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学刊》院领导与工作成果

我十分怀念已故的刘问世院长、胡思庸院长、张文彬副院长、王天林院长等。是他们的支持和直接参与，使学刊从开始就制定了要办成省级期刊中高水平、高素质期刊的宗旨和目标。刘问世院长作为《中州学刊》的顾问，从一开始就十分关心学刊工作。他每年的编委会必到，对各期杂志的文章均作出评论。不仅谈大问题，甚至文章中使用的标点符号之类的小问题，也在他的关注之内。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让我始终难忘。

张文彬同志来院工作时间不长，只有3年时间。当时由于胡院长主要工作重点还未转移到社科院，所以学刊具体工作是由文彬同志管的。每期我把稿件汇总以后，提出具体意见，请他做最后定夺。文彬同志说，我只看你们认为拿不准的文章。这当然主要是涉及政治方面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特别时期，也因此是对期刊管理最严格的时期。因为各种思潮都十分活跃，良莠不齐，这才有“四个坚持”，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期刊检查审核和重新登记等多次的活动。作为期刊的主要负责人，其实一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文彬同志鼓励我们大胆工作，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比较棘手的问题，他从不回避。在他身边工作是很愉快的，和他在一起常感到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朋友间的亲密关系。

1986年，文彬同志调省委宣传部，胡院长及时从河大来到社科院主持工作。胡院长是近代史方面的大家，治学非常严谨。我在和胡院长相处期间，彼此之间在许多问题上看法是心灵相通的。作为主编的胡院长，特别关注期刊的生存问题。有一次，胡耀邦总书记办公室曾专门给我院发了一个文件（材料），指出有位作者在我刊发文中，提出要建构新的哲学体系，其说法是错误的。他的文章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可言。胡院长把我和徐必珍同志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就学术的繁荣和学术期刊发展和创新问题谈了个人看法，希望今后在涉及比较敏感的问题时一定要慎重。想不到徐不肯接受意见，和胡院长大吵起来。此事虽然在我做了工作之后平息下来，但胡院长依然十分不安的关照我说：“漳平，你也一定要把好关，这不是你我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学刊，也关系到院里的整体名誉！”当时院经费十分困难，因此也影响到学刊办刊经费，胡院长还亲自替《中州学刊》找到开封日报的印刷厂，希望能降低印刷成本。

1989年5月4日，省里召开纪念“五·四”的会议。主办方请胡院长去参加座谈并发言。胡院长很慎重地写了一篇文章，由于文中批评了当时风头正旺的电视纪录片《河殇》中对传统文化的一些错误认识，结果没想到在会议上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并情绪激动地和胡院长辩论。此文原来说好在《中州学刊》第3期编发的。胡院长很生气地跟我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多少有些担心的问我：“你看这篇文章我们还发不发？”其实胡院长对当时的情况和社会思潮的看法和我是一致的，所以我当场表态：“照发！您别担心，如果有人写批判文章，我会参加辩论的。”就这样第3期我们照原计划发了两篇批评《河殇》的文章。这在当时期刊界看来似乎是不合潮流的，但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虽和当时的社会思潮不合拍，但我们的批评却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当然，我也参加了省社联举办的座谈会。不过我的发言在《学术百家》刊出时，是被作为另类的观点放在后面的。(www.xing528.com)

张书记、胡院长一直关心我的成长，1990年9月，送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我一直认为，这一年的学习，对我的视野、知识、认知能力，都是很好的再学习与提高，我永远记住他们的这种培养和信任。

1993年底胡院长不幸去世，舒新辅同志接任院长和学刊主编。1998年，王天林同志调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同样也任《中州学刊》的主编。他是理论宣传系统的老人，十分熟悉报刊编辑业务。他面对当时的社科院的特殊情况时，将主要精力用于全院的整顿，抓大事。他明确说：“学刊具体编辑任务、科研，有你们在我完全放心。除非有疑难的问题，定不了的才送审。”但他给学刊做了许多外部联系、沟通的工作，如聘请一些省里老领导给学刊当顾问，为学刊争取到财政经费补贴等，从而使院里和学刊在重创之后很快恢复生机。可惜他没有两三年便调走了。不过继任的王彦武院长也是沿用王天林院长的办法，放手让学刊独立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我在学刊20年间，院领导对学刊工作是信任和支持的，让学刊大胆开展工作，从而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和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这方面来说，坚持院主管领导对学刊的指导，确实是我们能够稳扎稳行、不断探索、取得进步和提高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