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汉英对照

（一）译者简介

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美国汉学家，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67年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学系，而后继续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东亚研究。197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73—200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任教。2007年退休，后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蒲安迪通晓多种语言，对汉语、日语、俄语、法语、希伯来语最为精通。研究领域广泛，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叙事学、先秦思想文化、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等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与成果。蒲安迪著作丰富，代表作为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明朝小说四大奇书》），该书获得1987年Joseph Levenson图书奖。他还完成了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中国叙事学：批评与理论文汇》）等著作，还出版了Ta Hsueh and Chung Yung（The Highest Order of Cultivation an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an，《大学》《中庸》）等译著。

（二）译本介绍

浦安迪的《中庸》英译本与《大学》英译本合集出版，书名译为Ta Hsueh and Chung Yung（The Highest Order of Cultivation an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an），《中庸》书名译为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an。该书由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于2003年首次印刷。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该译作包括序言、前言、《大学》《中庸》、注释、附录（I，II，III）等，译本序言为威尔士大学姚心中（Yao Xinzhong）教授所作。^[27]译本注释主要包括《大学》《中庸》结构分析、中心辩题解析、读者注释等。附录部分主要包含三个主题，一是对《大学》《中庸》基本观念的深入探讨，二是对《大学》和《中庸》文本史的梳理，三是对《大学》《中庸》校审材料进行了说明。

（三）译本序言、前言、注释与附录

蒲安迪充分运用序言和前言补充相应的背景知识，同时阐述自己关于《中庸》思想的认识。浦安迪赞同姚心中在译本序言中阐述的关于《中庸》思想的认识与分析。他们认为《中庸》思想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意义：^[28]一是道德层面意义，《中庸》强调美德对于人的具体行为的指导作用，使人在具体环境中表现得体，或作出正确的决策，不走极端。二是政治层面意义，《中庸》强调圣人——君王的统治，即个人美德对于治国理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形而上层面意义，《中庸》之道是理想世界、终极现实和万物遵循的基本原则，唯有通过体验心理的和形而上的路径才能实现人自身和宇宙的统一与和谐，从而使德（inner moral force，内在道德力量）渗透入个体与宇宙。浦安迪在前言中指出，《中庸》关注道德培养及其对人、对社会、对宇宙秩序的影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不仅仅要长期坚持仁慈、孝顺、礼仪得体等美德，还需要有内在修养的养成、人际和谐关系的实现以及个体必须具备的道德能力和人文修养。浦安迪认为《中庸》作为儒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正是体现在其从哲学的角度深入探究自我养成（cultivation）和世界秩序之间的深厚关系。

浦安迪的《中庸》译本注释为尾注，主要包括结构分析、中心辩题解析、读者注释三部分。就《中庸》中心辩题（核心思想）而言，浦安迪在注释中对《中庸》的每一个章节主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对其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做了深入解析。例如他分析《中庸》开篇第1章的主题为道德教育，其中谈及的“和”“平衡”“中”不是终极目标，只是手段，是使人获得“道”，即完善自我的途径。《中庸》强调“诚”“孝”“礼”“忠”“仁”，重视个体修养，认为自我与他我都完善才能实现真正的道德完善。^[29]浦安迪认为儒家注重个体道德修养、修身治国的思想在《中庸》里得到了充分的诠释。在读者注释中，浦安迪还从词义、词源、语法等方面对每一章节的核心术语、句子、段落进行十分详尽的解释，分析语法意义，解析词汇含义，探究隐含意义等，以帮助读者充分领会文本思想。以第1章第1句为例（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0]蒲安迪译文：“By the term‘nature’we speak of that which is imparted by the ordinance of Heaven；by‘the Way’we mean that path which is in conformance with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man and things；and by‘moral instruction’we refer to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man's proper way in the world．”^[31]），浦安迪将“天命之谓性”译为“By the term‘nature’we speak of that which is imparted by the ordinance of Heaven”，他认为汉语传统句式结构“……之谓……”可以用英文表述为“that which we speak of as x is y．．．第一行中的命（发出命令）将‘发命令’（天命）与‘赋予命名’两个意义相连接”^[32]，用介词短语“by the term‘nature’”引导的一个复杂句式，既突出了“性”的信息结构特征，又将“性”的含义清晰地展示和解释出来。这个例子形象地展示了蒲安迪作为文学教授具有的对句子的敏感认知与诗学的诠释，这也是对经典的一种诗学重构。(www.xing528.com)

浦安迪的《中庸》译本配有三个附录，分别为核心概念讨论、《大学》《中庸》文本史梳理、校对文本的运用三个部分。在附录中，浦安迪对《中庸》核心概念诸如“性”“天”“诚”“仁”等进行了细致的解释和分析。以“仁”的含义解释为例，^[33]浦安迪认为“仁”应被译为“human kindness”而非传统的译文“benevolence””humanity”或其他的类似译文。他认为汉字“仁”从词源上看的确有“man”和“human”的含义，因此不少汉学家常将“仁”译为“humanity”“humaneness”（人性，人道），但是这却使得该字在某些特殊句法中的位置变得十分尴尬。“仁”其实是两字表达（two-word expression），第一个意义表达“人”的意义，第二个意义表达“仁慈、善心”（kindness）的意义，“kindness”从英语词源上而言，可以归指人类所有的善行，因此将“仁”译为“human kindness”是比较准确的。另外，对“慎独”一词的解释，浦安迪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将“慎独”仅理解为“独处时也要时刻约束自己，监督自己的言行”并不能充分表达“慎独”在《中庸》里的含义。“慎独”中的“独”还有个体独一性（singularity）、个体自我与众不同之处（uniqueness of one's individual self）的含义，浦安迪认为“慎独”应该译为“to pay great heed to the core of one's own individuality”^[34]才能更准确地传达原文意义。

（四）核心术语的处理

与其他译者一样，浦安迪也十分重视《中庸》核心术语翻译，每一个核心术语的英译都渗透了译者关于《中庸》核心思想的认识，如下表所示：

浦安迪对于其译本中的核心术语英译都辅以详尽的解释，常通过多种译文的对比说明其选择的缘由以及合理性。以浦安迪译本中“德”的英译为例，浦安迪将“德”译为“the inner moral force”而不是通常的表述“virtue”，这是因为他认为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德”的确有美德行为表现（“virtue”）的意义，但在儒家思想中，“德”的意义得到不断深化和拓展，更多地指那种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强大的道德影响力，用“inner moral force”英译“德”突出了人应该具有的内在的道德力量，而“virtue”的含义就没有“inner moral force”准确。^[35]再以“诚”的英译为例，浦安迪将“诚”译为“integral wholeness”，而非“sincerity”或“truthfulness”等。他认为“诚”在《中庸》中以及物动词的语法形式出现，如果将其译为名词的“sincerity”“truthfulness”，则有失偏颇。《中庸》的“诚”更多地强调对内在自我的诚实（integrity of the inner self），而不是对他人的真和诚。此外，“诚”还有完成（completion）的含义。浦安迪认为将“诚”译为“integral wholeness”就与“inner core of selfhood”（自我的内在核心）的意义相一致了。浦安迪还对其《中庸》书名的英译做了细致分析，解释为何将《中庸》书名译为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an而非传统译文The Doctrine of the Mean等。浦安迪认为将《中庸》书名译作Doctrine of the Mean忽略了“庸”的含义。不少西方译者误读了“中”与“庸”的关系，要么把二者视作并列关系，要么把“庸”视作修饰“中”的成分。浦安迪认为这些翻译都忽略了《中庸》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中庸》文本其实从1/4处开始就没有重点讨论“中”（mean）了。二是《中庸》其实更为深入地关切将难以实现的完美的平衡转移至人类存在的实践中的哲学意义，从最卑微的人到至高无上的君王的行为模式。^[36]因此，浦安迪认为将《中庸》书名译为On the Practice of the Mean最忠实于《中庸》的文本思想。可见，任何一个术语的英译都不是译者想当然的一蹴而就，而是沉淀了译者的哲学思考的产物。

本阶段还有两个译本，分别为李鍌、刘正浩、邱燮友、谢冰莹编译的《新译四书读本》^[37]和迦达纳（Daniel K．Gardner）的译著《四书：后儒学传统的基本教义》^[38]。由于种种原因，笔者未能获得这两本译著，只能借关于迦达纳译本的相关书评对其译本作简单介绍。迦达纳的《中庸》译本书名译作Maintaining Perfect Balance，为其译著《四书：后儒学传统的基本教义》（The Four Books：The Basic Confucian Tradition）中的一部，于2007年由Hackett出版公司出版。迦达纳的《中庸》译本配有丰富的引言、夹注、脚注、双行小注，译者在引言中十分详尽地介绍“四书”如何在中国古代经过各种因素的博弈，最终得到权威认可和推广，获到广泛的接受成为经典。迦达纳在引言中特别注重梳理“四书”在中国经典化的过程、原因和影响，还在译本注释中复制了汉语典籍特有的“双行小注注疏体”，^[39]详尽解释核心术语、中心思想等，尝试进行史学经典重构。还有学者^[40]认为迦达纳的“四书”译本非常有特色，不仅配有十分丰富的注释，包括朱熹的权威注释和他本人的注释，而且其译本阅读性极强，对原文非常忠实，有助于读者以及学习儒学的学生理解儒学为何在东亚地区如此重要。作者也指出该译著的一些小瑕疵，建议前言应不仅包含对朱熹的介绍，还应将译者关于“四书”的哲学思考一并放入，这样更有利于读者理解译著。

1960—2010年，翟楚与翟文伯、陈荣捷、莫兰、浦安迪、安乐哲与郝大维等学者作为《中庸》对英语世界传播的主体，从各自学术立场和哲学视域出发，对《中庸》进行全新解读，并结合考古新出土的《中庸》竹简本，从多角度解构和诠释已有的意义，为《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作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