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汉英世界的典籍传播与接受

通过对200年以来《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的梳理与探究，笔者认为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1．增强汉语典籍译本语料库建设意识。汉语典籍外译经历近250年，国内外出版公司先后出版了多部汉语典籍译本，但缺乏系统的收集和整理，至今国内尚无权威汉语典籍外译本语料库，这应当引起关注和重视。应集合各方力量，收集已出版的国内国外汉语典籍外译本，依照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类别等，将其归类、整理、入库，形成一个全面的汉语典籍文库，“有助于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历程与特点”^[2]，促进汉语典籍外译史的研究。

2．重视对汉语典籍译者、译作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现有的典籍对外传播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微观描述，如对某一位译者或某一部译作的研究，或对某几位译者的某一部作品的横向对比研究，缺乏从宏观视角对典籍译者和译作进行纵向梳理和深入分析，有点而无线，难以形成一幅连贯完整的画卷。汉语典籍翻译活动的生成和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译者和译作是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的两个极为重要的环节，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其教育程度、个人学养、治学态度、价值观、思维方式等都会对典籍英译作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3]，没有译者对原文的译介，典籍传播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译者作为连接汉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桥梁，也是极为重要的传播者，对译者的翻译思想、翻译路径与策略，对译作生成和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进行纵向研究，对于典籍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3．拓展思路，包容并进，加强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与接受研究长期以来主要由国内外语界学者承担，鲜见国外学者参与，更缺乏与其他学科学者的联合共研，研究成果呈现随意性和零散性，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就合作而言，首先应创造相应平台，为国内典籍英译者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达成共识，制定近期、中期、远期规划，做好典籍译本整理工作。其次，应积极开展跨学科合作，加强与相关学科专家，如历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等专家的交流和沟通，可从历史学角度纵向梳理、整理、归类相关史料，还可以从哲学、文学、政治学等角度横向深入分析典籍译者与译著的历史文化背景，实现点、线、面结合，合力探究汉语典籍传播与接受。再次，应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具有深厚汉语修养的西方哲学家、史学家、汉学家等，他们通常学贯中西，研究视角独特，具有极强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对于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具有独到的见解，国内国外学者、跨学科专家应携手推进汉语典籍对外传播研究。

4．加强对目的语读者的接受研究。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与接受中一个重要元素是目的语读者对于典籍译本的期待、理解、认识与态度。汉语典籍译本读者有多种层次、多种分类，依照语种掌握水平，可以分为“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英语为通用语的读者”“英语为外国语的读者”等；依照专业素养，可以分为“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等；依照教育程度，可以分为“高等教育读者”“中等教育读者”“初等教育读者”^[4]，以及初等教育以下读者等，全方位、多角度地调查和分析不同层次目的语读者的典籍阅读期待、阅读感受、阅读审美评价等对于汉语典籍对外传播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反馈意义，为典籍译本文体风格选择、注释附录等副文本拓展、出版风格改进等方面提供积极和重要的参考意见，从而促进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

汉语典籍对外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与交流，涵盖译本语料库建设、译者译作分析、国内外专家学者沟通与交流、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审美评价等多种因素，随着国家资助的“大众化文库”“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的相继建成与开展，有理由相信目前这种随意性、主观性较强的研究会逐渐转为系统、全面、整体化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闪光点。(www.xing528.com)

【注释】

[1]宋晓春．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以21世纪初三种《中庸》英译本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4（6）：939．

[2]杨静．从中西翻译史研究现状看中国典籍英译史的研究方向[J]．外语教学，2016（3）：111．

[3]裘禾敏．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出版发行研究，2014（7）：82．

[4]裘禾敏．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出版发行研究，2014（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