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二十世纪初的头几年,扫码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和发展起来,但是,当时的“码”是不尽统一的。例如在中国大陆,当时最流行的是一种条形码。条形码呈长条状,由一些粗细不等的线条组成,扫码的工具多是一些专属的扫码设备。这种码因为容量并不大,因而可以储存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另外,扫码的设备相对而言也价格较为昂贵,在信息安全上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再加上当时智能手机并没有得到普及,所以,扫码对于当时的国民而言,还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2006年5月30日,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颁布了两项二维条码码制电子行业标准,即紧密矩阵码(CM 码)和网格矩阵码(GM 码),进而填补了当时二维码行业标准的国内空白。制定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国际上的二维码标准非常之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国内的二维码标准竟然多达250 种之多,而仅仅常见的就有20多种,而当时国内的二维码技术则主要来源于国外,例如当时最流行的两种码,即是美国的PDF417 码和日本的QR 码。实际上,这两种码当时在国外都已经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例如日本的QR 码,当时因为日本的电信业比较发达,已经开始获得较大范围的应用,例如先锋企业日本的DoCoMo 公司,就广泛的将二维码运用在手机应用中,如采用手机进行购物,采用手机溯源商品的源头,采用手机和运营商互动等。当时在日本的地铁站和一些公共汽车站,往往会有一些很大的商品牌,这些商品牌上按照排、列的顺序呈现有各种各样的商品,消费者看中了什么商品,就可以用手机扫这些商品旁边的二维码并完成付费,然后快递公司则会在下班之前把消费者购买的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日本当时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完成扫码购物,重要的原因是终端的发达和二维码制式的统一,几乎每个日本民众都可以采用这种简洁的方式完成这些扫码和相应的其它过程。当时,国内一些电信媒体对于日本的扫码购物、扫码互动、扫码溯源等不同的扫码应用都有过一些报道。例如当时信息产业部的一些部属媒体,《通信产业报》《人民邮电》《通信世界》都对这些情况做过一些专门报道。QR 码也因此被国内受众所熟知。
但是当时国内电信发展程度非常有限,这也就制约着二维码在当时国内不能迅速的发展起来。这样的制约大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终端相对落后。当时正值3G 牌照颁发的前夜,大多数中国民众采用的手机多是2G 手机,甚至有些手机在配置上连摄像头都没有,也就是说不能完成拍照功能。这样一来,就根本不能完成扫码的工作。即使是有码,也不能扫。因此,终端落后是制约受众扫码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产业链配套不完善。尽管在当时的市场中也有不少的SP、CP,有不少的服务商也提供扫码服务。但是,在总体上,还没有能够形成扫码的风气和扫码应用。尽管当时也有一些扫码的新现象,例如利用扫码来对于肉品进行溯源,对蔬菜进行溯源等,但大多数应用处于试验阶段,没有能形成一个扫码的环境和气候,没有能够对扫码进行普及,使民众真正感受到扫码就在人们身边,可以方便快捷的完成扫码工作,这主要于当时的产业链环境有关。当时的电信产业链环境是移动运营商主导,而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应用并没有完全兴盛和发展起来,因此,只要是运营商没有主推的内容,就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例如当时中国移动为了霸占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在移动手机上设立了一个“移动梦网”的主页,任何用户要访问移动互联网,都必须先访问这个主页,因此引起很多用户的诟病。但与此同时,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又是十分不完善的,例如移动互联网根本就没有多少网页可以访问,拿起手机基本到不了几个网站,WAP 网和Web 网也没有打通。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因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没有把扫码作为主要的业务之一,也就使扫码要获得大规模发展面临很多的困难。其三是没有能够培养起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有了一个可以拍照可以上网的终端手机,有了一个可以扫的二维码,用户也不见得会拿起手机对着二维码拍一下,这是因为,二维码在当时并没有给用户带来切切实实可以感受到的好处。任何用户的使用习惯的培养,都需要时间和耐心,只有不断的加强用户的用户体验,使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才可能愿意采用这项服务。手机二维码必须给用户带来切实的便捷、真正的便捷,才有可能被用户选择。正是因为产业链贫乏,所以当时能够提供的便捷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二维码不能获得推广的原因。另外一个方面,二维码的应用需要企业或者企业联盟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企业或者企业联盟的参与,二维码就仅仅停留在一个码上,而谈不上是一个成功的应用。在当时,企业对于二维码的参与度显然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二维码也不能给企业带来实在的好处,例如增加销量、增加客户。因为整个网络能提供的应用水平就摆在了那个地方,因此,说服企业参与到二维码提供的行业中来,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然而,尽管如此,二维码在当时的一些行业中,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例如当时的条码识别技术给手机上网的人们提供了便利,人们再也不用费很长的时间输入一个长的网址来访问一个网站,而是可以通过扫描一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入一个相应的网站,从而从这个网站获取资讯。例如当时在很多企业召开企宣会的时候,会在会场外树几个易拉宝,这些易拉宝除了有会议的一些信息之外,还会把一个大大的二维码印制在上面。到达会场的人们只需要对着这个二维码一扫,就可以方便的访问到企业的网站。当时,为了推广条码识别,中国移动开始免费向用户赠送识别软件,用户发送一个指定代码到中国移动的服务号,就可以获得软件,或者可以到中国移动梦网的官方网站上下载。条码识别应用当时由中国移动数据业务运营支撑中心负责运营,由银河传媒公司负责提供营销平台。这个应用当时在国内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反响。在当时智能手机运用率比较高的地区,例如北京、上海等地,还是有不少客户采用了这项应用。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尽管二维码没有能够大范围的推广开来,但是,在一些重要城市的重要行业应用中,还是可以看到二维码应用的身影。(www.xing528.com)
二维码终归是一个需要结合实际载体和结合行业的应用。一方面,必须与实际的载体相结合,也就是说,扫码要有实际的内容,码本身要有客观的内涵与之对应,不然的话,扫码就会失去本质的意义。另一个方面,从大的范围来讲,扫码要有对应的行业。只有这个行业都在使用扫码应用,能在很多的地方提供扫码的入口,也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二维码,同时,又能够提供扫码结果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扫了码以后,会产生实际的内容效果。这样,扫码才能成为一个行业联系用户和云端信息的渠道。也只有这样,扫码才会拥有真正的发展基础。而不是说,有了技术的实现,就可以有扫码的存在。码的分布以及云端的内容建设,是扫码能够成为一种风气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报业是有与二维码结合的契机的。首先,报业能够为二维码提供广泛的分布渠道。报纸本身就是一种渠道。看报纸的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人群。因此,把二维码印在报纸上,本身就是一个可行的渠道选择。这和把二维码印在商品标签上——例如啤酒瓶的正面,例如超市售卖的肉菜——是一样的。商品本身就是一种流通渠道,它们在用户中流通,形成一个巨大的流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广泛的发布二维码,可以使很多的人群看到二维码,从而使二维码具有较强的流通价值。更因为这个人群是定向的,它局限于一个特定的使用人群,这个人群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播价值。报纸的读者和商品的使用者一样,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群,而读者会因为行为的特定性而更具有这样的价值,因为读者本身就是以接受信息为活动目的的。所以,报纸是二维码很好的载体。另一个方面,报纸也能够为二维码提供很好的云端内容。不少的报纸在纸质媒体的阅读之外,会有很多的补充性内容,如记者拍摄的图片、视频,相关的采访花絮等等,这些内容或许并不适合在纸质媒体上刊登出来,但是在多媒体平台上呈现,却是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同时,报社也非常乐意搭建这样的云端平台,把更多的信息以多媒体的方式存储起来,使其产生更高的价值,对于报社来说,也就是一个增设数据库之类的工作,报社完全有技术力量来实现这样的工作。而且,在报业转型一浪高过一浪的前提下,不少报社的决策者们也对这样工作抱有相当大的兴趣。这几方面因素合一,使得在报社开办二维码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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