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翟楚与翟文伯、陈荣捷、杜维明[41]等华裔美籍学者为传播主体的《中庸》英译，注重对文本思想意义的解读，以重振新儒家思想为己任，从更深层次分析、传播《中庸》儒学思想。与前一阶段译者强烈的济世救人、服务现实的功用目的不同，本阶段译者多以重振新儒学为己任，深度解析《中庸》蕴涵的思想意义，从学术上和思想上促进儒家思想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翟楚与翟文伯、陈荣捷、杜维明等早期都曾在中国大陆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教育，青年时期奔赴美国求学，接受了西方系统的哲学思维训练。他们特殊的学术经历，与西方学术界的零距离接触和思想的碰撞，使得他们对中国儒学和儒家经典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论域、体认和洞见”[42]，他们的哲学思想浸染了中国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既怀有儒家思想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思想情怀，更有从西方哲学角度理性分析儒家思想的西方哲学学术素养。陈荣捷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前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中国哲学文献英文选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仅未能全面地选取中国哲学经典文献，还存在误读中国经典的现象。查尔斯·莫尔（Charles Moore）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专门写作一篇前言，[43]指出西方学术界由于无知形成了对中国哲学的一种错误认识，长期存在对中国思想经典著作断章取义、误解和歪曲的现象，忽视了中国哲学家对真理追求进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陈荣捷指出西方学术界过多地关注孔子儒学，[44]以为那就是全部儒学思想。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中国儒学思想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即新儒学思想，它是孔子儒学的重要发展，融合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陈荣捷指出重译《中庸》及其他中国哲学经典的意图之一在于重树新儒学的重要地位，帮助西方读者，尤其是学者、大学学生和其他欲真正了解中国的严肃的读者理解和认识新儒学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完整传播中国儒家思想。
杜维明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中庸》英译，但是著有多部关于《中庸》思想的著作，例如《〈中庸〉洞见》《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等，对《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杜维明对《中庸》进行了系统和整体的分析，反驳了那些认为《中庸》文本结构松散、内容缺乏逻辑关联的观点，认为《中庸》文本不是儒家圣人“道德格言的松散汇编”，而是逻辑关联紧密的一个连贯整体，是一部蕴涵了“儒学人文主义宗教向度”的著作，“为人的意义提供了前后连贯、内容广泛的洞见”。[45]杜维明在《〈中庸〉洞见》一书中从诠释学角度对《中庸》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中庸》构建了三个重要的概念，即君子、信赖社群和道德形上学。《中庸》里的“君子”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异类，而是一个时时刻刻关注内在修养，完善道德，责己正己，“努力在人的日常存在中体现生命终极意义的人”[46]。《中庸》还对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一种完整的构想，指出社会等级关系是社会交往的高度复杂结构的一种发展，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作为“信赖社群”中的一员理解其所从属的高级社会组织的“运作方法”，服从国家的需求，完成各自的责任。《中庸》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宣扬道德的至高作用。《中庸》从道德层面对人和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体现了儒家思想深刻的伦理宗教的意蕴，指出“道德的终极展现超越了社会伦理进而在天人合一中致其极”[47]。(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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