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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汉英版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理雅各的《中庸》译本在英国学术界受到极高的推崇。纵观200年以来《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还可以发现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中庸》译者都十分注重对注释、引言、附录等的运用,译者为每一个译本写作了详尽细致的解释性内容,这对于经典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庸》汉英版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通过梳理和分析200年以来《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可以发现《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主要基于原文作品—译介—接受的逻辑路径,通过翻译《中庸》使其在英语世界得到传播,并为读者阅读和接受。根据译本的出版年代、译者身份、译本特色及其他相关因素,《中庸》的传播与接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1820—1900年,1900—1960年,1960—2010年,这三个阶段的特点可归纳和总结如下:

1.借助英译《中庸》,推进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柯大卫、理雅各身为来华传教士,同时也是东学西渐的践行者,率先将《中庸》及其他汉语典籍传播至英语世界,他们的《中庸》翻译活动深刻地烙印上其所持有的宗教立场与思想。他们一方面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广泛吸纳本土民众笃信基督教;另一方面积极培养本土年轻传教士,认为他们更熟悉本土文化,更能够以适合本土民众的方式传播基督教教义,让基督教教义为更多的当地人接受,让传教事业源远流长。英译《中庸》及其他汉语典籍既能帮助来华或即将来华的传教士学习中国哲学,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以更好地迎合本土人的思想文化需求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有利于帮助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提高英语感受力,从而更深入地认识《圣经》,培养基督教传播事业的接班人。因此,他们的《中庸》译本渗透了其宗教立场,更倾向于用基督教的思想诠释《中庸》及其他汉语典籍,以迎合他们所处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这段时期的《中庸》译本读者除了来华传教士、即将来华传教士和在华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未来的传教士)之外,还有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学者和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更多地通过阅读译本,满足其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从对汉字的文字形态到文字传达的内容形成一个基本的感性认识。专业读者则多从其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甚至是宗教传播立场看待《中庸》英译。理雅各的《中庸》译本在英国学术界受到极高的推崇。

2.以译介《中庸》为手段,以传播儒学思想为目的,促进人们反思现代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以辜鸿铭、林语堂、休中诚等为传播主体的译者经历了现代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残酷的现实促使他们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希望从儒家思想中吸取思想源泉,寻求新的精神出路。辜鸿铭通过英译《中庸》宣扬中国文明道德责任感是拯救世界的最佳良方,休中诚结合莱布尼兹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探讨《中庸》的文明内涵,庞德透过《中庸》探讨新柏拉图哲学在现代文明中的意义,他们英译《中庸》具有强烈的译书致用的目的,希望借传播儒学思想,敦促人们反思现实,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本阶段《中庸》出版社不再单一,呈现以英国为中心,辐射至美国和加拿大,多家出版公司参与的态势,汉语典籍开始获得西方出版界的关注。读者对待本阶段《中庸》译本的反映较为多元化,有欣赏也有质疑。专业读者对译文的忠实度、术语翻译、文体风格、注释等提出更高要求,普通读者则更关注译本的叙述方式、语言表述、译文可读性等,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对本阶段的《中庸》译本持积极肯定的态度。(www.xing528.com)

3.注重对《中庸》进行全新解读,探究其蕴涵的新的哲学意义。以翟楚与翟文伯、陈荣捷、安乐哲、浦安迪、莫兰等为代表的《中庸》传播主体,更倾向于从中西哲学对比视阈译介和研究《中庸》,反思儒家思想西方哲学思想的异同,深度解析《中庸》思想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探究中国儒家哲学的新意义。他们宣扬译者主体性,提倡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经典,注重核心术语英译,不提倡译本的唯一标准,为全方位解析《中庸》及其他汉语典籍开拓了新的视野。本阶段《中庸》传播形式倾向于多元化,不仅有以出版学术研究成果、推广经典作品为导向的知名出版社参与,还有以普及儒学知识、面向普通读者的新兴出版社积极参与,不仅有纯文字的纸质版《中庸》译本,还出现了绘画本、电子媒介读物等形式,充分体现了信息时代媒体的互动性、快捷性、多元性和大众性的特点,共同推动《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在《中庸》接受方面,英语世界学术界对于《中庸》研究成果虽然不很丰富,但是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态势,从中西哲学对比、精神分析经济学物理哲学、社会学等视角分析《中庸》与西方哲学、现代社会和生活的关系等。本阶段专业读者注重译本的创造性解读与翻译、译本注释的丰富性、术语英译、文字的流畅度等,普通读者则更关注译本的语言表达与可读性等方面。总体而言,读者的评价大多积极肯定,态度辩证客观。

纵观200年以来《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还可以发现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中庸》译者都十分注重对注释、引言、附录等的运用,译者为每一个译本写作了详尽细致的解释性内容,这对于经典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佛经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注释就成为对经典进行注解的必要工具,正是经过解释,佛经才能为中国民众接受,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样,当《圣经》在世界各地传播时,解释也成为了一个必要的路径,通过解释《圣经》才能为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理解和接受。自《中庸》由传教士传播至英语世界开始,注释、注评、序言、前言、附录成为英译《中庸》及其他汉语典籍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这种在译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术语表和长篇序言,将目的语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1]的深度翻译方法,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解释性内容,极大地减少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文化障碍,不仅丰富了原文的意义,也成为了译者抒发其思想的平台,有利地促进了《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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