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赛事的费用与管理及营销

弗拉基米尔·安德列夫

当地的政治家和决策者轻而易举地就能让人们相信，一个国家或城市主办一场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是值得的。赛前研究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净效益最终将双双实现。然而，我们几乎不可能成功举办一个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相符的大型体育赛事。这种悖论的经济原理在于通过类似拍卖的程序将赛事举办权授予某个主办方，最终将导致赢家诅咒。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两个问题进行批判性考察，首先是赢家诅咒如何发展，其次是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够掌控它带来的影响。

首先，明确赢家诅咒的概念；指出它在体育经济，特别是举办体育赛事时的影响。其次，夏季和冬季奥运的案例研究证实了这种诅咒经常发生。第三，主办城市或国家如何抵消赢家诅咒以及如何更好地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对巴黎举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最初，赢家诅咒用于解释为什么参与竞争招标的公司所获得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在这种招标中，他们为了从其投资中获得收入抵消支出，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结果就是受到了诅咒。后来，赢家诅咒被用来探索破产银行拍卖中的大额收购溢价。有人指出，无论何种拍卖类型，拍卖对象的价值都是不确定的，并且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竞标者来说毫无二致，所以过高估计拍卖对象价值的一方可能会出高价并中标。没有认识到这种可能性的拍卖获胜者也许会受到赢家诅咒。泰勒强调，投标人之间的不对称信息导致赢家诅咒出现极端形式，即任何正面投标都会给投标人带来预期的经济损失（1994）。金融市场中的许多事件都是有关赢家诅咒的真实案例。在二手市场中也发现了赢家诅咒的例子，主要是在“二手车”市场上，卖方向买方隐瞒真实情况，因此，买方并不知道二手车的真实价值。阿克洛夫已经证明，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导致逆向选择，获胜的购买者会受到赢家诅咒（1970）。

在中央计划经济中，投资基金由中央国家机关在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拍卖。每个企业都倾向于在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实际情况方面采取“欺骗策略”，低估成本和投资项目的完成时间，同时高估投资收益。面对无数的“幻想”项目，逆向选择是中央官员在企业议价、游说、贿赂后最常做出的决定。中央行政部门受到赢家诅咒，因为它将投资资金分配给效率比预期低的项目，而国有企业受到赢家诅咒，可能是因为欺骗行为，也有可能因为其提交了不可行的投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根据预期成本，根本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在体育经济中，赢家诅咒出现的情况有四种（安德列夫，2014）。第一种情况是几个城市在北美体育联赛中争夺同一个球队的特许经营权（罗森塔尔和斯温德尔，2002）。选择举办地点时，球队所有者处于垄断地位，城市是竞标者，获胜者的奖品是位于市区的特许经营权。球队所有者使竞标者在这种类似拍卖会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相互竞争。每个竞争对手都会根据其对竞标对象的期望值来出价。如果一个城市高估了球队会带来的利益，那么它还不如在竞标中失败。赢家诅咒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相同的期望。一个城市中标时，基本反映了它因信息不对称而盲目乐观。因为作为联赛的所有者已经很好地控制了球队的归属权，所以城市处于讨价还价的劣势，受到了诅咒。

第二种情况是，电视频道竞标体育联赛的转播权（格拉顿和索尔伯格，2007）。赢家诅咒源于实际拍卖，而不是拍卖机制，例如特许经营场所的拍卖机制。电视公司通常竞相播放由单一体育组织（团队、联赛、联合会）举办的体育赛事，因此处于垄断地位。考虑到后者，体育赛事组织者开始以低价拍卖转播权，随后逐渐提高价格，然后每次都比上次高一些，直到有一个电视频道中标。与此同时，当他们出价高于其他竞争者的估值和他们声称支付的最高保留价格时，他们便会放弃。当价格达到略高于估价第二高的投标人的保留价时，招标程序结束。赢家诅咒的风险非常高，因为电视公司没有关于竞争对手实际最高估值的信息，因此在价格达到自己的估价之前，需要通过高投标获得更多有关竞争对手估值的信息。因此转播权变得非常昂贵，价格也大幅上涨，许多获得转播权的电视公司都受到了赢家诅咒。体育版权交易太多导致电视频道无利可图，最终造成中标电视公司的经济损失。出价高于转播权的实际价值，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有几家广播公司因为后知后觉而受到赢家诅咒。例如，英国独立电视公司和基尔希媒体公司在拍卖中获得重要的转播权后，受到严重诅咒，最终破产。为了应对赢家诅咒的风险，电视公司心照不宣，公开地进行合作或者合并，试图通过垄断势力平衡体育卖家的垄断势力。这样的对抗策略抑制了转播权费用涨幅过高的情况，反之，没有这种策略，费用将急剧增长。

几个球队为了在北美球队的比赛中招兵买马而互相抬价，是赢家诅咒出现的第三种情况。在人才市场上，团队所有者是投标人，自由球员或超级明星球员是出售自身才能的卖家。只要在每次出售时，自由球员或超级明星球员具有不可替代性，便会处于垄断地位。该奖项是为了使获胜的球队在竞标中可以招募到一名球员。球员拍卖自身天赋的使用权，并将其出售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而出价取决于每个球队观察了球员的以往表现和独特性后所预估的与其相关的边际产值（得分、年龄、身高、经验等），对给定运动员边际贡献预估最高的团队提供最高的薪水。如果关于队员特征的信息有限、不确定且不对称，就满足了产生赢家诅咒的先决条件。

在北美团队体育联赛中，买卖自由球员时会出现赢家诅咒，而在没有招募机制的欧洲职业团队体育联赛中，可以买卖所有球员，尤其是处于垄断地位的精英球员，即超级明星。对于北美自由球员来说，出价过高是由于评估一名球员的未来边际价值时，存在不确定的内在因素。鉴于这种不确定性，在许多投标人参与的情况下，最乐观的团队管理者将通过较高的价格赢得投标。增加投标人的数量放大了高估偏差（卡桑和道格拉斯，1980）。结果可能是自由球员得到高薪，胜出的球队受到赢家诅咒。另一个假设是，自由球员市场与“二手车”市场存在共同点。莱恩发现，所有者缺乏招标时所需的完整信息，只能以高价买到受伤的球员；就像阿克洛夫的“二手车”市场一样，人才市场中受伤的球员也拥有自主选择权（1984）。在欧洲团队体育联赛中，导致赢家诅咒的根本原因是球队之间为了开展的奖牌争夺战，而招募超级巨星球员或教练。比如在博斯曼离开后的欧洲足球联赛中，这种奖牌争夺战比北美联赛更加激烈，所受到的赢家诅咒也更严重（安德列夫，2011）。然而，针对欧洲联赛间进行的球员转会，还未对赢家诅咒进行计量经济学测试。

赢家诅咒出现的第四种情况是指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权的拍卖会上，中标者最后都会成本超支（安德列夫，2012）。本章主要介绍了第四种出现情况，并且以奥运会为例进行详细说明。国际奥委会公布主办和组织奥运会的确切时间，据此考虑项目提案。这些提案并不是为了说明如何筹集举办奥运会所需的资金。在拍卖会般的会议接近尾声时，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主办权授予提案最新颖的项目申请方。参与这种竞拍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国际奥委会的拨款，而是为了成为下一届奥运主办城市。愿意主办奥运会的城市承诺在七年内投入巨资筹备赛事，同时也希望从“奥运主办城市”的标签中获益，因为这个标签赋予了这个城市吸引投资的独特魅力。

国际奥委会掌控奥运会举办权，每四年选举一次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国际奥委会希望获得举办权的城市能够符合它的要求，确保所有比赛项目的正常开展，并提供所需器材，承诺严格遵守运营预算。满足招标书列出的基本要求，便可以保证奥运会的最佳质量，其中包括保障运动竞赛顺利安全开展（运动装备的质量、奥运场馆与奥运村之间的距离等），提供良好住宿环境（奥运乡村、交通、宾馆）、安全的总体环境、令人印象深刻的开闭幕式、发达的媒体和通讯，以及良好的环境质量。国际奥委会正在寻找一个项目提案，这个提案不仅能从全球媒体报道中获益，还能给每届奥运会留下一个宏伟的形象，为主办城市留下标志性的景观以及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代印记。国际奥委会对项目提案宏伟程度的追求，使得候选城市出价越来越高。

申办城市提出的举办成本不是获得奥运会举办权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最低成本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与奥运追求高品质的愿望相冲突。例如，2012年获得举办权的伦敦，预期成本为183亿美元，而当时马德里的预期成本为36亿美元，巴黎为89亿美元，纽约为107亿美元，莫斯科为119亿美元。2016年，里约热内卢获得举办权，预期成本为42亿美元，而芝加哥为33亿美元，东京为41亿美元，马德里为42亿美元。2020年，虽然马德里更低（24亿美元），但东京（34亿美元）获得了举办权。这些数据显示预期成本低反而更有可能获得举办权。

申办城市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奥运举办权。申办城市必须承诺定期提供国际奥委会要求的体育设施，以及不定数量的非体育基础设施。而且设施质量至关重要，因为这可能影响该城市的竞标资格。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都出现了财务危机，这说明地方组织委员会（LOOC）可能存在欺骗行为，尽管候选城市所提出的预期成本并不是国际奥委会做出决定的主要标准，但它仍备受重视。

申办城市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候选资质，从而有机会实现其宏伟的项目提案。1984年以后，申办城市开始将他们合理且较低的成本以及超乎想象的实力作为优势进行宣传。把一个奢侈的项目与较低的成本相结合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欺瞒，即通过各种手段（忽略增值税、降低残奥会预算等）在投标书中压低成本。申办城市自然会努力夸大其项目的质量，并宣传相对低廉的项目成本。除了申办城市争取的是奥运举办权，它实施的策略与中央计划经济中争夺配置投资资金的企业使用的策略一致，因为获得举办权之后才会对资金有需求。因此，申办城市与国际奥委会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即合理规划，避免奢侈浪费，但主办城市会受到赢家诅咒。

国际奥委会对奥运建筑工程延期完成的担忧是赢家诅咒的控制变量。工期延长通常会导致成本超支，以至于为了在规定日期完成，而上调成本。上调建筑成本（从而揭示最初的成本低估），或放弃一些奥运建筑来遏制高昂的成本，这也是赢家诅咒的一个迹象。另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举办城市获得额外的资金或额外的公共补贴，例如，从政府获得资金。财政赤字或赛后财政盈余低于LOOC的预期，也是赢家诅咒的一个证据。当赛后财政盈余低于LOOC的预期时，赢家必须通过收取专门的赛后税款来弥补申办奥运出现的预算赤字。

信息不对称使申办城市代表可以掩饰项目缺点，即过高的成本、严重的安全问题、负面的外部效应和可能的挤出效应。国际奥委会不可能对每个申办城市项目都深入了解，也不能准确分辨申请信息的准确度，即实际成本和外部效应，以弥补申办城市发起人与国际奥委会代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候选城市为了获得举办权，被迫相互竞标，即低估成本，高估收益，国际奥委会代表对候选城市考察不足，因此双方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最乐观的投资者会获胜，并且由于事先低估赛后实际成本（高估实际收益），而受到赢家诅咒。

可以通过各种指标来验证体育经济中是否存在赢家诅咒（表15.1）。本章重点在于举办奥运的相关事宜。

表15.1 体育拍卖中赢家诅咒的指标

想要验证赢家诅咒，首先要看举办奥运会是否存在成本超支。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开始，安德列夫便开始比较招标时提出的赛前成本与闭幕式以及赛后产生的费用（2012）。结果显示，所有的夏季和冬季奥运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赢家诅咒，只有1984年的洛杉矶是个例外。表15.2展示了这项研究的最新成果，即在2014年，依旧以欧元为单位重新计算了成本超支指数。

表15.2 1984年以来夏季奥运会的成本超支、赛前成本和实际成本

（2014年，单位：十亿欧元）

夏季奥运会的实际总成本总是高于赛前宣布的总成本，并且多出好几倍，例如，首尔、悉尼、雅典和伦敦奥运中高出2倍，巴塞罗那高出2.5倍，北京高出12倍。通常低估奥运会所用运动器材和非体育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而从来不低估组织成本——国际奥委会严格监管下的地方组织委员会的运营成本。然而，在2014年，筹备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期间，第一批赢家诅咒的迹象正在出现。盛宝集团预计2016年的最终成本可能会高出投标书成本的3.5倍。一如既往地超出了成本！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作为特例证实了对赢家诅咒的分析。此次奥运会没有超支，有盈余。组织成本为5.46亿美元，包括所有投资在内的赛后总成本达15.92亿美元。洛杉矶是此次奥运会唯一的候选城市，因此它没有为了与其他城市竞争而低估成本。因此，洛杉矶也没有出现赛后成本超支的情况。1977年，选举1984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但因为蒙特利尔金融危机刚刚过去，所以没有城市申办1984年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必须说服洛杉矶当局并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包括他们提出的成本。因此，没有赢家诅咒，没有超支。这是验证赢家诅咒理论的最佳特例。

从几届奥运会中可以看出赛后修正指标。蒙特利尔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屋顶耗资巨大，饱受诟病，直到奥运会结束九年之后，才以原预算六倍的价格修筑完成。在悉尼，康宝树湾体育场的两家画廊因为修建成本过高而被舍弃。在北京，简化后的“鸟巢”体育场节省了50%的钢材成本，奥运游泳池最终也由于过于复杂而被简化了。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建造成本从4.06亿美元增加到8.5亿美元，而基础设施的成本增加至1.7亿美元。奥林匹克公园最初预计只投入53亿美元，最终却又增加了14.4亿美元。

而且工期也大都有所延长。亚特兰大百年纪念公园工期延误，致使工人必须加班加点工作，因此产生了一系列额外成本。在雅典，许多建筑工程都未按计划完成，特别是新建的电车轨道、环形高速公路和前往新建机场的市郊列车。2004年1月，为奥运会建造的33个场馆中只有一个（希腊体育馆）准时完工。随后，最后一轮投资热潮也出现了。温布利体育场等几个伦敦奥运场地很晚才建成，而且为了适时利用所有运动设备，当地组委会遇到了很多麻烦。

通常，当地组委会给奥运会发放额外的公共资金和补贴。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获得共计10亿美元的公共补贴。在悉尼，骑术学校每年获得67.6万美元的运作补贴，黑镇奥林匹克公园每年获得65.4万美元补贴。雅典市在准备举办奥运会期间一直提高公共贷款，导致希腊的公共债务不断增加。当地组委会不像往常一样出现财政赤字，因为一些额外支出被纳入东道国的城市预算中，有时甚至纳入地区或国家的政府预算中。尽管如此，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都出现了财政赤字现象，1988年汉城奥运会也有所亏损但并未得到官方认定（普罗伊斯，2004），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亏损相对较少。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得到大量财政补贴（背负61亿美元的债务），因此官方宣称的300万美元财政盈余实际上并不可信。

纳税人通过交付额外的地方税（1.76亿美元）和魁北克省的烟草专项税（4.8亿美元）偿还了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债务。此外，35年内，每年由于管理蒙特利尔奥运会体育设施造成的财政赤字有1300万美元，巴塞罗那市政府不得不向纳税人收取17亿美元的税款用以管理当地设施。悉尼奥运会最终负债1.68亿美元，新南威尔士州每年要支付3730万美元来维护昔日奥运场地。澳大利亚体育馆正深陷财务困境，悉尼穹顶体育馆和水上运动中心的财务都处于亏损状态。据估计，希腊纳税人要为奥运赤字买单到2030年。

奥运收入的赢家诅咒指数比奥运成本的指数要少。举办方往往会高估奥运会吸引的游客数量，特别是外国游客的数量。亚特兰大奥运会有四分之一的门票未曾售出；悉尼奥运会的参观人数低于预期。然而，人们无法找到造成收益损失的赢家诅咒的主要原因。

在最近对2018年冬奥会及下届奥运会的投标中，国际奥委会试图改变以往低估成本这一现象。举办方需要明确每一笔投资，而且保证融资必须到位。国际奥委会要求申办城市对杂项费用和意外成本进行现实估算，计算结果要用美元和当地货币共同标明。国际奥委会在减轻赢家诅咒方面的努力结果仍有待观察。

接下来让我们对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情况进行详细论述。索契市于2007年7月1日打败平昌和萨尔茨堡，获得此次奥运举办权。^[1]它的招标书看起来难以置信，因为其奥运成本比之前三个候选者都高。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决定的组织成本为12亿欧元。但据称，当地奥委会不会采用投资成本，因为这不在他们的预算之内，预计2007年其投资成本将达到76亿欧元，其中60%将由俄罗斯政府资助。赛前总预算为89亿欧元（合120亿美元）。从一开始，这一预算就远高于2006年都灵奥运会（40亿欧元）和2010年温哥华奥运会（20亿欧元）所宣布的成本。(www.xing528.com)

索契奥运会的宣传者称，费用高昂是因为需要投资大量体育设备，包括新建11个体育场馆和滑雪场、两个奥运村、一个可欣赏黑海和山脉景色的溜冰场，以及洗浴设施等。外界声称要完成这一目标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从2007年7月到2014年2月建造的非运动基础设施也是一项巨大工程。索契市的城市规划更是重中之重。整个城市地区都将重新规划，罗迪纳酒店也要全面修缮。该市总共修建一个330公顷的人造海岛，一个新机场和一个新商业海港；在沿海修建该市第二条铁路，长达67公里，还有一条580公里的新公路，并在机场和奥运场馆之间修建一条63公里的高速公路；为了避免索契交通拥挤，另外修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原计划修建的一条36公里的索契轻轨地铁，最后换成了一条较短的通勤铁路；新增一些索契机场快线，创建新的新闻中心，营建五个大型豪华酒店，两个贸易中心，一个旅游区，一个高速公路隧道，另外新增19.6万张酒店床位。发电站的生产能力也要提高，而且，为了修建奥运公园，政府从3000个土地业主手中买下土地。奥运会正式开始后，还有一些道路尚未修完，罗莎·德鲁特滑雪场附近的一些酒店和购物中心也未完工，水污染严重问题也没有得到改善，造雪设备出现故障，而跳伞设备也不得不紧急重做。政府调用3500万美元的奥运会基金用以维修赛事结束后的运动设施。

这种投资方式会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例如该地区会对外国游客产生更强的吸引力，几年之前该地区每年的外国游客仅有300万人次，预计到2014年，外国游客人数会增至600万。2013年9月，俄罗斯体育部长维塔利·穆特科（Vitali Mutko）预计奥运会仍能给俄罗斯带来10亿美元的效益。最终索契地区的游客人数在2014年又增长31%（不到500万人），但其中只有10%是外国游客。

2007年价值89亿欧元的资产到了2014年贴现价值为168亿欧元。^[3]除此之外，2014年欧元总成本显示成本超支。2010年索契奥运会总成本为333亿美元，2014年达到510亿美元（380亿欧元）^[2]，比贴现预期成本高出约2.2倍。由于赢家诅咒，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届冬奥会招标书却成了有效成本最高的一届。劳拉冬季两项和越野滑雪的项目花费从5亿美元猛增至27亿美元，而第一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费用从4900万美元激增至5.19亿美元。赢家诅咒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索契中标后，罗莎·德鲁特滑雪胜地也被列入此次奥运工程中；该滑雪场由Interros公司资助，Interros是富豪寡头弗拉基米尔·波塔宁（Vladimir Potanin）拥有的控股公司，它投资360亿美元用于建设非体育基础设施，其中96.5%的资金都是公共资金。最终，俄罗斯纳税人将至少支付230亿美元用于建设这些设施。这些都是赢家诅咒的证据。一项对索契奥运会的赛前成本效益分析发现，以2006年汇率计算，净社会成本（社会效益减去社会成本）显示从2006年到2016年，社会财政赤字为58亿美元（菲里芬科，2013）。

因此，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城市管理者来说都绝非易事。是否有可能避免或减轻赢家诅咒？也许可以在以下方面寻求答案：（1）国际体育理事机构对体育赛事分配进行反思；（2）分析每个潜在主办城市。

理事机构会认为国际奥委会从现在起要选择最便宜的奥运工程吗？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国际奥委会不会选择一个违背其初衷的战略，他们的目标是举办最盛大的奥运会。而且，为达到最低成本要求，国际奥委会实际上可以通过城市招标来减少更广泛的成本低估现象，从而消除赢家诅咒。为了显示自己成本最低，每个招标者都会在招标书中谎报实际成本。另一个办法是，国际奥委会将规定一个成本上限，任何招标者的预算都不得高于这个数字。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国际奥委会以最高成本预算接受了所有招标者，忽略了成本是选择举办城市的重要信息，而不同候选城市的成本低估程度也各不相同。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是，国际奥委会自己承担大部分主办费用，包括当地组委会运营预算、运动设备成本，以及大多数非运动基础设施成本。但这样会产生两方面影响。首先，国际奥委会财政将大幅缩水，因为这些费用（每届奥运约60亿美元）本应来自奥运会赞助和电视转播权，而这些收益是国际奥委会的主要收入来源。国际奥委会投票人会切身感受到举办一场奥运会实际成本到底有多少，也希望他们未来在投票时不要一味选择修建诸多“天方夜谭”的奥运工程，而要多加考虑这些工程的真实成本。作为融资者，国际奥委会投票人可以查看每一份招标书，并把每份招标书的规划结果与上届奥运会的赛后成本及其对国际奥委会财政的影响作对比。通常认为，对体育理事机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计能促进实施这一方案。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欧足联等一些国际组织的财力足以承办一场大型体育赛事。

其次，国际奥委会自筹资金也会防止产生赢家诅咒，因为国际奥委会应在无招标情况下对主办城市进行单方面选择。奥运会的成本与国际奥委会的收入大体一致，甚至还要更低，这样就致使国际奥委会降低对全新运动设施的要求。显然，这又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国际奥委会不可能放弃奥运会垄断权给它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且由于国际奥委会自筹资金压力巨大，候选城市更加不可能会抵制招标奥运举办权这一措施。

事实上，唯一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改变申奥方式，使之不再是一项拍卖性质的活动，从而避免赢家诅咒。洛杉矶奥运会就是这样取得举办权的，因此这届奥运会并未超支。希腊在竞选1996年百年奥运时，提倡将古代奥运历史遗迹作为新一届夏季奥运的特殊场地。这种做法将永远不会再出现成本超支状况，因为这样不需在体育设备和非体育基础设施方面大量投资，唯一的成本也就是对现有设备和基础设施进行维护翻新，使之更为现代化。但是，这一奥运候选者的做法损害了多方经济利益，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联合会，以及多国赞助商等。

赞助商和电视转播机构将奥运会战况传播到全球，这给国际奥委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从2010年到2012年，国际奥委会电视转播权收入已经高达39亿欧元。国际奥委会不希望改变这一点。奥林匹克国际体育联合会不太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国际奥委会重新对他们进行了奥运收入分配：2000年悉尼奥运会分配给他们1.4亿欧元，2004年雅典奥运会1.87亿欧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1.73亿欧元，2012年伦敦奥运会3.82亿欧元。跨国公司赞助奥运时，更喜欢在全球各大城市展示他们的品牌，而不是永远在同一地点做宣传。随着奥运会每四年变更一次举办地，更新一次基础设施，建筑、交通运输、酒店、餐饮和旅游等行业公司的收入也会比固定在同一地方的收入要多。

国际奥委会已经对两个奥运奖励程序修正案进行讨论，并将这一方案付诸实施了。但这两个方案也并未解决赢家诅咒问题。其一是主张在除非洲以外的欧洲（伦敦）、拉丁美洲（里约热内卢）和亚洲（东京）等大陆轮流挑选奥运主办城市。这一主张并没有消除赢家诅咒，也没有阻止来自同一大陆或不同大陆的候选城市过度竞价。另一主张是在两个国家各挑一个城市联合举办一届赛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由韩国和日本联合举办，2012年欧足联欧洲赛由波兰和乌克兰联合举办，2016年后欧足联欧洲赛将由多个国家联合举办。然而，这一主张并不能避免不同团体的联合候选者之间出现竞争，赢家诅咒也无法消除。

只要奥运会仍是一个类似拍卖性质的活动，候选城市就无法消除赢家诅咒的影响。通常，对主办城市管理者的建议是要控制成本超支状况，同时减轻赢家诅咒可能会产生的其他负面影响，例如，尽量避免对招标书持有过分乐观的态度；必须在整个工程周期内严格控制成本；主办城市必须承诺，赛事结束后分析赛后成本效益，以便与赛前的乐观预期进行比较；研究过程中，必须采用非常严格的计算和成本效益评估方法，以便将此次与以前举办相同体育赛事城市的成本和收益作对比。

一些国家已经开始采用非常正规且标准化的成本效益评估模式。MEETS就是一个正规的评估支出概况的模型，它可以对加拿大举办的不同活动的经济影响和成本进行可比性核算（2002）。在法国，大型体育赛事部级代表团会对在国内举办的所有大型体育赛事进行赛前和赛后经济及社会影响评估，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而且，也应对不同体育赛事以及同一赛事不同时期的成本和影响进行比较。评估结束后，如果候选国家或城市的预算超出合理预算过高，那么从经济角度来看，放弃申请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尽管这些更加严格的方法有助于管理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但它们却没有提供任何帮助来有效防范赢家诅咒。

候选城市会采取怎样的战略来对抗国际奥委会的垄断权力，或者如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赢家诅咒呢？想象一下，巴黎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正宣称要控制奥运会的规模和经济成本。因此，它的成本比所有其他候选人的都要低，城市决策者承诺要在不超支的情况下成功举办此次奥运会，而且利润要比投标书中宣布的高出30%。^[4]那么，巴黎会宣称自己是最佳候选者。但问题是，国际奥委会代表很可能会拒绝这样的候选者，因为他们喜欢更加“天方夜谭”的、更加昂贵的奥运工程。因此，巴黎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问题，即它要在承诺不超支的情况下提交一份最佳成本报价，同时还要承担巨大风险，因为它可能无法顺利通过国际奥委会的投票。而马德里在申办2020年夏季奥运时，由于它倡导“低成本，负责任，更合理”而惨遭失败，输给了成本报价更高的东京。

2015年6月^[5]巴黎决定申办2024年奥运会。在这之前，法国总统于2014年11月发表了一次电视演讲，支持申办奥运。2015年2月法国国际体育联合会（CFSI）发表一份支持性报告，多数投票人都赞成举办奥运会，并在2015年4月13日的巴黎市议会和2015年5月7日的法兰西岛区域议会上通过这一决议。巴黎是否能够把握机会，利用人们对索契奥运会高昂成本产生的不满情绪（2013年安德鲁预测），以及在最后期限前越来越多的候选者弃权，而成为“反赢家诅咒”的候选者？

2012年，罗马因经济困难放弃了2020年奥运会的申办资格。索契奥运会的成本造成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与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极其相似。只有阿拉木图和北京这两个申办城市最终赢得国际奥委会投票，有望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2013年，民众拒绝圣莫里茨（53%反对票）和德国加尔米施-帕滕基兴（52%到60%的城市居民投反对票）举办奥运会。2014年，斯德哥尔摩市政局决定放弃奥运申办权，克拉科夫也由于70%民众投反对票而放弃，利沃夫由于军事冲突而放弃，接着，在奥斯陆，尽管有55%的公民支持举办奥运，但由于挪威议会拒绝为申办提供财政支持，最终也选择了放弃。竞争城市数量急剧下降，最终只有两个亚洲申办城市留下，这让国际奥委会总部很是恼火。而波士顿也已经放弃了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2024年巴黎发布一项颇具创新性的竞标书，旨在避免由于拍卖形式的竞选而造成的成本超支状况，这一做法得到了经济学家的赞同，并给出以下建议：

（1）根据实际情况提交投标书，而不是故意低估成本，也不要高估正面溢出效应。法国国际体育联合会在2015年2月进行了一项预算统计，预计奥运总成本为62亿欧元，其中组织成本32亿欧元，体育设施花费17亿欧元，非体育基础设施13亿欧元。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相比，此次工程成本不高，但也并不低，它要比2000年悉尼奥运会更高一些。毫无疑问，如果这一竞标书得以通过，那么经济学家将会仔细检查最后两项数据（设备和基础设施成本），以确定赢家诅咒是否会出现。

（2）巴黎应该召开正式的高层政治领导人会议，甚至召开议会制定法案，以确保2024年奥运会不会出现成本超支现象，目前的成本上涨幅度为30%，即到2024年成本不可能会超过80亿欧元。这一承诺应该是巴黎作为奥运候选者所提出的最有说服力的宣传和广告标语，而且，以后可能会出现“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我们是最便宜的一届奥运会”这样的口号。

（3）巴黎的奥运管理者应该让国际奥委会知道，如果巴黎能获得2024年奥运会举办权，他们不会接受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任何关于体育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的新的要求，除非接受后，到2024年成本预算仍然不会超过80亿欧元。而且，为了填补成本超支和赤字，国际奥委会要求增加公共资金，巴黎奥运管理者应拒绝这一要求。如果国际奥委会并不同意这一协议，巴黎应该放弃此次申办权，因为它将不再是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最便宜的一届奥运。除非国际奥委会承诺为超出80亿欧元预算的部分提供资金支持。^[6]

最后一点建议是，巴黎市和巴黎大区奥委会应该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当地举办2024年奥运会。其一，可以通过问卷形式，就巴黎举办奥运会能带来怎样的经济价值这一问题进行调查（沃尔顿等，2008）。奥委会向当地居民代表发放调查问卷，询问他们是否愿意为在当地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交税。赛事对同意举办奥运会的居民具有使用价值，而对不同意举办奥运会但乐于为之交税的居民来说，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巴黎声望、自我感觉良好、民族自豪感等），举办奥运会都具有一种“非使用”价值。经济学家会发现，假设在巴黎市和巴黎大区，平均每个居民愿意为奥运贡献20欧元，^[7]那么，乘以当地人口总数（1000万），全体居民会为奥运会贡献2亿欧元。但应该明确的是，当地居民还没有准备好支付更多的税款，而且，也不应该为了防止出现成本超支或赤字现象而要求他们支付更多税款（2亿欧元只占上文所述的80亿欧元的2.5%）。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一种更加民主的调查方式就是组织公民投票。2015年4月6日，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在《巴黎人报》（Le Parisien）上宣布，她将于2016年组织一次关于巴黎申办2024年奥运会的投票活动。^[8]当然，她很乐于在官方宣布真正举办城市（2016年1月8日）之前甚至更早组织这场活动。这样可以提前了解巴黎市和巴黎大区居民是否支持举办2024年奥运会，还是他们会像圣莫里茨和慕尼黑的居民那样，拒绝在当地举办奥运会。如果居民不同意举办这场奥运，则意味着政府会面临居民的不满情绪与成本超支这两大难题，而且，居民的不满情绪甚至比成本超支情况更加严重。

【注释】

[1] 在1989年、1993年和2003年的三次申办失败之后，索契非常渴望竞选成功，因此高价竞标。

[2] 在索契2014年投标书中，2007年至2014年的年均通货膨胀率约为5.91%。但在房地产领域，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100%，每平方米的价格已经赶超莫斯科了。

[3] 有些估价高达550亿美元，即410亿欧元（穆勒，2015）。

[4] 实际价格可以超过30%通常是由于在备战奥运的七年间，主办城市当地通货膨胀，而且大型工程中经常会出现意外情况，因此可以有30%的超限额度。

[5] 2015年6月下旬，巴黎市长正式宣布巴黎将申办2024年奥运会；2015年9月15日，政府将巴黎的名字提交给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确认了这一点。

[6] CFSI报告显示，国际奥委会将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提供高达18亿欧元的资金，而且还有私人赞助14亿欧元，公共资金30亿欧元，也就是说，私人赞助（包括国际奥委会）占52%，公共赞助占48%。

[7] 2014年冬季奥运会前，俄罗斯国际奥林匹克大学的贝尔哈洛娃（Belkharoeva）在索契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居民中有94%愿意为在索契举办奥运纳税，他们中的64%愿意支付超过5000卢布（90欧元）。但是，奥委会要保证解决困扰居民多年的外界负面因素，如施工延迟、交通堵塞、城市混乱、噪音、污染及其他滋扰等。

[8] 2014年4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有61%的受访民众赞成在巴黎举办奥运会，有83%的受访企业赞成举办奥运。但这不能代表所有受访者的观点。因为当接受调查的当地居民意识到在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生活成本上涨时，他们的态度可能也会有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