦为科技的附庸。媒介学者波斯曼曾经提出技术与文化的几种关系：技术作为文化的工具时代、技术统治文化和技术垄断文化。他认为，所谓技术垄断论就是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4]这一断言在当时引起人们的争议，但从今天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的传媒产业已经呈现出从以行政垄断为主向以技术垄断为主过渡的苗头。腾讯、阿里、百度、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平台企业逐渐开始主导传媒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传统文化产业经营单位则一步步依附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听命于智能算法的指导和反馈。因此，文化产业的技术垄断是基于技术优势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对文化产业市场要素资源进行控制，进而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中实现支配力量，获取垄断利润的市场现象。

算法通过貌似客观公正的数据取代了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哪些议程是当前的热点、哪些选题和题材更受市场欢迎都由算法做主，技术对市场和消费者细致入微地勾画描述，让传媒业的生产陷入了技术至上的错觉之中。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指导下，媒介资源开始向算法提供的结果靠拢，传媒生产群体热衷于将“大数据告诉你什么什么”作为依据，百度热搜、微博风云榜、头条热点等议程更是毫不客气地主导着网络议程。技术主导下的议程，往往是对既有行为的总结和解释，缺乏对价值和道德的判断。技术主导议程以市场为中心，必然会加剧内容生产的商业性和功利性，首先考虑的是市场数据而不是文化价值，这又将弱化生产者的情感感知能力与文化艺术的创造动力，进而影响文化产品的创新性，造成原创文化产品和优质文化产品的匮乏。^[5]在人工智能给予的命题和定制要求下，传媒生产从引领社会价值转向了迎合用户需求，价值属性淡化后的传媒商品会变成快消品，这将会削弱传媒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需要全社会的高度警惕和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