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汉、英深度翻译活动

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以忠实于原文为基础，以深度注释为手段，以实现准确翻译为宗旨。这种重视注释功能的翻译方法也叫深度翻译，指“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28]，为读者提供全面的背景知识。柯大卫和理雅各十分注重注释、前言在翻译中的功能，不仅如实翻译原文附带的注释，还新增注释，加附长篇序言和附录，阐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其篇幅甚至远远超过原文文本。

理雅各《中国经典》书名就显示其十分重视译本中的序言、注释、附录：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中国经典——翻译、批判、评注、前言与丰富的索引）》。理雅各反复强调，有注释的儒家的经典著作将极大地帮助未来年轻的传教士更好地从事传教事业。他甚至声明如果有100位读者阅读《中国经典》，即使只有一位读者希望译作配有丰富的注释，他也会为了这一位读者专门撰写长篇注释，^[29]其对注释的充分运用在某些版本中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例如1861年版和1893年版）。(www.xing528.com)

此外，译者还充分利用前言、注释和附录，阐述其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向读者讲明其翻译用心。柯大卫在前言中指出，忠实原则是翻译《中庸》及其他经典需恪守的基本原则。在翻译“四书”过程中，他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充分借鉴“四书”的拉丁文版和英文版^[30]学习最适合的表达方式，严格遵从“四书”原文注释，广泛阅读其他注评者的注释，积极征询中国学者的帮助，极度认真地对待每一字、每一行、每一段，做到了字斟句酌，以实现最准确的理解和翻译。当然，过度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弊病，正如柯大卫所言“该译本某些地方可能会被批评为太过直译，某些地方又太过意译，或被认为失去了原文的优雅与力量，还有人会批评其中国味和苏格兰味太重”^[31]，但柯大卫认为准确忠实地翻译原文是严肃译者必须坚持的原则。理雅各也认为将文本的内容与意义忠实传递是翻译中国经典的真实目的，否则将无任何意义。在翻译风格方面，理雅各认为对原文内容和意义的忠实应胜过文体的优雅，他曾尝试用一种更为简洁、更为故作风雅的方式来翻译中国经典，最终还是认为内容和意义更为重要，但是他也强调能够将内容与优雅的译文风格有机结合是翻译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