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出生于福建龙溪。1912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秋赴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加波南洋大学任教。林语堂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担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林语堂著作、译作丰富，特别是在向英语世界推介中国文化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用英语写作作品，同时还对中国典籍进行节译、编译，其中，《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和《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两部译作在英语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林语堂毕生从事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如其所言，“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的英语作品还包括《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京华烟云》（The Moment in Peking）等。
（二）译本介绍
林语堂《中庸》译本为编译本，以辜鸿铭《中庸》译本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做了某些改动，收录于其所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一书中，该著作于1938年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出版。林语堂将《中庸》书名译为The Central Harmony，同时删减了辜鸿铭《中庸》译本中的大量注释，诸如歌德诗歌、阿诺德语句、《圣经》语录等。此外，林语堂还修正了辜鸿铭译本中某些他认为偏离了孔子思想的翻译，并重新划分了辜鸿铭《中庸》译本意义段落。林语堂《中庸》译本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林语堂认为，《中庸》并非孔子箴言杂乱无序的堆砌，自有其严密的逻辑结构与深奥的内涵。他将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重新划分为十个部分，对每一个部分冠以标题，并对个别章句顺序进行了调整，如下表所示：
林语堂译本将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分为十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包括几章，其中原文第6章被调整至第五部分，第16章被调整至第三部分，第15章被调整至第13章、第14章之间，第20章的结尾部分被纳入第七部分，原文第28章部分内容被合并至第29章。林语堂对辜鸿铭译本中的某些短语和句子进行了删减或增补。此外，林语堂还删除了辜鸿铭译本中内容丰富的脚注，代之以极为简短的脚注，以方便普通读者阅读。
（三）译本前言与注释
林语堂译本前言内容较为丰富，主要介绍儒家思想特征、孔子性格、翻译方法等内容。他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自有其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空间：
“儒家思想代表了一种建立在个人修养基础之上，通过道德途径实现的理性的社会秩序。它旨在建立一种以道德秩序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试图通过实现人自身的道德和谐来寻求政治和谐。”[26](www.xing528.com)
林语堂认同辜鸿铭关于《中庸》的认识，认为道德秩序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理想秩序的重要基石。林语堂还对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危机及其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在现代社会，儒家学说面临的更大劲敌不是基督教，而是工业时代带来的一整套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社会秩序等问题。如果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欲恢复封建秩序，必将被现代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发展赶下历史舞台。然而，我坚信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关注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的基本观点将会继续存在。”[27]
林语堂清晰地认识到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存在的困境及其存在的价值，指出如欲将儒家思想作为改变现代社会的武器，那无疑注定失败，但是如果将其视作人文思想修养基础，儒家思想则大有发展前景。
林语堂还在前言中阐述了英译汉语典籍的翻译方法。他提倡释译法（paraphrasing），即通过解释原文文本进行翻译。林语堂认为古汉语文字极其简略，一字多义，典籍中字字藏意，例如，“固”字包含“牢固”（strong）、“固执”（stubborn）、“执著”（persistence）、“偏执”（narrowmindedness）、“粗俗”（vulgarity）、“见识短”（limited in knowledge）、“有时也”（sometimes also）等，译者要从中找出准确的意义的确非易事。因此，翻译汉语典籍时，首先要确定术语的古汉语意义，而后“再确定其在特定语句中的特殊意义和多层次含义”[28]，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译者极大的责任与自由，使得译者必须慎重对待典籍文本。又如，林语堂不赞同将“礼”译为“ritual”“ceremony”，认为“礼”的含义十分丰富，在不同的语境中承载不同的含义。当“礼”泛指儒家的一般社会哲学时，可以用“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来表达；当“礼”指个人行为时，则可以用“moral principle”来英译。林语堂还认为用“kindness”“charity”“benevolence”英译“仁”，远未能传达“仁”的含义，因为“仁”在具体语境中还包含“true man”“great man”“the most complete man”等儒家最高意义的“人”的含义。林语堂认为，英译汉语典籍核心术语时，应反复琢磨其具体含义，将多个备选项放入具体文本中反复研读，并且专研典籍中的原文注释或注评，直至确定其意义，用释译方法传达核心术语及典籍意义。林语堂认为英译汉语典籍时，译者的注释对于读者理解文本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译者过度行使译者权利，在注释中大肆妄评原文意义，并借此宣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则值得商榷。林语堂亲自践行自己的主张，尽可能克制自己不对译文做评论。[29]林语堂的《中庸》编译本中的注释的确十分简洁，主要针对译文中出现的某些人物或典故作一番简要说明。
（四）核心术语处理
林语堂十分重视核心术语的翻译，在辜鸿铭译本基础上对部分术语进行了重译，如下表所示：
以第一章中的“性”“教”的英译为例（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30]辜鸿铭译本：“The ordinance of God is what we call the law of our being（性）．To fulfill the law of our being is what we call the moral law（道）．The moral law when reduced to a system is what we call religion（教）．”[31]林语堂译本：“What is God-given is what we call human nature．To fulfill the law of our human nature is what we call moral law．The cultivation of the moral law is what we call culture．[32]），辜鸿铭译本中的“性”被译作“the law of our being”，林语堂将“性”译作“the law of our human nature”，突出人的本性意义。辜鸿铭译本中的“教”被译作“religion”，林语堂则将其译作“culture”，突出“教”的文化功能意义，他认为“教”不是单指一种宗教或教化、教育，而是指一种文化的养成。再以第3章中的“中”为例（原文：“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33]辜鸿铭译本：“Confucius remarked：‘To find and get into the true central（中）balance of our moral being，i．e．，our true moral ordinary（庸）self，that indeed is the highest human attainment．People are seldom capable of it for long．’”[34]林语堂译本：“Confucius remarked：‘To find the central clue to our moral being which unites us to the universal order，that indeed is the highest attainment．For a long time，people have seldom been capable of it．’”）[35]，辜鸿铭译本的“中”被译作“the true central balance of our moral being”，强调“中”的道德平衡作用，林语堂则将“中”译作“the central clue to our moral being”，突出了“中”的过程性，而非一种停滞状态。尽管林语堂重译了部分术语，但是总体上还是与辜鸿铭译本保持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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