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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英译的传播与接受:汉、英

时间:2023-11-1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柯大卫[1]是英国传教士,于19世纪初期前往马六甲传教,曾任英华书院[2]第三任院长。1828年病逝,时年37岁。1928年柯大卫所译《被称作四书的中国经典》在马六甲出版。柯大卫未将朱熹版本中的所有注释翻译,只选译了部分注释,译者未对此作出解释。(三)译本注释柯大卫的《中庸》译本配备有丰富的注释,主要包括少部分原文自带注释、其他学者注释和译者本人所作注释。柯大卫的《中庸》译本注释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庸英译的传播与接受:汉、英

(一)译者简介

关于柯大卫的生平资料非常稀少,其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及传教事迹也只能根据极为有限的资料推断。柯大卫[1](David Collie,1791—1828)是英国传教士,于19世纪初期前往马六甲传教,曾任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2]第三任院长。依据相关专家考证[3],柯大卫1791年出生于苏格兰北部金卡丁(Kincardine Bajan),1817—1818年就读于阿伯丁大学国王学院,后在戈斯波特神学院(Gosport Academy)接受传教士培训。1821年被伦敦会遣往马六甲传教,1822年抵达马六甲并跟随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4]学习中文,1824—1828年任职于英华书院,受聘担任英华书院中文教授。自1827年担任英华书院第三任院长。1828年病逝,时年37岁。1928年柯大卫所译《被称作四书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在马六甲出版。在中文学习方面,由于得到罗伯特·马礼逊的悉心指导,柯大卫取得惊人的进步,展现了极高的语言天赋和异于常人的勤奋。在短短5年多的时间里(1822年6月—1828年2月),柯大卫用英文和中文著述、翻译了十多部作品,完成了“四书”英译,写就了《天镜明鉴》《新篆圣经释义》等著作,培养了一批知晓中西文化的学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此外,柯大卫还在社区进行传教士工作,在英华书院从事管理和教学事务,针对中国学生英语语言水平编写教材,参与建设英华书院。[5]毋庸置疑,柯大卫是一个充满宗教热情、拥有奉献精神、异常勤奋的传教士。

(二)译本介绍

柯大卫的《中庸》英译本收录入《被称作四书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该译著包括《大学》《论语》《中庸》《孟子》等,于1828年由教会出版社出版。《中庸》书名译作Chung Yung,译本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为蓝本,共有33个章节。译本配有朱熹原文注释和译者新增注释,译者在注释中对《中庸》的核心概念诸如“天”“性”“道”“命”“理”等进行了解释,对文中的一些观点和思想提出批评,还对文中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例如舜、尧、禹等进行了简要介绍。柯大卫《中庸》译本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柯大卫译本与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章节对比如下表所示:

柯大卫《中庸》译本出自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译本章节划分与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几乎一致,仅在个别地方有细微出入。柯大卫未将朱熹版本中的所有注释翻译,只选译了部分注释,译者未对此作出解释。

(三)译本注释

柯大卫的《中庸》译本配备有丰富的注释,主要包括少部分原文自带注释、其他学者注释和译者本人所作注释。柯大卫认为,评注是汉语典籍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理解原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译本的注释应不局限于朱熹的注释,还应集合其他学者的注释,以此向读者展示更为全面的典籍风貌,帮助读者理解原著。柯大卫的《中庸》译本注释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综合多位注评者的注释,对文中的核心术语、段落提供解释,以帮助目的语读者更清晰地了解《中庸》思想。核心术语是汉语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字都蕴涵异常丰富复杂的含义,通常在目的语中难以寻得对等含义的字词表达,因此需要细致周详的注释解释其中的含义。例如,柯大卫在注释中如是解释第1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的“道”“天”“性”:

“道(义务之道)。君子循道而行,小人弃道而行。但是即使离开了道,人也会通过努力重寻回道,由此完善天性。五行之元素为金木水火土。阴阳代表女性准则和男性准则,依照中国哲学,它们渗透世间万物。于是,天似乎将阴阳二准则和金木水火土五元素运用于万物,例如,上天创造万物,阴阳是工具因素,五元素是被运用的物质。……‘天’有时被视作非物质的原则,‘阴阳’有时被视作精灵。”[6]

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道”“天”“性”本身含义极为复杂,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尚存在多种解释,更何况英语读者,柯大卫综合朱熹及其他注评者的注释,细致地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关知识和“阴阳”的具体含义,展开对“道”“天”“性”的解释,说明“道”是君子遵循的义务之道,“天”犹如上帝的至高无上之力量,“性”是人的原始完美天性,以此帮助读者理解《中庸》的“道”“天”“性”等核心概念。

二是借用注释,表达译者关于《中庸》的认识及态度。注释不仅仅是译者对译文的点评与解释,也是译者抒发个人思想和态度的平台。柯大卫充分利用注释这种特殊的副文本,对原文某些于他而言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论述进行批判性解读。例如,柯大卫认为《中庸》第16章中的意义与基督教教义相悖(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呼!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7],因此在注释中他如是说:(www.xing528.com)

“以上阐述的原则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是它过于自以为是,想当然地认为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进行自我道德的更新,完善自我。圣神的启示不是告诉我们唯有万能的上帝才能促成这种转变的实现,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历史上的无数的事实不是告诉我们了吗?”[8]

柯大卫从其宗教立场出发,认为人如果没有信仰,难以自我完善。他不赞同《中庸》第16章倡导的人可以通过自我努力,完善自我的观点。他认为唯有上帝才具有这种转变人的道德修养的能力,普通人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柯大卫还对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提出了批判,对儒家提倡的人通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先天不足的观点提出反驳(第20章之结尾“人以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9]):

“这些自大的民族最钟爱的一个教义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什么比这与神启和普遍经验相背而驰了。神启和普遍经验告诉我们,人生来邪恶,如果在实践中他们呈现不同的形式的话,则是因为这种差异已得到上帝的革新与干预。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不平等的……伟大的造物主也不认为人生而平等。”[10]

柯大卫认为唯有得到上帝的拯救,人类才能弃恶从善,从愚笨变智慧,上帝是万物之主。在译本最后一部分——“结论”的注释中,柯大卫总结《中庸》存在的两个基本缺陷:

“在这篇包含了儒家哲学最重要思想的论文中,有两个极端严重、最基本的缺陷。首先它未谈到至高无上、创造万物、全能的造物主——天父。第一个错误必然导致第二个环节的缺陷,即没有讲述堕落的人类如何被造物主拯救。……最睿智的人曾经说过,对上帝的敬畏才是智慧的开始,但是在此论文中讨论的智慧却全然没有以色列睿智君王认为的智慧基石。”[11]

柯大卫始终是一位拥有坚定信仰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英译《中庸》时,他不会为书中宣扬的儒家思想所撼动,而是透过自己的宗教立场对文中传达的儒家思想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并在注释中充分表达自己的理解,注释已然成为其运用基督教教义诠释《中庸》思想的有利平台。

(四)核心术语处理

核心术语在中国哲学典籍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作为一部较为隐晦、神秘,思想极其浓厚的哲学著作,其中的核心术语更是理解其中心思想的关键。柯大卫《中庸》译本核心术语翻译如下表所示:

柯大卫认为《中庸》核心术语英译的确十分困难,英文中难以寻得匹配的对应词,例如“诚”的翻译就十分棘手:

“‘Sincerity’(‘诚’)是该书后面部分常谈及的一个术语。我十分清楚英语单词‘sincerity’很难完全表达原词‘诚’的含义,的确难以寻得任何一个比‘sincerity’与之更接近的单词。原文的注释者们认为该词指不含任何虚假、混乱的‘真’,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本文中的‘诚’具有完美的含义,因此‘perfection’(至美)可能比‘sincerity’更贴切。但是对于‘perfection’仍然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至诚’是最高级别,如何翻译呢?”[12]

可见,英译《中庸》核心术语确非易事,汉字重意,特别是汉语典籍的文字意义更是异常丰富,一个单词或一个词组实难将其复杂的含义传达。同样,关于《中庸》书名含义存在多种解释,柯大卫将其理解为适度与适中,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中”的理解相似,故将《中庸》书名译作Golden Medium,他认为《中庸》旨在引导人们如何在事物中寻找与维持适度、适中,做事不走极端、持中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汉语典籍核心术语英译存在多种可能,译者对其的主动认识起着重要作用,术语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译者关于《中庸》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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