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网络参与研究的新调查成果

第一，网络参与的内涵研究。学界对网络参与的定义主要集中在网络政治参与层面。郭祺佳关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内涵的界定，认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是指青年以网络为媒介参与政治生活，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推动国家政策的制定、运行的一种行为，是对一般意义上的青年政治参与的延伸”。陆士桢等对此的定义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是指“青年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通过网上评论、讨论，表达政治主张和政治意愿，以期影响政治决策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三要素：（1）参与主体为青年；（2）参与载体（平台）为网络；（3）参与内容或目标指向为与政治相关的活动或行为。

第二，网络参与的本质和特征研究。吴庆在对1994－2010年中国青年网络公共参与的重大事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青年参与的本质。作者认为网络公共参与本质上是政治现象，因此用政治学的利益分析方法，对此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理解。研究发现，青年网络参与的本质是利益表达的发展，从网络中满足过去传统方式无法满足的青年利益要求（如精神享受、平等、权力、低成本等），青年在网络上更容易结群和形成网络利益共同体，现实生活中青年利益表达方式的缺乏，网络参与非理性的因素更多是青年利益观念的不成熟等各方面原因，对青年网络参与的现象给予了利益分析的解释。最后指出当前抓住网络发展的大好时机，构筑制度内渠道的参与平台特别是网络上制度内参与的渠道是引导青年公共参与良性发展的关键。

第三，网络参与的形式。郭祺佳根据参与途径的不同，把青年网络参与区分为体制内参与和体制外参与。体制内参与指的是由政府发起和组织的，以网络为平台进行的政治活动，例如投票选举、民主协商及对话沟通等；而体制外参与定义为青年自发地利用网络平台广泛、迅速地传播信息，表达政治诉求和意愿，从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和导向，从而促使社会管理系统做出调整。

陆士桢等以谢尔·阿斯汀（Sherr Amstein）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为理论基础，解释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与程度。阿斯汀依据公民参与自主程度的不同，将公民参与由低到高分为三个阶段：假性参与、象征性参与和实质性参与。而每个参与阶段又具有相应的参与形式和参与特征（见表3-1）^[3]。

表3-1　公民参与阶梯理论

在此基础上，陆士桢等指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假性参与包括“我们的一些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其信息传播及交流的主动权控制在政府及所属的机构中，公民在电宅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较低”；象征性参与包括“青年通过网络论坛和网络互动对政务进行评论和意见反馈，从而影响政策议题”，此种参与形式越来越普遍；而青年在网络上的实质性参与也有进展，“近年来在青年中流行的博客以及微博让我们看到了青年群体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他们突破了评论和讨论的层面，除对时事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外，还发动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提出有效的改善策略甚至影响政府的行为，如‘微博打拐’‘郭美美’事件等，让我们看到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及优势”。

第四，网络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陆士桢和王蕾针对近年来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人数激增、影响扩大的现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背后的影响因素，以期更真实地反映我国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引导青年正确、理性参与网络政治。研究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中的“青年”界定为18～40岁，将网络政治参与界定为“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如政治网站、电子邮箱、即时通信工具、博客、微博、论坛、贴吧等），获取政治信息，发表网上评论、讨论，表达政治主张和政治意愿，或通过网上选举、网上民意调查等政治行动以期影响政治决策和政治活动等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行为，其中政治内涵包括国家主权利益（领土、外交关系等）、执政行为与政府行为（会议、政策、人事调动等）、国际局势与国际关系、民生问题等”。

研究中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方式概括为三个方面：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利用网络交流政治观点和通过网络采取网上政治行动。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基于计划行为理论，采用了计划行为理论中关于行为控制认知的理论，选择了部分变量，从群体对青年主观规范的影响来分析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研究结果显示，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正面态度居多，而且越是具有正面态度的青年越倾向于此行为；工作单位性质是影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最显著因素，通过网络浏览政治信息层面，企业中的青年参与比例相比其他青年群体较低，而在通过网络平台交流政治观点和采取网上政治行动方面，事业单位青年的比例是其他单位青年群体的4～5倍；在对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上，性别和婚姻状况是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男性比女性更乐于参与网络政治，已婚青年比未婚青年更多参与网络政治。(www.xing528.com)

在另一个研究中，陆士桢等从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青年网民入手，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影响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客观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意见领袖”的诱导。“意见领袖”对青年网络参与的影响主要源于以下几个特征：（1）在人际传播中比较积极活跃；（2）主观能动性较强；（3）频繁接触媒体，并能迅速获取更多的信息；（4）善于思考并进行思想再加工；（5）善于人际交流。主观方面影响青年网络参与的因素主要是“从众行为”，如作者所分析，“在网络参政的过程中，即便是很多网民同时对一个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做出评价，但由于网络社会的匿名性、独立性、平等性等特征，网民在参与的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群体压力的影响，只是根据意愿和兴趣以及该事件的影响度等来选择是否参与其中，具体会赞同哪一方，可能会根据事件的性质，跟风似的倾向于自己比较欣赏的那一方。近年来，青年群体在网络上参政的人数和频次不断增加，一方面是由于青年网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是跟风、随大流，出于玩玩的心态，是典型的从众行为”。

第五，网络舆论领袖研究。王小青等以拉扎斯菲尔德等学者的“意见领袖”理论为指导，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总结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特征如下：（1）由于其单一型或综合型的特长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较强的影响力或威信，在网络上有较高的网络人气关注度；（2）热衷于公共事件并愿意频繁地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观点、意见，希望影响他人；（3）善于在网上表达意见的人；（4）信息源或者离信息源比较近的大学生群体掌握信息能力，透露信息能力较强；（5）昙花一现式意见领袖，随着某个公共事件的出现而成为临时话语权力中心，待此事件结束，新的意见领袖又将出现。

杨学丽从论坛中的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引导中所起作用的视角来研究意见领袖。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和文献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比我国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与非意见领袖在网络媒介素养各个方面的特征。在意见领袖的测量方法上，选择自我报告法，用影响力和信息寻求力两个维度作为区分指标，将大学生网民分为网络意见领袖与非意见领袖两类群体。再从参与的网络社区类型、网络社区的参与度、网络社区的评价、网络社区的信息处理能力、网络知识掌握程度、媒介接触习惯、网络社区参与功效意识及公共事务参与意向八个方面对比样本中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和非意见领袖的特征差异。

研究发现：（1）大学生在SNS社区中更容易成为网络意见领袖，而在天涯、猫扑等综合性社区中则多数充当非意见领袖的角色；（2）与非意见领袖相比，意见领袖的网络社区参与度更高，对网络社区的知识教导功能评价更好；（3）意见领袖会比非意见领袖更加积极地核实网络社区中信息的真实性；（4）尽管网络意见领袖群体比非意见领袖群体对网络媒介的接触程度更高，但是两者在网络知识的掌握程度上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5）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意见领袖类的大学生比非意见领袖类的大学生更加关注时政、民生等事务，且参与意向更高。

常春梅和王化军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网络中意见领袖形成机制^[4]。研究以腾讯新闻论坛2012年话题热帖月排行榜前十名中的5个热门话题的讨论为研究对象，并围绕中心性、活跃性、吸聚性、传染性四个指标建立意见领袖的判断标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网络技术支持是网络意见领袖形成的物质基础；（2）利益诉求是网络意见领袖形成的社会基础； （3）网民与他人交流看法的需求是网络意见领袖形成的驱动力；（4）网民的个人特质是网络意见领袖形成的决定性条件。

王智宇的研究致力于构建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引导方法。通过对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产生原因及特性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由信赖因素、实用因素和情感因素所产生的三种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针对不同因素产生的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进行特征分析，根据其人格特征、组织结构特征和信息传播特征深入剖析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的本质。另外，研究选取人人网中的“凌久一”群作为样本，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思想，利用ucinet软件，对样本分年级、分话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将分析结果与现实中的情况进行比较。最后利用分析结果，整理出大学生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因素，同时针对研究成果提出引导方法使用策略，切实将研究成果落脚于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来。

综上，国外对青少年网络参与的研究，已经开始追随上一部分提到的青少年参与研究的转向，从以往对政治参与的侧重，转向同时关注从青少年的视角研究青少年网络公共参与这个主题；此外，国外研究不仅关注青年群体，也关注未成年群体。我国青少年网络参与研究则和国外传统研究更相似，仍更多关注于青少年，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