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莫兰、蒲安迪、安乐哲与郝大维等西方本土学者为译者主体的《中庸》英译，倾向于从各自的学术视域出发，重新解读或解构经典，传递《中庸》新义。本阶段西方本土学者拥有雄厚的西方哲学、文学、史学素养，同时又曾在中国高校或西方高校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哲学思想文化教育，他们更倾向于从中西哲学、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诠释、解读、英译《中庸》，他们的译本渗透了其浓厚的中西哲学文化思考轨迹。他们大力提倡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译者主体性，宣扬运用自己认为最得当的方式英译原文，以“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参与”翻译之中，以此“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哲学性的诠释”[48]，从而对原文进行多视角诠释，展现多层次、多角度的解释路径。安乐哲与郝大维认为英语是实体倾向（substance-oriented）语言，词汇体现的是非连续性（discreteness）、客观性和恒久性（permanence）。他们认为汉语则具有过程性（process）、连续性（continuity）和生成性（becoming）的特点。安乐哲认为如果用西方的实体语言来翻译中国的这种过程性、连续性语言是存在问题的。此外，西方古代传统有一个永恒实体，凌驾于连续性和过程性之上。而中国人的世界是关于连续性，生成和瞬息变化的世界。[49]他们认为应该用过程性语言（process language）翻译《中庸》，才能更清晰地梳理《中庸》的思想脉络，这种语言就是“焦点与场域”语言（the language of focus and field）。安乐哲与郝大维的《中庸》译本就渗透了他们关于中国哲学过程性的认识。例如，将“诚”译为“creativity”，“中庸”译为“Focusing the Familiar”等就体现了一种过程性。
浦安迪认为《中庸》关注道德培养及其对人、对社会、对宇宙秩序的影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不仅仅长期坚持仁慈、孝顺、礼仪得体等，还需要有内在修养的养成、人际和谐关系的实现以及个体必须具备的道德能力和人文素养。浦安迪认为《中庸》作为儒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正是体现在其从哲学的角度深入探究自我养成（cultivation）和世界秩序之间的深厚关系。浦安迪作为比较文学教授还从文学视域理解和分析《中庸》，试图在英译《中庸》的过程中进行经典诗学重构。浦安迪认为《中庸》是“四书”中极具儒家思想特色的著作，语言十分简练，含义十分丰富，翻译《中庸》首先要深入挖掘其隐含的丰富的儒家思想文化含义，因此浦安迪的译本包含大量的文内隐注，表达了译者对译本的深度阐释。此外，浦安迪还十分注重凸显原文中隐含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古汉语语言极度简洁，[50]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表达往往呈隐形状态，翻译《中庸》时，要充分利用英语重逻辑、重叙事主语的特点，用清晰的逻辑关联词突出隐含的逻辑关系，将原文主题明晰化。浦安迪还十分重视古汉语文体风格的对应，尽可能在目的语文本中营造一种伪古英语式的文体风格，以使得译本从风格上与《中庸》的古汉语风格接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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