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读者接受：汉英翻译成果

（一）译书出版

本阶段的《中庸》译本全部由英国伦敦出版公司出版，其中柯大卫的《中庸》译本由伦敦教会出版公司（The Mission Press）出版，理雅各的《中庸》译本分别由伦敦楚博纳出版公司（Trübner＆CO．）和牛津克拉伦登出版公司（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出版。理雅各的译本在这期间出版了四个版本。这段时期为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第二个发展时期，西方主流社会关注的仍然是对中国的财富攫取和文化输入，出版汉语典籍英译本难以获得相应的资助。译者经常会为了出版经费绞尽脑汁。理雅各在《中国经典》前言中谈及了该书的出版过程：

“1856年，我与几位朋友谈及出版《中国经典》一事，席间有位来自卫斯理言（Wesleyan）传教会的考克斯主教（Rev．Josiah Cox）。我们谈到了出版费用的问题。我说先按部就班，做好自己的工作，好好研习这些文本，深入理解它们的意义，做好出版准备，而后争取在适当的时候获得在华英国商人或其他国家商人的支持……考克斯先生很快将此事告知他的朋友约瑟夫·杰阿丁（Joseph Jardine）先生……杰阿丁先生非常慷慨地伸出了援手，承担了出版费用。杰阿丁先生赞赏我的出版计划，对我说：‘我认识在中国工作的商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乐意资助这个项目，你没有必要去社团游说经费了。你只需要做好艰苦的翻译工作，我则全权负责出版经费。我们在中国赚了钱，我们也应该助力这件事的完成。’”^[32]

从此段文字中可见当时出版《中国经典》译著的不易。译者需要得到赞助者的支持，否则很难实现出版意愿。理雅各经过多方沟通获得了出版资助，同时伦敦教会也应允了他的出版计划，认为出版《中国经典》既有学术意义，也极大地有助于来华传教士的传教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印刷、装订、运输至英国等环节上仍然困难重重：

“由于理雅各博士掌管印刷部门，^[33]因此得以亲自监督所著译本的出版印刷和装帧，其间不得不派人专程返回英国购买纸张、印刷油墨等。由于香港材料极为有限，书籍的装帧不统一。同时，由于缺少英国书商的推销，他不得不亲自登门各书店，耐心与图书经销商沟通，推销《中国经典》……有一次，满载印刷用纸和印刷油墨的船舶触礁，他亲眼目睹船只沉入香港海湾，只剩下船桅露出水面……”^[34]

出版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汉语典籍及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处于式微境地，东学西渐实属不易。

（二）读者接受

1820—1900年期间的《中庸》译本读者群并不广泛，大致可分为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特殊读者等。专业读者主要指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普通读者指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感兴趣的读者；特殊读者指在华或即将来华传教士以及在华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未来的传教士）。普通读者多出于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对汉字文字形态到文字传达的内容充满了感性认识。有读者这样谈及阅读感受：

“对于一位对中文一窍不通的英语读者而言，能读到如此古老的汉语典籍，简直太奇妙了。……其中蕴涵的东方古老的思想简直不可思议。……看到如此古老的文字呈现在现代书籍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35]

专业读者则多从其学术立场、政治立场以及宗教立场看待《中庸》及《中国经典》英译。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在英国学术界受到极高的推崇，法国教授斯坦尼斯拉斯·朱利恩（Stanislas Julien）教授写了一系列热情洋溢的书信致敬理雅各，对理雅各充满了赞誉之辞；学识渊博的艾尔肯斯（Edkins）博士高度评价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称赞理雅各完成了一项可比肩伟人的壮举：

“他志在揭示中国思想，展示中国人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石。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了解该书蕴涵的内容就使得我们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去评判那个国家的民众，这对于政治家了解中国，认识其思想基础、道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经典于中国人犹如《圣经》于基督徒，莎士比亚于英语专业学生，《古兰经》于穆罕穆德……”^[36]

作为特殊读者的传教士也对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有新的认识，传教士查莫斯（Chalmers）这样评价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

“我愈加坚信你所从事的译书事业对于传教士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把《中国经典》提升至基督教权威著作地位……我建议传教协会确定新规，传教士如果未尽力理解中国诗人或哲学家所言，最好不要进行传教。”^[37]

由此可见，理雅各典籍英译满足了部分读者的期待视阈，符合他们的阅读审美需要，迎合了不同层次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需求，既满足了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心，也为专业读者的学术兴趣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还为肩负传教任务的特殊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文化的资源储备。

1820—1900年期间《中庸》的传播与接受呈现鲜明的以宗教为导向的特色，翻译活动以传播基督教为宗旨，对《中庸》思想的理解与认识渗透了基督教思想的浸染，同时也夹杂着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推崇，翻译活动以深度翻译为主要方法。《中庸》译本读者群不占多数，但是特征突出，主要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有较为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华或即将来华传教士以及在华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他们对本时期的《中庸》译本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肯定了柯大卫和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也预示着东学西渐在19世纪末期开始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

【注释】

[1]David Collie被译作高大卫、科大卫、柯大卫、大卫·科利等，本书统一采用柯大卫表述。

[2]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由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于1818年在马六甲奠基，1820年书院落成，首任院长为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柯大卫、理雅各曾先后担任书院院长。1843年英华书院迁址香港。

[3]郭磊．首位《四书》英译者柯大卫的生平诸事考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6）：121-126．

[4]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派往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华英字典》，他第一个把《圣经》译作中文。

[5]Missionary Register[M]．London：P．S．Seeley＆Sons，1828：70-72．

[6]Collie，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London：The Mission Press，1828：15．

[7]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29．

[8]Collie，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London：The Mission Press，1828：11．

[9]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36．

[10]Collie，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London：The Mission Press，1828：20．

[11]Collie，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London：The Mission Press，1828：31．(www.xing528.com)

[12]Collie，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London：The Mission Press，1828：19．

[13]非国教教会（Non-Conformist Church）为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的一个宗教团体，不属于英国国教（Church of England）。

[14]该部分内容主要参考自林赛·莱德博士（Lindsay Ride）所写小传，载于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ume I）[M]．台北：南天书局，1991：1-25．

[15]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ume I）[M]．台北：南天书局，1991：382-383．

[16]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法国汉学家，生平不详。

[17]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1659年来华传教，曾将《大学》《中庸》《论语》等译成拉丁文，著有《耶稣会例》《西文四书直解》等。

[18]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ume I）[M]．台北：南天书局，1991：414-416．

[19]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21．

[20]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Translated into English，with Preliminary Essays and Explanatory Notes．Volume I，—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 with the Explanatory Notes[M]．London：Trübner＆CO．，1869：283．

[21]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ume I）[M]．台北：南天书局，1991：383-384．

[22]Collie，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London：The Mission Press，1828：i．

[23]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13-14．

[24]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 in Seven Volumes[M]．London：Trübner＆CO．，1861：ix．

[25]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40．

[26]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28．

[27]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37．

[28]宋晓春．论典籍翻译中的“深度翻译”倾向——以21世纪初三种《中庸》英译本为例[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4（6）：939．

[29]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40．

[30]柯大卫之前无《中庸》英译版，只有拉丁文版。

[31]Collie，David．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M]．London：The Mission Press，1828：v．

[32]Legge，James．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ume I）[M]．台北：南天书局，1991：viii．

[33]“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四大支柱是布道、出版、教育、医药，所以作为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直接对传教会的印刷事物负责。”摘选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97．

[34]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44．

[35]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34-35．

[36]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38-39．

[37]Legge，H．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M]．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