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腐败揭秘：赛事管理与商业营销

阿尔努·海拉尔特

近年来，国际体育联合会（ISFS）爆发的道德丑闻数量惊人、形式多样，如贿赂、操纵选票、敲诈勒索、诈骗和洗钱等。对国际足联的腐败行为进行的起诉无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最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发布的两份报告显示国际田径联合会（IAAF）有严重的勒索、欺诈和贿赂行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委员会，2015、2016）。也许鲜为人知的是，包括国际排球联合会（FIVB）、国际举重联合会（IWF）和国际手球联合会（IHF）在内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国际体育联合会也已因某些腐败行为受到指控（霍伊，2005；阿尔，2013；哈特曼，2013）。随着对国际体育联合会腐败的指控越来越多，形势愈加严峻，各级公共机构呼吁世界体育理事机构对此加强道德治理。各国议会和政府、欧洲议会，以及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都要求对此进行整改（兰德尔和布雷迪，2011；英国议会，2011；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2012；欧洲议会，2013、2015）。然而，在整改之前，我们需要对国际体育联合会日益增多的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因素进行深入了解（哥特，2006）。腐败仅仅是少数的“坏苹果”现象吗？还是我们经常批判的个别人缺乏道德品质的现象？我们能否确定国际体育联合会腐败现象不断增加的具体原因？

本章探讨了可能导致国际体育联合会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因素。事实上，本章并不认为国际体育联合会有普遍的腐败倾向。然而，系统和组织因素都可以增加国际体育联合会腐败的概率，因为它们为国际体育联合会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提供了腐败的动力和机会：首先，体育商业化和体育政治工具化为腐败提供了动力；其次，腐败文化和不良治理为腐败创造了机会。为降低腐败风险，国际体育联合会需要加强治理，巩固组织结构，完善规则。但是，改善治理往往十分困难，需要有足够的外部压力才能进行改革。

国际赛事使有组织的运动从一项小范围的业余活动转变为一项复杂的跨国网络支配的全球现象。它不仅涉及私人利益，也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这致使国际体育联合会所承担的腐败风险日益严重。商业化和政治工具化相重叠的系统性趋势，使得群体贿赂和欺诈的动机更加广泛多样，而这两种做法使得国际体育联合会深受腐败威胁。本部分回顾了国际体育腐败治理的起源，探讨了体育商业化和体育政治工具化的发展趋势。

体育商业化

20世纪初，由于国际竞争加剧，第一批国际体育联合会需要将体育组织集中起来，施行统一规则，这样国际体育联合会才能够巩固其垄断地位，成为各自运动领域的全球监管机构。随之出现的治理体系被描述为一个“等级金字塔”，在这个金字塔上，就单项体育而言，国际体育联合会站在指挥系统的顶端，它指挥着全球各大陆、各国以及各个地方的俱乐部（海拉尔特，2016b）。现代奥运会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体系（夏普莱和库伯勒·马布特，2008,p.64）。由于公共参与者对干预体育领域的兴趣并不高，因此体育金字塔在本质上基本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公共部门长期以来一直把体育运动当作是一项文化活动，或是业余活动。体育的商业化价值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得以体现出来。^[1]

体育商业化起源于二战后，当时人们休闲时间变多，这不仅增加了人们参与（组织）体育运动的机会，还使得人们在体育上的消费日益增多（安德列夫，2008）。收音机和电视广播技术发展迅速，使体育运动得以走向全球，为人们远程观看体育赛事提供了途径。20世纪90年代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数字电视技术革新换代，欧洲公共广播垄断解体，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体育广播的需求（安德列夫和斯得哈尔，2000；安德列夫和布尔格，2006）。互联网的出现使即时传播（和消费）大型体育赛事成为可能（安德列夫，2008）。大型国际体育联合会从体育赛事的广播交易中获取巨额利润，也越来越意识到举办体育赛事的商业潜力。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已经采取了更有效的措施来推广自己举办的活动，并以巨额资金出售独家营销权（汤姆林森，2005；夏普莱和库伯勒·马布特，2008）。

体育运动不仅风靡全球，其经济效益也愈发重要，这使国际体育联合会经手的资金越来越多。这在两方面刺激了腐败的发生：第一，国际体育联合会拥有巨大的财富与权力，这诱惑着高级官员进行权钱交易（亨廷顿，2002；布劳格，2014）。第二，体育运动已不再是业余活动，它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职业化，其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管理好各自的运动领域，国际体育联合会代表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参与者，执行更多（或更多样）的任务（格拉特，2016a）。简而言之，为了应对日益繁杂的任务，国际体育联合会颁布的规则和决定呈指数增长，这也使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许多参与者会主动贿赂高层官员，试图左右国际体育联合会制定的规则和做出的决定（坦齐，1998,p.563）。此外，国际体育联合会实施的任何规定都会伤害到一些群体的利益，因此这一群体有可能会采取贿赂手段（麦克米伦，1961,p.196；格拉特，2016a）。

体育的政治工具化

除了体育的商业化之外，体育的政治工具化也刺激着腐败的发生。本质上来说，现代体育结构植根于结社自由这一概念（西曼斯基，2006）。因此体育应当保持自治，不受监管和公众干预，这一理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也是体育界所珍视的原则。国际体育联合会尤为看重这一原则，努力保持（国际）体育管理的私密性（格拉特、麦康尼和查普乐，2015）。杰克逊和黑格把体育界关于体育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总结为“一种天真的道德和哲学观点规定，体育不能也不应该与政治有关”（杰克逊和黑格，2008,p.34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体育界从来没有明确定义过体育自治，也从没证明过体育自治的合理性。在国际奥委会代表奥林匹克和体育运动向欧盟提交的一份文件中，它将自治定义为“保持体育的价值观及现有体制”。关于合理性，文件中提到了体育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体育利用自治自我管理，这两点是它可信性和合理性的缘由（国际奥委会，2008,p.1）。这个奇怪的循环论证表明，体育界认识到，严格定义体育自治和严格探讨自治合理性将使其概念变得清晰，从而使得该概念不能像之前那样滥用。因此，自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常常用作证明自我管理合理性的借口。

然而，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考虑到许多国际体育联合会成员迫于（非正式的）政治压力做出决定时，他们所宣称的自治听起来就非常空洞了。杰克逊和黑格认为：“在世界联系愈加紧密的背景下，毫无疑问，全球格局、商品和现代体育的文化现象影响着政治和外交政策，同时也反过来受到这两者的影响。”（杰克逊和黑格，2008:349）这一共生关系在近几年变得尤为明显，因为各国都开始将体育视为一种政治资源。国家将体育作为提升国际声望的手段，以此增强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影响力。体育在如下两方面可以增强国家的国际声望：第一，许多（大的）国家在体育上花费巨资，谋求在国际体育赛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更多奖牌。如果一个国家在奖牌榜上名列前茅，或其运动员发挥出色，这就会增加其国际声望。第二，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奈伊，2008；科内利森，2010；布兰纳甘和古力娜提，2014；佩尔森和彼得松，2014）。这在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政治和政策方面尤其明显，而阿塞拜疆和卡塔尔则倾向于将大型体育赛事视为“民族融合和有影响力的象征”。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体育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这使国际体育运动的道德品质遭到侵蚀。首先，国家领导人对国际体育联合会施加压力，让其对性能增强药物的使用和违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国家间激烈争夺国际体育赛事奖牌，这使运动员、教练、俱乐部和联合会都倍感压力。这可能会刺激药物滥用，使服用药物成为惯例甚至使国家支持药物服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最近发表的两份报告证实这些行为依然存在，并详细描述了俄罗斯运动员长期服用性能增强药物的行为。许多国家都不愿意曝光这些行为，因为这种有组织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会有损国家形象，从而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第二，试图得到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权的国家可能会涉嫌贿赂行为。因为这个国家不能确定其他国家会不会用不道德行为（如贿选）来增加申办的胜算。一旦有国家贿选，就会促使竞争对手采取相同行为，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输掉赛事申办权（坦齐，1998,p.563）。

上文概述了一些整体趋势，这些趋势使更多的群体倾向于采取贿赂行为。虽然这些趋势增加了腐败风险，但他们并不会必然导致国际体育联合会的腐败。本节探讨了导致国际体育联合会卷入腐败的组织因素。只要有一点机会，腐败就会滋生。组织性腐败是通过不同的认识论来实现的，因此本文通过两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导致腐败的组织性因素：一是文化视角，二是结构视角（格拉特，2017）。第一个视角是假设行动的概念基础，侧重于文化因素；第二个视角强调结构性因素，并认为这是腐败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腐败文化

文化与腐败紧密相连，腐败的内在动力可由文化决定（巴尔和塞拉，2010）。人们通过社会化这一交流过程形成社会准则，社会准则的内化使人们倾向于以某种方式行事。在一种文化中，当社会准则内化之后，人们会共同遵守准则，行为偏离者会被社会排斥并产生羞耻感和内疚感（埃尔斯特，1989；巴尔和塞拉，2010,p.862）。在腐败的文化中，反腐败准则并没有在人们心中内化；内在动力对他们决定参与或拒绝腐败的影响十分微弱。比如说，在某些文化中，向官员行贿是很正常的。腐败文化不仅存在于国家之中，也存在于组织之中。经过一天天的社会化，员工的价值观会和组织文化趋同（德巴克、海姆和德兰，2015）。一个组织内的文化甚至可以改变员工的性格（勒琼和沃什，2008）。此外，员工一般会根据组织内部的准则行事。

由于反腐败准则存在感微弱，所以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田径联合会、国际排球联合会、国际手球联合会和国际举重联合会等组织的内部员工对其组织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熟视无睹。在腐败文化中，人们并不认为腐败不合法或不道德。由于反腐败准则没有内化，腐败行为并不会遭到社会排斥，也不会让人产生羞耻感和内疚感。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中，人们可以随意地做不道德的行为。而且，这类文化相当持久，因为人们心中准则的改变非常缓慢（桑德茨和泰格帕拉，2005），并且腐败组织也会吸引更多腐败分子，从而使其内部环境更加腐败。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国际体育联合会的腐败？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许多社会和组织因素形成了参与腐败的内在动力。至于国际体育联合会，其原因显而易见（格拉特，2017）。最重要的是，腐败行为长期不受惩罚，这会使腐败文化不断滋长（路易斯和斯图尔特，2014）。瑞士当局对腐败的国际体育联合会管理松懈，制造了滋生腐败行为的温床，直到最近，瑞士当局的管理才变得严格起来。此外，国际体育联合会没有有效的内部问责制度，结构因素是腐败问题的核心。

劣治

我们将以结构视角看待组织腐败。如果人们认为腐败行为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惩罚或只是轻微地惩罚，那么他们就会更倾向于参与腐败行为。从结构腐败的视角来看，组织的内部规则和结构影响着对官员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惩罚的真实性。如果这些规则和体系只是摆设，那么人们就会有大量的机会进行腐败活动。“良治”这一术语通常指的是，有一个原则作为基准来评估不同组织的内部规则和体系（伍兹，1999）。因此，一个组织如果缺乏强健的内部体系就很有可能导致“劣治”，而国际体育联合会现在就处于劣治之中。(www.xing528.com)

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问责，国际体育联合会对自己的活动拥有巨大的自主决定权（格拉特，2016a、2016b）。由于国际体育联合会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因此它们可以选择监管薄弱的地方作为其进行国际活动的基地。通过选择一个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作为总部驻地，许多国际体育联合会得以逃脱严格的监管。例如，《瑞士民法典》（the Swiss Civil Code）对联合会只有最基础的一些规定，整个瑞士法律框架给予联合会很大的财政自由和组织自由，对腐败的检举十分有限。此外，国际体育联合会总部所在国之外的法律和政策都无法管束它，缺乏外部约束使国际体育联合会产生了严重的“管理赤字”。

在体育还是一项业余运动时，很多国际体育联合会就已经成立了。因此它们这种基于业余运动的原始架构已经跟不上体育快速商业化和职业化的步伐了。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被普遍接受的、同质的、可操作的良治原则是国际体育联合会未能建立牢固的组织架构的原因。最近几年，这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查普乐和麦康尼（2013）以及国际体育组织良治行动（AGGIS）团队（AGGIS group,2013）所做的工作。查普乐和麦康尼提出了“国际体育良治基本指标”（BIBGIS），这些基本指标分为七个层面：组织透明度、报告透明度、利益相关方的代表性、民主程序、监管机制、体育廉正和团结。AGGIS团队从透明度、民主程序、制衡和团结这四个方面确定了44个良治因素。

格拉特进一步将AGGIS总结的因素细化为36个治理因素，并通过评分系统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2015）。格拉特用这些指标研究了35个奥林匹克国际体育联合会的管理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其中的大多数联合会都存在“管理赤字”。这其中与腐败紧密相关的“赤字”涉及透明度、民主与制衡。当这些“赤字”出现时，腐败就不太可能被发现、被惩罚。

首先，透明度的定义为：传递信息的开放性（鲍尔，2009:297）。透明度让外部行为者可以监督组织运转，从而减少腐败的发生（凯威特和麦库宾斯，1991）。在测量国际体育联合会的透明度时，格拉特发现大多数联合会都不向公众报告其内部活动（2015）。最引人注目的是，只有8家联合会公布其议程和会议记录，4家联合会公布主管部门的决定，6家联合会发布全面的年度活动报告，没有一家联合会公布其高级官员的薪酬，23家联合会不在其官网上向外界发布金融审计报告。

其次，民主程序与民主行为固有的规则和准则密切相关。民主程序通过让受政策影响的群体参与政策的制定，增加了利益相关方对组织的监督，从而加强了对其的问责（卡尔弗特、麦库宾斯和温格斯坦，1989；费伦，1999；克利金和科彭扬，2004）。格拉特称，大部分国际体育联合会都没有严格实施民主程序（2015）。总的来说，运动员不能充分享有其代表权，只有8个联合会允许运动员选举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此外，大约一半的联合会每隔数年才举办一次全体大会，重大赛事举办权的分配不是按照透明度和客观的可重复过程进行的，这导致该领域极易发生腐败。而且31个联合会（占联合会总数的绝大部分）不根据专业和诚信标准筛选候选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联合会都缺乏足够的任期限制，只有11个联合会有某种形式的限制，这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和滥用。

最后，制衡和互相监督确保了没有一个高官或部门拥有绝对的决定权（波文斯，2007）。这种制衡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可以监督决策者行为的机构（凯威特和麦库宾斯，1991,p.33-34）。机构制衡（内部和外部），如审计委员会和道德委员会等通常可以防止贪污、内幕交易、腐败、权力滥用和权力集中。格拉特称，在国际体育联合会的治理领域中，制衡领域问题最为突出（2015）。内部审计质量、道德规范的存在和质量以及利益管理和执行原则的冲突，这三者之间的差距备受瞩目。只有6个联合会设有内部审计委员会，其职责明确，有权监督内部审计并评估内部监督体系的质量，7个联合会没有在其管理文件或官网上提及任何道德准则，只有6个联合会有明确的利益冲突规则，只有5个联合会的道德委员会独立于理事机构，并有权主动提起诉讼。

为了说明上述因素是如何导致腐败的，本节将对国际体育联合会遭受的最严重腐败指控进行讨论，着重介绍国际足联的多起贿赂和欺诈事件，探讨针对国际田联和一些小型国际体育联合会的腐败指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足联深陷贿赂、操纵选举、敲诈勒索、电信诈骗和洗钱等丑闻之中。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国际足联在极其商业化和政治化的环境中运作，所以极易发生腐败。在世界范围内，足球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商业产品，足球世界杯有着最广大的收视群体。因为电视转播权和与赛事相关的营销权成为国际足联的主要收入来源（汤姆林森，2014），世界杯因此被称为国际足联的摇钱树。通过出售2014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媒体权，国际足联总营收达21560亿欧元，其中出售营销权就获得了14030亿欧元（国际足联，2014）。国际足联目前与可口可乐、维萨、阿迪达斯和百威等非常成功的大型跨国公司有着互相依赖的合作关系（萨格登，2002；汤姆林森，2005）。尽管它是正式的非营利组织，但其2014年的财政储备高达13.52亿欧元（国际足联，2014）。因此，国际足联成了财富和权力的巨大源泉。难怪其最高级别官员有着权钱交易的冲动。从1974年到1998年，国际足联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把国际足联的会员国扩大到了大部分贫困的国家。他随后以财政支持和赞助作为奖励来控制这些国家（萨格登和汤姆林森，1998,p.144-151）。作为阿维兰热的门徒和继任者，布拉特继续执行这个成功的战略（汤姆林森，2014）。根据马克·匹茨的说法，阿维兰热和布拉特利用他们与国家联合会的关系建立了一种“赞助制度”，在这一制度中“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得到私人利益，或者为他们的国家协会、联合会或者当地的基础设施筹集资金来报答支持他们的恩人”（匹茨，2014,p.8）。而这种做法往往发生在与腐败相关的灰色领域里，所谓的ISL事件揭示了国际足联高级官员是如何以出卖独家营销合同得到约1亿美元私人报酬的（詹宁斯，2006）。然而直到美国当局介入，世界才了解到国际足联内部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2015年5月，美国当局以敲诈勒索、电信诈骗和洗钱罪名起诉14名官员。应美国司法部的请求，瑞士当局逮捕了国际足联七名现任官员（包括一名国际足联副主席），他们涉嫌收受2亿美元贿赂，帮助行贿人获得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南美和北美的媒体权和营销权。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说法，国际足联官员制订了一个“24年计划”，通过国际足球腐败谋取私利（司法部，2015）。

除了巨大的商业化之外，足球界中体育与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也非常明显。近年来，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的竞争愈发激烈，许多国家正在寻求国际认可，以帮助他们赢得世界杯赛事举办权（科内利森，2010:3013）。国家联合会是正式的申办候选人，但事实上各国政府也参加了申办，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准备申办（沃尔特斯，2011）。世界杯的申办总是饱受争议。2018年（卡塔尔）和2022年（俄罗斯）世界杯的申办过程正面临严重的腐败指控。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称，国际足联官员收受的贿赂达到数百万美元（卡尔弗特和布莱克，2014）。在撰写本文时，美国和瑞士当局正在对世界杯申办过程进行单独刑事调查（吉布森，2015）。而另外一些国家为了确保世界杯的主办权，通常对这些贿赂行为忍气吞声（魏因赖希，2014）。有几个国家被指控花钱雇佣与国际足联关系密切的游说团队，来帮助他们获得选票。据说，英国2018年世界杯申办团队向一些国际足联官员赠送了奢华精美的手表，总价达3万美元（布朗，2014）。

国际足联的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该组织似乎天生就有腐败倾向。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腐败文化和组织结构问题毫无疑问地为这些投机行为提供了土壤。首先，安德鲁·詹宁斯等调查记者大量记录了国际足联的腐败文化（詹宁斯，2006）。在国际足联，腐败行为普遍存在，所以没人认为腐败是不道德的。被指控有不道德行为的前足联高级官员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羞耻和内疚（汤姆林森、塞尔和谢高德，2015）。虽然国际足联遭到了一系列腐败指控，但内部人士注意到，该组织似乎并没有改革的迫切感（匹茨，2014,p.14）。其次，国际足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透明度、民主和制衡方面出现了严重的“治理赤字”。例如，不久之前国际足联还没有道德委员会和健全的道德准则。因此，收受贿赂很少受到惩罚，即使贿赂行为被发现，也只会受到轻微处罚。此外，国际足联没有任期限制的规定，这增加了权力集中的风险。2002年，国际足联前秘书长米歇尔·泽恩·鲁菲南抨击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布拉特违背了规定，他接管国际足联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之后，与少数亲信一起操纵了整个国际足联，并通过物质财富和行政权力为第三方和他自己牟利。今天的国际足联就像一个专制政体。”（汤姆林森和鲁菲南，2014,p.133）虽然最近的治理改革有了积极成果，例如，国际足联现在似乎有一个强大的道德委员会。但是，该组织仍然缺乏健全、民主、透明的决策机制（匹茨，2014）。例如，国际足联仍然缺乏先进的（财务）监管机制，世界杯举办权的申办并没有遵循透明、客观、可重现的程序（按照这一程序，申办档案可以被独立审查，并根据预先制定的标准进行打分）（格拉特，2015）。缺乏这一程序使得该组织特别容易因为政治压力而陷入腐败。

毫无疑问，国际足联的丑闻在国际体育联合会腐败中最为显眼。然而，2015年11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际田联的一些高级官员收受贿赂，帮助相关方掩盖其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委员会，2015）。2016年1月发布的第二份报告详细叙述了这些做法（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委员会，2016）。它描述了一个由国际田联前主席拉明·迪亚克（Lamine Diack）领导和制造的“强大流氓团体”的腐败文化。该团体在国际田联的支持下运作，由迪亚克的家人和亲信组成（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委员会，2016,p.8）。报告概述了迪亚克和国际田联的其他高级官员如何故意拖延有嫌疑的俄罗斯运动员的案件调查，让“肮脏的运动员上场比赛并改变比赛成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委员会，2015,p.10）。报告又详述了迪亚克和俄罗斯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据报道，当九名俄罗斯运动员涉嫌服用兴奋剂的证据曝光后，迪亚克向国际田联的一名律师表示，“他的处境很艰难，只能依靠俄罗斯总统与他的友谊来解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委员会，2015,p.20）。据报道，国际田联高级官员深知其内部的腐败：“当选官员不可能不了解俄罗斯田径运动的情况。既然对这一情况如此了解，那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很显然，国际田联并不想得罪俄罗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独立委员会，2016,p.46）。

全球的新闻媒体都报道了国际田联和国际足联的腐败丑闻。然而，针对小型国际体育联合会的腐败指控却鲜为人知。调查记者和举报人揭露了一些国际体育联合会的不道德行为。其中有三条尤其值得注意：第一，墨西哥人鲁本·阿科斯塔（Ruben Acosta）在担任国际排球联合会（FIVB）主席的24年间获得了3300万美元的个人佣金。他能得到这笔佣金，归功于一项规定，即国际排联签署的每份合同，他都有权获得10%的合同金额作为奖金（霍伊，2005）。第二，国际举重联合会（IWF）主席塔马斯·阿赞（Tamas Aján）未能解释两个瑞士银行账户中约500万美元的国际奥委会津贴消失的原因。据报道，从1992年到2008年，塔马斯·阿赞把国际奥委会对国际举联的所有拨款都转移到了自己的两个银行账户中（哈特曼，2013）。第三，据称国际手球联合会（IHF）主席哈桑·穆斯塔法（Hassan Moustafa）与一家德国体育营销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60万欧元的合同，该公司随后获得了国际手球联合会比赛的转播权。据说穆斯塔法从未出示过收据，却已经收到超过30万欧元的旅费报销。关于这一指控，他声称自己不知道有这一要求。最后，他为自己和国际手球联合会的执行董事会成员提高了薪水，使他们年收入总和达到约180万欧元，这比国际手球联合会的全部发展援助还要高（阿尔，2009、2010、2013）。

本章分析了增加国际体育联合会腐败可能性的某些具体因素。无论是体育的商业化还是体育的政治工具化，都使更多的组织倾向于从事贿赂和欺诈行为。因此，那些在高度商业化和政治化背景下运作的联合会，或者是那些有更多来自腐败国家董事会成员的联合会更容易出现腐败行为。然而，这些因素并不会自动让国际体育联合会陷入腐败。文化因素和结构组织因素为国际体育联合会的腐败现象提供了土壤。因此，具有腐败文化和不良治理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更容易发生腐败。

各级公共机构开始呼吁对世界体育理事机构进行更多的道德治理，但问题是如何实现变革。体育的政治工具化和体育的商业化已成体系，且根深蒂固。因此缓和这些趋势是不可能的。尽可能减少个人欺诈或贿赂将是国际体育联合会根除腐败的最有效手段。由于人们内心的准则和信念往往十分牢固，所以腐败文化难以消除。因此，建立更加牢固的治理结构成为重点，这其中制定以透明度、民主和制衡优先的政策又是重中之重。这种结构性的改善不仅会降低腐败的可能性，还会防止腐败文化的出现。人们普遍认为结构改进可以有效削弱腐败文化，例如设置任期限制和诚信检查，或将女性纳入决策机构等。

国际体育联合会通常并不会有改革的紧迫感。在一些国际体育联合会内部，腐败文化和缺乏良治使他们不愿对治理失败进行深入反思。很显然，只有当利益相关方一同施加压力、寻求良治时，这些国际体育联合会才会进行重大改革。

【注释】

[1] 在北美，体育很早就被视为一种商业活动。因此，职业体育比赛在封闭的联赛中进行组织，这些联赛无论在范围上还是意义上都是相当具有国家性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对其运转影响微乎其微（范·博滕伯格，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