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新媒体与社会发展

有些学者从比较宏观的层面，从全球鸿沟、亚太鸿沟等国际视野对接入沟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全球及亚太国家间存在着“数字鸿沟”。也有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中国的接入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祝建华、何舟根据2000年底在香港、北京和广州2600名成年人的抽样调查结果，以创新扩散理论为框架，描述、预测及解释了互联网现在的普及现状及前景。郑素侠探讨了互联网在中国大陆扩散的区域性差异。杨琳、李明志则指出了中国地区间的“数字鸿沟”。

在微观层面，范迪克对接入的概念进行分类，提出可以分为四种：（1）由于缺少兴趣、电脑焦虑和新技术缺乏吸引力而导致的基本的数字经验的缺乏，他将其称为“精神接入”（mental access）；（2）电脑和网络连接的缺乏，他将其称为“物质接入”（material access）；（3）由于技术界面不够友好、教育和社会支持不足而导致数字技能的缺乏，他将其称为“技能接入”（skills access）；（4）使用机会的缺乏以及这些机会的不平等分布，他将其称为“使用接入”（usage access）。

虽然大部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在城市的扩散，但仍然有少数学者对互联网在农村扩散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张明新对居住于湖北省十县市乡村与乡镇地区480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互联网与家庭电脑在我国农村的扩散皆处于“临界数量”之前的初步扩散阶段，半年之内，家庭电脑有可能达到扩散的临界值而进入高速增长期，而互联网的采用要跨越这一门槛仍需假以时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07年的调查显示，城镇居民中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21.6%，而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却只有5.1%。

在对接入沟现状进行研究的同时，有些学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有些从社会经济层面来探讨，大量研究证明了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接入之间的联系。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自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跟踪调查数字鸿沟的问题。虽然它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基于收入、教育和地理位置的数字鸿沟开始在上个十年的末期急剧缩小，但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因特网接入差距仍然在持续。国内方面，王刊良、刘庆研究发现，一个地区的因特网发展水平是和该地区的收入、教育水平显著相关的。薛伟贤和王涛峰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997～2004年我国互联网用户情况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我国“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刘文新和张平宇研究发现，区域人口素质水平、区域信息和知识生产能力对我国互联网发展区域差异解释能力最强，对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也比较显著。(www.xing528.com)

除经济因素外，一些个案研究显示，政府政策在改善因特网接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卡伦在国家的层面研究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数字鸿沟，发现国家政策是影响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因素，拥有较大政策主动权的国家在减小数字鸿沟方面具有较大优势。韦德则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他指出，欠发达国家在因特网接入方面存在劣势，这不仅因为收入、技能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缺乏，更源于根植于国际系统的各种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和规范。

也有学者从个体层面探讨影响互联网扩散的因素。祝建华、何舟从个体层面进行分析，揭示是否上网不仅受个人特征（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特征（家中其他网民的人数）的影响，也与对互联网的看法（如“兼容性”）有关。张明新通过分析发现，农村居民对计算机和互联网普遍持正面态度，这对其电脑和网络采纳有着积极意义，但其关于新技术的知识却较少或太少，极大制约了其新技术的采纳速度。其中“态度”仅受“知识”和年龄的影响，而“知识”受到诸多行为及人口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