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网络欺凌认知研究

青少年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中坚力量，有些作为网络欺凌行为的参与者、受害者与旁观者，其在网络欺凌的认知和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由于很多相关研究证实了网络欺凌对被欺凌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精神伤害，学术界对网络欺凌一直比较关注，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界定网络欺凌的严重程度。

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关于网络欺凌发生概率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则差异很大。如帕特金与辛杜佳对35个关于网络欺凌的研究进行回顾，发现这些研究中的网络欺凌发生的概率差异巨大，最小的为5.5%，最大的为72%，其中平均欺凌率为24.4%。有学者认为造成如此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研究中样本的选择、测量方法以及时间跨度等因素的不同。从建构论视角来看，真正的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并未真正从青少年视角出发，研究他们对网络欺凌的建构，导致学者们所界定的与青少年群体建构的网络欺凌的脱节。

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与其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网上互动中，同样的语言使用或者互动方式的选择，在有些群体青少年看来，只是为了交流而非实施欺凌，而来自另一群体的青少年却认为受到了歧视和侮辱。以笔者之前做过的城乡青少年社会化媒体使用的研究为例，某位农村男生通过QQ加了某城市女生为好友，因城市女生对网上和陌生人交友不感兴趣，因此开始交流时比较冷淡，具体表现为用很简短的回答敷衍农村男生。对女生来说，她仅仅在表明自己对和陌生人聊天不感兴趣的态度，她无意也并非在对男生进行欺凌；而男生则恰恰相反，因为从女生QQ空间中的照片和日志识别出女生为城市女孩，所以他认为女生的冷漠所表现的是城市女孩的傲慢，本质是对来自农村的他的歧视，因此他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与欺负，造成了一定心理伤害，而事实上女孩并不知道他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虽然不符合主流研究对网络欺凌的定义，但上述例子中男生把自己定义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的这种建构虽然与个人敏感的性格有关，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我国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结构与城乡关系中农村的弱势地位。

此外，在国际比较层面，贝朗等学者对美国与加拿大中学生与大学生群体的网络欺凌研究中发现，两国学生汇报的网络欺凌比例存在差异，美国学生中出现网络欺凌的比例要高于加拿大学生。虽然作者对此差异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方面如样本中男女比例的差异，但两国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此差异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而且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研究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需要充分考虑社会、文化等宏观因素。

家庭与学校环境对青少年对于网络欺凌的建构也形成重要影响。对青少年来说，家庭和学校是其主要活动空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学校中欺凌行为是否存在，以何种形式存在，以及老师和学校对欺凌的容忍度和处理方式，塑造着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对欺凌的建构。同样在家庭中，家庭关系是否平等和民主，父母与人交往时是否存在欺凌行为，以及受到欺凌的处理方式，也在时刻影响着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从一定程度来说，青少年对网络欺凌的建构是把其对家庭和学校生活中对欺凌的建构延伸到网络空间。因此，对青少年网络欺凌建构的研究不宜忽视对其家庭和学校环境的考察。(www.xing528.com)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的欺凌行为一般会延续到人生下一阶段。贝朗对美国和加拿大青少年的研究证实了在两个国家青少年中学阶段的欺凌都会延续到大学阶段，而且中学阶段的欺凌形式和大学阶段的形式也有极强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关注点不能只集中在学校环境之中，而应充分了解家庭环境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青少年欺凌行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理论层面，安斯沃斯的依赖理论（Attachment Theory）用以解释此类现象，青少年在成长早期与其照料者（caregiver）建立的没有安全感的情感联系可能对其与包括同龄人在内的他人建立关系产生负面期望和影响。比如，在家庭里未体验过与父母的信任关系的青少年可能会难以信任他人，而且与同龄人的互动中更容易表现出敌意和攻击性。

青少年作为一个群体，其成长与发展的阶段对其建构网络欺凌也产生着影响。对青少年来说，朋友关系是社交网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其成长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朋友在网上的互动也影响着其对欺凌的认知和建构。密西拿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朋友之间有些行为也被归类为欺凌，举例说一个12岁女孩，当你和最好的朋友吵架，她因为非常生气以致想通过一些行为对你实施报复，你认为你能信任她，但她能把你的事情放在网上对你进行网络欺凌。在成人的世界中，好朋友之间的吵架及相关行为不一定能归入欺凌，而这种成年人和青少年由于发展阶段及生活经历的不同，他们对欺凌的建构则可能有很大差异。

还有研究证明了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概率不同，具体来说年纪大的青少年较之年纪小的青少年更爱在网上实施欺凌行为。如密西拿等研究发现12～14岁青少年中有多于25%的学生报告曾在网上对他人进行过欺凌，而11岁的学生报告欺凌过他人的比例为17%。因为作者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获取的仅是关于欺凌比例的数据，并未探讨具体原因，但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欺凌实施者的年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