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在全球汉英世界的传承与接受

（一）译者简介

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出生于苏格兰北部阿伯丁郡的亨特利。幼年时期受教于一位将《赞美诗》烂熟于心的盲人女教师，整日习颂《圣经》，由此培养了对《圣经》特别是对“赞美诗”的热爱，这种喜爱持续终身，对其从事的宗教事业有着极大的影响。理雅各先后在亨特利教会学校和阿伯丁文法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学业。1831年，理雅各获得一等奖学金进入国王学院学习，后又因学习优异于1836年获得哈托尼安（Huttonian）奖，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同时获得两种奖学金的学生，时年21岁。理雅各在阿伯丁大学学习期间，深得国王学院的拉丁学教授的赏识，并成为该教授的助教。但由于宗教信念的不同，理雅各最后还是放弃了在阿伯丁大学丰厚的待遇和美好的学术前程，加入了非国教教会，成为非国教教徒。^[13]1837年，理雅各申请进入高伯里（Highbury）神学院学习神学，并于1838年加入伦敦传教士社团（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839年年初，理雅各接受伦敦教会委派，携新婚妻子启程前往东方，为躲避当时中国南部的动乱，于1840年到达马六甲继任马礼逊的工作，主管英华学院和英中教材出版事务。1843年6月，理雅各携妻儿取道新加坡，前往香港，并将英华学院迁至香港，从此真正开始了他的辉煌事业。理雅各在香港致力于宗教和教育事业，创立了专门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中英文教学教会学校，为香港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理雅各在任期间除了三次回英国短暂休整外（1845—1848），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香港度过。1876年理雅各任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直至病逝。^[14]

在主持英华书院工作期间，理雅各秉承马礼逊的传教精神和办学精神，致力于将基督教传播至全中国。马礼逊和理雅各一致认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最有效的方式应是中国本土人和外国传教士携手合作，而且应由本土人担当主要角色，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最佳传播效果。因此，他们大量培训中方本土牧师，开办学校，编写英汉双语教材，兴建医院和诊所，建立知识分子社区和技术社区等，尽一切所能宣传基督教社会的生活方式。

理雅各是一位坚定的传教士，尽心尽力地履行伦敦教会赋予的传教职责，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将英华书院迁至香港后，他建设了马礼逊教育社团，接纳更多的当地中国男孩女孩进校学习，对香港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雅各在从事宗教事业之时，还致力于翻译中国经典，将中国经典思想介绍至英语国家。理雅各认为，不懂中国经典文献，就不了解中国，就不足以在中国传教。他认为自己首先应该做一个向西方世界传授中国经典思想的人，而后才能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教义。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西方传教士，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译本介绍

理雅各先后出版了四个版本的《中庸》英译本，第一个版本收录于《中国经典（七卷本）》（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 in Seven Volumes），于1861年由伦敦Trübner＆CO．事务所出版，《中庸》书名译为The Doctrine of the Mean（《中道的准则》）。第二个版本收录于《中国经典（第二版）》第一卷《孔子生平与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 with the Explanatory Notes），于1869年由伦敦Trübner＆CO．事务所出版，《中庸》英译本书名为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第三个版本收录于穆勒（F．Max Muller）主编的《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二十八卷中，于1885年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中庸》书名译为Kung Yung or 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第四个版本收录于《中国经典（五卷本）修订版》第一卷，于1893年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中庸》书名译为The Doctrine of the Mean。四个版本的《中庸》译本基本信息如下面两表所示：

理雅各《中庸》译本均以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为原文，共33个章节。第一版与第四版基本一致，配有序言、中英文文本对照，附有考究细致的注释、评论，还配有术语表、主题介绍、专有人名汇总等，第一版和第四版具有鲜明的学术译著特色。第二版和第三版无中英文文本对照，注释和评论甚为简略，均为通俗化的解释，目的在于帮助普通读者了解《中庸》文本的基本含义。

（三）译本注释

理雅各《中庸》译本注释非常细致丰富，既有原文文本自带注释，也有译者新增补注释，充分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学者注重考据的特点。

一是针对文本中出现的核心概念、段落意义进行详尽的考据与解释。理雅各未局限于文本字面翻译，而是对文本中核心术语、段落意义进行深入考据、解释和分析。例如，关于《中庸》书名译为The Doctrine of the Mean，他在注释中如是解释：

“本书书名为The Doctrine of the Mean，我未尝试翻译‘庸’，因为中国本土注评者和之前的译者均对该词的理解存在不同看法。……‘庸’指‘用’（to use，to employ），这是‘庸’的第一个意义。……‘庸’还有‘不易’（unchanging）的意义。……朱熹认为‘庸’指‘平常’（ordinary）、‘持续’（constant）、‘和谐’（harmony）。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庸’指‘和’，我个人也持相同观点。《中庸》就是讨论人的心灵状态处于‘中’与‘和’的状态，因此我的书名即表达了这种观点。……马礼逊将‘中庸’译为‘the constant golden Medium’（持续不断的黄金中道），柯大卫将其译为‘the golden Medium’（黄金中道）。本人不赞同这两种译法，因为‘中’在这两种表达中仿佛成为名词，‘庸’成为修饰性的形容词，然而二者其实是并列关系。在《中庸》（1869年）版本中，我将《中庸》译为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and Harmony（中与和的状态）。”^[15]

理雅各在这段文字中细致呈现了不同注评者对“中庸”的不同认识，提出自己关于“中庸”的认识，并对当时的《中庸》英译书名提出了异议。注释在理雅各的译本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解释作用，既对相关知识进行普及，也使得译者借此机会阐发自己关于中国经典的认识，译者主体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又如，对“诚”的英译，理雅各不仅考究了中国学者对“诚”的认识，还总结了西方译者对“诚”的翻译：(www.xing528.com)

“‘诚’指理想之人性，圣人拥有了这完美品行，就能比肩上天。在英文中难以寻得与之完全匹配、意义同等之词，甚至中国学者也对该词的准确含义存在不同的认识。依据《四书通》‘汉代学者也不清楚它的含义’。宋代李邦直定义‘诚’为‘不欺骗’（freedom from all deception）；之后的徐仲车认为‘诚’指‘不息’（ceaselessness）；接着，程颐认为‘诚’指‘无妄’（freedom from all moral error）；最后，朱熹指出它的含义是‘真实’（truth and reality）。从此，关于‘诚’的定义才完整。……雷慕沙（Rémusat）^[16]将‘诚’译为‘perfectionla（perfection）’和‘perfect moralla（perfection morale）’。殷铎泽（Intorcetta）^[17]和他的朋友将‘诚’译作‘vera solidaque perfecio’。灵魂的单纯（simplicity）或者单一（singleness）应该是‘诚’的主要含义，即天性善，有能力善，没有任何自私自利的思想——这就是诚。‘诚’属于上天，属于天地，属于圣人。普通人唯有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会明辨善，才能达到‘诚’的境界。”^[18]

在这段注释中，理雅各首先归纳中国学者关于“诚”的不同认识，然后总结法国传教士和意大利传教士关于“诚”的翻译，最后提出自己对于“诚”的见解，可见，理雅各翻译核心术语不是简单的文字对应转换，而是细致考究其在原文中的意义，并对现有的译文提出质疑，最后再提出自己的译文。理雅各充分运用注释清晰传达译者关于核心概念的认识，既宣扬了译者的思想立场，同时展示了译者的翻译态度。

二是针对不同受众提供不同的译文注释。相对于1861年版和1893年版的《中庸》英译本，1869年版和1885年版的《中庸》英译本注释则十分简洁，语言非常通俗化，适合普通读者理解《中庸》文本的基本含义。以1869年版和1885年版《中庸》开篇第一句的注释为例（原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性之谓教。”^[19]）：

“所教导的意思大致如此：人有道德之天性，受之于上天或上帝，人依照这个德性，构筑一个自身准则。然而，由于人之本性的缘故，极容易偏离这条道路，因此智慧良善的圣人适时出现，对其解释道，并引导他循道而行。”^[20]

很显然，相对于第一版和第四版译本注释烦琐、细致考据的特点，第二版、第三版译本注释则采用流畅通俗的语言对原文进行通俗化的解释，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审美需求，实现普及《中庸》的目的。

（四）核心术语处理

《中庸》核心术语是任何一位译者都不可能忽视的关键，理雅各对于核心术语的英译十分用心，通常引经据典，层层深入，细致考究其出处、原生意义及拓展意义。理雅各《中庸》译本核心术语翻译如下表所示：

理雅各译本核心术语的英译不可避免地渗透了其宗教立场和态度，以“道”的英译为例，理雅格将“道”译为“the path of duty”（责任之路）：

“朱熹将‘道’理解为‘路’（path）似乎有道理，尽管有些现代作家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此处的‘道’应该是说：人有道德之天性，受之于上天（Heaven）或上帝（God），人依照这个道德天性（moral nature），构筑一个自身准则。然而，由于人之本性的缘故，极容易偏离这条他本应该遵循的道路（deviate the path），因此智慧良善的圣人适时出现，对其解释道，并引导他循道而行。”^[21]

在这一段注释中，理雅各从其持有的宗教立场出发，用充满了基督教色彩的词汇“Heaven”“God”“deviate the path”解释和翻译“天”“道”等核心术语，尝试用适合西方读者的文化语境解释中国儒家核心术语，以帮助他们理解《中庸》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