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阶段的译者多为大学哲学教授和学者，他们十分注重对原文文本的理解，更倾向于主动参与进与《中庸》文本的对话中，注重对原文思想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他们的《中庸》英译独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运用最新研究成果解读《中庸》，坚持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强调对经典的多元诠释，不提倡译本的唯一标准。该阶段的译者与之前译者的一个不同之处表现在他们十分注重对最新相关研究成果的运用，认为对《中庸》的解读应充分运用已有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既不为已有的权威注释所束缚，也不应忽略最新的研究发现，应全方位深入发掘其蕴涵的丰富的哲学思想意义。陈荣捷认为现有的很多经典译本并未认真运用最新的相关研究和评论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对深入探究《中庸》及其他经典著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提倡在翻译中国哲学经典过程中，要做好充分的译前准备工作，熟悉和掌握相关知识，深入阅读和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并将其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解融入翻译中，进行全新翻译，发掘过去译本忽视的内容，凸显《中庸》新译的价值与意义。安乐哲与郝大维不为旧有译本所束缚，从中西哲学的汇通处着手，结合过程哲学的观点，对《中庸》进行全新解读，指出“焦点与场域”语言适用于分析《中庸》文本里表达的自发的、交互的关系，对于诠释《中庸》文本中极具神秘意味、富有诗意的寓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莫兰在对已有《中庸》译本进行悉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每部译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了译者关于《中庸》思想的认识，都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译者的哲学观。他认为正因为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才会有不同的诠释路径，导致多种译本的存在，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是一种健康的英译之路，《中庸》英译本不可能只有一个唯一权威或准确的译本。杜维明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运用诠释学路径对《中庸》进行细致深入的哲学解读有助于获得更深入的“洞见”，注释性质的解读只能提供对于语词、句子、段落或章节的注解与说明，但却难以阐明《中庸》文本的内在逻辑，唯有从“注释进展到诠释”[53]，对原文进行细致考察才能使《中庸》的解读获得新的生命与意义。由此可见，该阶段的译者和学者十分注重发挥译者主体性，强调对原文文本做细致深入的解读，不再将文本视作没有生命的物体，而是视作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并积极参与其中，发掘新的意义和思想。
2．注重术语翻译。本阶段译者认为汉语典籍中的术语承载了极为丰富和重要的哲学思想，术语英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们认为现有的《中庸》及其他儒学著作术语翻译存在不少问题。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偏重于从中国文学和百科知识的字典中寻找对应词语，采用流行的意义来翻译中国哲学术语，在翻译新儒学的术语时，问题尤为突出[54]，导致对中国哲学术语存在大量曲解。中国哲学术语历经千年，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哲学家赋予同一个词以不同的含义，实难在目的语中找寻到对等意义的词语，唯有尽可能准确理解其在原文中的具体意义，才能得到比较精准的表达。而关于精准地表达核心术语的问题，译者们认为教条机械地翻译典籍术语只能扼杀原文的意义，唯有发挥译者主体性，用诠释的路径理解、分析、翻译术语，才有可能使文本焕发新的生命。杜维明在重译《中庸》某些核心术语时，用诠释的路径对核心术语进行深入全新的解读，对现有的术语译文提出挑战。例如将“君子”译为“the profound person”，而非传统译文“superior man，gentleman”，他认为《中庸》的“君子”蕴涵了一种“理想人格”[55]，具有丰富的政治、社会、道德和宗教层面上的意义，“君子”是中道的体现者和践行者，也是人道的实行者，是少数具有强大内在力量，能充分展现其固有的人性的个体，君子还具有极强的自我认同感，能不断调整自己在变化的人际关系中与他人、与所处环境和谐相处。[56]“superior man，noble man，gentleman”或者过于强调君子的社会地位，或者侧重于普通情感意义的君子，难以传递《中庸》“君子”蕴涵的丰富的意义，用“profound man”才有可能传达“君子”更广泛的隐含意义。安乐哲与郝大维尤为注重对《中庸》术语的翻译，以致专门写作一章“核心术语汇总”（Glossary of Key Terms）用以解释和分析《中庸》核心术语英译问题。他们对“诚、道、德、和、教、君子、礼、命、气、情、仁、善、圣、圣人、天、物、孝心、性、义、智、中、中庸”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读，提出了他们关于这些术语的哲学认识，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3．哲学术语的音译与意译之争。关于如何英译汉语典籍核心术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其中采用英译方法还是意译方法成为争论焦点。以目的语读者为导向的译者认为，[57]应尽可能采用意译方法翻译术语，即使译文本身可能不完美，因为用目的语表达术语终归比用拼音表达术语更得当，有利于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原文的基本意义。他们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存在巨大差异，译者应该承认和接受这种差异，不应过于追求精准的目的语术语匹配，而应该在仔细研读术语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寻找相对应的目的语表达。例如，陈荣捷就将“中”“中庸”“诚”“性”“天”“仁”“礼”等术语译为“centrality，mean，equilibrium”“doctrine of the mean”“sincerity”“human nature”“Heaven，Nature”“humanity”“the ceremonies of social order”等，这些简洁顺畅的表述至少可以向目的语读者传达原文最基本的含义。此外，译者还在附录中对这些术语提供了详尽的解释，以进一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术语的隐含意义。(www.xing528.com)
以源语文化为导向的译者则认为采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汉语典籍核心术语是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他们认为在目的语中很难获得与汉语典籍哲学术语相对应的表达，而采用音译加上适当的解释或注释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方法。杜维明认为译者只要尽可能使译本语境贴近原著，就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核心术语。例如，杜维明认为已有的《中庸》书名英译诸如The Doctrine of the Mean（理雅各 译）、The Mean-in-Action（休中诚 译）、The Central Harmony（林语堂 译）、The Unwobbling Pivot（庞德 译）或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杜维明 译）都未能将“庸”含有的“实用性”和“不可改变性”的意义传达，[58]故将《中庸》书名音译作Chung-yung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又如“诚”的英译。他指出“诚”具有多重含义，例如在“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59]（《中庸》第20章）中，“诚”包含个人品格，有真诚、善的含义，可以用“sincerity”传达。但是“诚”在“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20章）中，则不包含个人品格的“诚”，而指“天道之实然与人道之应然”[60]，足见“诚”的含义十分丰富，无论是“sincerity”“true”还是“truth”等都难以全面传递其所蕴涵的意义，所以杜维明用汉语拼音chenɡ来英译“诚”。同样，对于“礼”的英译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将“礼”译作“ceremony”（典礼）、“ritual”（仪式）、“rites”（礼节）、“propriety”（礼仪）、“rules of propriety”（礼仪规则）、“good custom”（健全的习俗）、“decorum”（礼貌）、“good form”（礼貌的举动）、“natural law”（自然法）等都存在问题，因为儒家的“礼”其实是一种仁和义在人际关系中的实现，礼不是一种静态的形式，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61]“礼”蕴涵如此丰富的含义，几乎不可能在目的语中获得对应表述，唯有用汉语拼音li来表示。翟楚与翟文伯、安乐哲与郝大维也都认为音译典籍核心术语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可以避免造成更多误读。安乐哲与郝大维就提倡采用“英文＋汉语拼音＋汉字”的方式英译核心术语，例如“道”用“the proper way（dao，道）”，“德”用“excellence（dexinɡ，德性）”，“性”用“natural tendencies（xinɡ，性）”等表示，既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术语的基本含义，又为读者提供了原文文字的声音形象和文字形象，实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完美结合。
其实远在唐朝时期，玄奘在翻译佛经时，就提出“五种不翻”的原则，即由于“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生善故”五种情况，[62]可以采用不翻的翻译方法，也就是用音译来处理术语的翻译。音译典籍核心术语其实既是异化翻译的表现，又是彰显译者主体性的另一种体现。在中国哲学著作被引介至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声音被西化的现象长期存在，用西方的哲学诠释中国哲学，用西方的哲学术语翻译中国哲学术语，造成中国哲学话语在西方学术界的缺失，制约了汉语典籍英译的发展，采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汉语典籍核心术语有助于原汁原味展现中国哲学思想，增强中国哲学对话西方哲学的意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4．重视再现原文文体风格的努力。尽管本阶段译者倡导译者主体意识为主导的翻译思想和原则，注重对原文思想意义的诠释与解读，但同时也十分重视再现原文文体风格，努力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对应。莫兰认为语言形式对于传达原文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63]尽管英语与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目的语文本应尽可能在句子层面上保持一致，因为句子结构的一致可以在很多程度上使目的语文本与源语文本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忠实于源语文本。浦安迪也认为遵从语义和句式的对等或近似，并不是主张字面意义的对等，而是在忠实于原文意义的基础上，更准确地传达原文意义。[64]浦安迪认为《中庸》原文文体风格典雅而富于诗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注重语言形式和风格的统一，尽可能再现原文的诗意风格。为此，他故意营造了一种老式的伪古式英语的风格来传译《中庸》，以使译文语言风格尽可能与原文保持一致，不至于太偏颇，帮助英语读者从语言形式上直观感受写于几千年前的典籍文本的风格。蒲安迪在实践中践行了再现原文文体风格的努力，他的译本语言流畅，概念表述十分清晰，译本语言有种韵律美，无艰涩拗口的表述，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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