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职业体育：利润、锦标赛和预算约束

克劳斯·尼尔森

拉斯穆斯·K.斯托姆

职业团队运动企业不同于普通企业。它的产品竞争环境和性质十分奇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该行业中，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经济参与者。尼尔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在垄断机构组织的封闭联赛中，北美职业体育运动之所以很特殊，是因为体育竞赛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1964）。然而，北美团队运动企业的特点就在于其动机和潜在目标与普通企业不同。但团体运动专营权的所有者就像其他企业的所有者一样也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欧洲，以普通企业的标准来衡量职业团队运动企业，它同样会显得十分特殊。然而，在竞争和管理方面，它与北美的团队运动企业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与北美相比，至少欧洲背景更为特殊，因为利润最大化似乎并不是企业行为的最终目标。相反，“胜利最大化”才是欧洲职业体育团队做出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对于所有团队运动俱乐部来说，无论赞助商是一个非营利的志愿组织还是一个营利性的企业，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取得最佳成绩才是他们最大的动力。欧洲专业体育俱乐部往往在盈亏平衡的情况下获得最大胜利。只要成本不超过收入，俱乐部就会为了在各自的联赛中取得最好的成绩而倾其所能。

有很多实例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欧洲的体育俱乐部似乎没有营利的欲望，不曾赚取利润，更不用说利润最大化，他们一向只为赢得比赛而努力。然而，俱乐部真的会在盈亏平衡或零赤字约束下实现胜利最大化吗？通常来说，并非如此。许多职业团队运动俱乐部为了追求体育上的成功，从不会考虑预算约束。他们的账目往往是赤字状态，而且债务不断增加。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俱乐部的存活率依然很高。他们遇到经济困难时，绝大多数情况需要有钱人（“甜爹”——施恩或送贵重礼品以博取年轻女人欢心的老色迷）、政府或其私人债权人救助。

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俱乐部可能会调整处事方式。但他们的表现似乎在告诉外界：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收支平衡，经济损失也不会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换句话说，在软预算约束下，超出收入的支出可以以各种方式来弥补，因此他们关心的不是能否盈利，而是在软预算约束下，能否实现体育成功最大化。

软预算约束现象存在于各级职业团队运动中。但矛盾的是，当俱乐部资金充裕时，这种现象更为常见。通常俱乐部收入越高，赤字越高，这在欧洲顶级专业足球中愈加明显，最富有的联赛，累计亏损也最大。虽然本章以足球为例进行分析，但欧洲其他职业团队运动也存在软预算约束现象，例如，篮球、冰球、手球、橄榄球等。

为什么在职业团队运动企业通常存在软预算约束？为什么在不同背景下，“软度”也有所不同？如何解释软预算约束现象？为什么总有“救助者”帮助亏损的体育俱乐部解决财务危机？这种现象有多普遍？

本章将回答这些问题，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概述盛行的胜利最大化理论的背景。第二部分提供证据，证明在盈亏平衡约束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并不是胜利优化。第三部分是对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总体介绍，最后讨论了欧洲职业团体运动在制度方面做的准备，以及它们的社会依附和情感依附。最后一部分通过举例，说明“软”的六种不同表现形式，并研究了两个案例进行总结。

营利性企业通常不仅为了生存而努力，还要尽可能谋取更多利益。如果企业没有利润或利润下降，那么投资者可能撤资，重新选择投资对象。这意味着，为了生存，公司必须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在经济理论中，通常会假设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实际上，企业并不总是遵循这种行为规则。他们可能会优先考虑市场份额的增长，或者采取“满意策略”而不是优化策略（西蒙，1979），也就是说他们不追求最完美的，而是想要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他们可能是非营利性社会企业，主要追求社会目标并将盈余投入到企业本身。它们也可能旨在实现共同价值，即在不考虑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情况下，既实现利润最大化，又创造社会价值（波特和克雷默，2011）。

越来越多的欧洲职业团队运动俱乐部成为其所有人注资的商业企业，也可能成为新上市公司，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俱乐部的运作方式。他们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实现了商业化（霍恩，2006；斯托姆，2010）。收入最大化已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即赞助、媒体权利、商品、豪华座椅套件、品牌推广和多元化服务等。随着专业管理和劳动力市场兴起，公司治理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此外，人们已经开始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对商业化俱乐部的管理问题进行探讨。但是，俱乐部的利润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当他们的收入增加时，支出也相应增加，几乎不会有盈余。如果职业团队体育俱乐部所有人为俱乐部注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他们投资这样一个没有前途的企业的行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这些现象令体育经济学家感到十分困惑。一些人主张直接应用主流经济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俱乐部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多布森和戈达德，2001；桑迪、斯隆和罗森塔尔，2004）。然而，其他人则认为，“俱乐部所有者同样可能成为实现胜利最大化的运动员”（布鲁明，2007:353）。大家似乎都已经认识到，俱乐部会根据胜利最大化原则采取行动（加西亚·巴里奥和西曼斯基，2009）。假设俱乐部所有者忽视资本回报，而是优先考虑如何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成功，那么零利润也无关痛痒。但是，假设俱乐部所有者不想失去投资资本，那么所有者就会在零赤字约束下实现胜利最大化。

但是，福特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欧洲专业足球俱乐部实际上是利润最大化者（2000）。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欧洲专业运动团队一直在追求胜利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加西亚·巴里奥和西曼斯基，2009）。

与北美主要联赛进行比较，欧洲联赛的特点才会更加突出（安德列夫，2011）。北美联赛是封闭的，没有降级和晋级，而欧洲联赛是开放的。北美联赛具有地方垄断性，加入条件苛刻。他们限制球员的流动性，并且采取措施来平衡各个俱乐部的竞争力，比如反序排练。还通过合并联赛电视转播权来重新分配收入。这些联赛就如同不受美国反托拉斯法规约束的卡特尔集团。这些条件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欧洲开放性的联赛竞争结构为胜利最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差异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北美的主要联赛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市场活动，而欧洲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欧洲职业团队运动起源于民间的自愿组织，这对联赛结构一直有影响。当代结构逐渐兴起，也在发挥作用，但总体竞争结构仍受到旧结构的严重影响，欧洲的主要联赛仍然或多或少地与后继的民间团体组织有联系。

可以说，胜利最大化的假设对于了解职业团队运动企业，解释欧洲俱乐部所有者的行为很有价值，这也解释了收入增加，成本也随之增加的原因。正如托特纳姆热刺足球俱乐部的前任所有者艾伦·苏格（Alan Sugar）在评论英超联赛新版电视版权交易时所说的那样：“这就像西梅汁。它会从这端进，从那端出。”^[2]

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没有任何盈亏平衡限制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胜利优化。可以从欧洲专业体育俱乐部的持续亏损中看出，在追求体育成功的过程中，所有者往往可以接受赤字所导致的负债增加和资本亏损的现象。

欧足联的俱乐部许可基准测试报告显示，超过50%的欧洲高级俱乐部存在经营亏损现象（欧足联，2010）。而其中28%的俱乐部，单单工资这一项就占收入的120%以上。

欧洲各大联赛的情况更糟糕。英超联赛是欧洲最富有和最受欢迎的联赛。1992年有先见之明的甲级俱乐部单方面决定离开足球联赛之后，俱乐部的收入增长速度迅速至极。1992年到2007年间，英超通过利润丰厚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增长超过了900%。尽管如此，英超也没有盈利（哈米尔和沃尔斯特，2010）。增加的收入多用于支付球员的薪水或转会费用，所以没有剩余。事实上，在此期间英超不止一年为英超俱乐部创造税前总利润（哈米尔和沃尔斯特，2010）。

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趋势，例如，意大利（莫罗，2006；西曼斯基和津巴利斯特，2006）。所有意甲俱乐部的经营亏损都持续增加。从1996-1997年赛季到2006-2007年赛季，除转会赤字，意大利甲级俱乐部累计亏损就达14亿欧元（哈米尔等，2010）。从1996年到2002年，排名前六的俱乐部球员薪水支出增长了700%以上（巴龙切利和拉戈，2006）。

西班牙足球俱乐部也一直存在赤字（加西亚和罗德里格斯，2003；波斯卡等，2008）。西甲联赛经历了与英超类似的快速增长。但是，俱乐部在球员工资和转会上的支出更多，以致债务总额不断增加。尽管收入快速增长，西班牙几家俱乐部仍因超支面临倒闭。从负债、再融资能力，以及与营业收入有关的球员支出等方面来考虑，如今一半甲级俱乐部和乙级俱乐部都举步维艰（巴拉哈斯和罗德里格斯，2010）。例如，2008年，两大顶级联赛的总亏损高达280万欧元（安德列夫，2007）：90%的俱乐部存在累计亏损，九家俱乐部在技术上处于破产状态。甲级俱乐部中总薪酬占收入的99%，在乙级中占98%（巴拉哈斯和罗德里格斯，2010）。这种情况并不稀奇。在西班牙，累计经营额一直是负数，一半以上的俱乐部每年都出现赤字（巴斯克特等，2008）。

虽然法国足球也饱受经营亏损困扰，但亏损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安德列夫，2007）。在1997-2007年期间，法国顶级联赛的总亏损为2.98亿欧元。

但德国是一个例外。德甲显然是欧洲主要足球联赛中盈利最多的。与其他主要联赛相比，德甲球员的收入占联赛总收入的比例要低得多（德勤，2011）。毫无疑问，这与德国足球领域的特殊所有制结构有关。除了少数几家俱乐部（乌尔夫斯堡、勒沃库森和霍芬海姆）由公司所有，其他德国顶级俱乐部51%的股份由其成员所有。

从欧洲足球的历史来看，尽管存在上述经济困难，其俱乐部生存率依然非常高。西曼斯基将它与一般的商业公司进行比较（2009）。尽管英格兰足球俱乐部长期存在赤字，自1985年以来，也只发生了三起一级破产案件（比奇等，2008）。1923年，88支足球队组成足球联盟，分为四个级别：其中97%的球队存活至2007-2008赛季，54%的球队保持1923年时的级别（库珀和西曼斯基，2009）。相比之下，1912年排名英国前100的公司中，只有20家在1995年仍然榜上有名（西曼斯基，2009）。

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存活率也非常高。1929年意大利顶级联赛成立时，拥有60家俱乐部，其中58家存活到了2010年。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有36支球队处于意大利甲级联赛或意大利乙级联赛这两个顶尖等级，现在这其中的20支球队仍然保持在这一级别上。近年来，一些意大利顶级俱乐部由于财务危机而被降级。然而，这些俱乐部在重组后几乎全部重回顶级联赛。

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存活率也很高，只是略低于英格兰和意大利。1929年，西班牙甲级联赛或乙级联赛有20支球队，现在20支球队中仍然有13支（65%）继续活跃于西甲或西乙联赛中，这说明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存活率很高。

欧洲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多债台高筑，入不敷出，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生存率呢？正如斯托姆和尼尔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通过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方法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吊诡之事（2012）。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说明这一观点。首先，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观点；其次，我们阐释了软预算约束风靡的原因；最后，我们探讨了欧洲职业体育俱乐部出现软预算的背景。

什么是软预算约束？这个概念最初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主要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物资短缺和效率低下的现象，尤其是研究这一经济体系改革失败的原因（科尔奈，1980；科尔奈、马斯金和罗兰，2003）。后来，科尔奈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后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型（科尔奈，2001）。这一方法中的许多概念也被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许多现象（科尔奈、马斯金和罗兰，2003）。软预算约束现象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企业即使在经营中反复出现赤字也能生存。因为环境经济行为者或多或少地帮助他们摆脱了困境。

然而，救助本身并不会导致软预算综合征。单独来看，帮助一个企业免于倒闭是明智之举。但如果企业在经营时就期待财政救助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企业指望一遇到财务困难就可以依靠外部的财政支持，那软预算约束就会变成一个“病症”。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再愿意去赚取利润，甚至保持收支平衡。他们不再重视效率，而是囤积稀缺资源，因为积累这些资源实际上是无成本的。它们将重心放在讨好财政支持组织上，而不是妥善管理公司资源。在典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会对财政救助产生依赖，它们认为即便经营出了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也会有财政资金买单。这一制度严重打击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使其无心提高管理效率和开发创新产品。

科尔奈认为，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反，资本主义经济总体上受硬预算约束支配，因为在自由市场环境下经营的企业一般不能依靠外部支持者的援助来维持生存。相反，如果他们不能高效运营，或在赤字情况下不遏制开支，他们将面临破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企业只有认真把握销售与成本的关系，高度重视效率，才能长期生存。

在理想情况下，硬预算约束保证了低效率组织的创造性破坏，高水平的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

科尔奈概述了评估企业是面临硬预算还是软预算约束的五个主要标准（1980；科尔奈等，2003）。当满足以下条件时，企业面临硬预算约束：（1）企业是投入和产出的价格接受者；（2）企业无法影响税收规定，政府不按照税收数量或征收日期给予免税；（3）公司无法得到国家或其他组织的免费补助金，来支付当期费用或加大投融资；（4）无法从其他公司或银行获得贷款（所有交易均以现金形式进行）；（5）没有外部的金融投资，即企业只能利用净利润进行投资。

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那么这家公司就受到硬预算约束。但是，这种极端的情况只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一般而言，（4）和（5）在金融体系发达的货币经济体中并不适用。此外，（1）是假设不存在有能力影响市场价格的企业。但第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很多例外。在实践中，人们一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效率驱动的预算硬度与（2）和（3）相关。一般来说，小企业无法决定自己的纳税额，也无法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中强大的国有企业谈判，来获得国家补贴。矛盾的是，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中有一个比较极端但很理想的硬预算约束案例，即家庭行业，除了没有消费信贷，在其他四个标准下都符合硬预算约束。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企业也面临着上述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这表明软预算约束综合征不只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军队、公共交通、医院，以及银行部门等大型（通常是公共的）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预算软化。一般来说，如果利益相关方认为一个组织“太大而不能倒下”，那么在该组织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有强烈的动机来保护它。一旦变成这种情况，该组织就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救助。

欧洲俱乐部在盈亏平衡约束下追求赢球最大化，虽然它们一直存在财务问题，但是有利的社会环境有效地提高了它们的存活率（斯托姆和尼尔森，2012、2015）。俱乐部破产情况很少发生，而且似乎也只发生在乙级或更低级别的俱乐部身上。通常情况下，国家和私人救助者会援助它们，债权人也会接受它们的债务拖欠甚至允许其不进行偿还。

使用科尔奈（1986）的框架，我们将软性区分为六种。软定价（S1）、软税收（S2）、软补贴（S3）、软贷款（S4）和软投资（S5）代表了科尔奈五个硬度条件的软化。我们增加了另一个类别：软核算（S6）。在下面的段落中，我们将列举一系列的例子来说明欧洲职业足球不同类型的软性。

软定价（S1）的出现情况：公共体育场和/或训练设施以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给足球俱乐部，以及市政府或市议会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体育场的冠名权（见下面的案例研究11.2）。这种情况已经在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丹麦的许多国家出现。

软税收（S2）采取免税、不缴税、非强制执行税收债务或特赦税收债务等形式。在西班牙（巴拉哈斯和罗德里格斯，2010）和意大利（福特，2006）都有许多软税收的例子。例如，2005年，拉齐奥俱乐部濒临破产，政府采取重大救援行动放宽其纳税期限，该俱乐部才得以幸存下来。为了防止俱乐部倒闭，拉齐奥俱乐部与意大利税务行业达成协议（福特，2006；斯托姆和尼尔森，2012），它将分23年还清1.4亿欧元的税款。

软补贴（S3）既可以是政府公开或私下提供的补贴，也可以是富有的“光荣追求者”提供的补贴，用以减少俱乐部赤字并帮助其还清债务，使俱乐部在面临严重财务危机时依然维持运行。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英国（格兰特，2007）和法国（安德列夫，2007），但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其他补贴的形式帮助俱乐部建立创收机制，如足球资金池、高额赞助交易和其他间接补贴。

软贷款（S4）主要体现为接受透支，不清偿欠款和不强制执行还款协议（例行推迟和重新安排债务）。通常，顶级俱乐部可以享受这样的软贷款（阿斯卡利和甘蓬，2006）。

软投资（S5）的主要体现：例如，当俱乐部建立新体育场或其他增加收入的基础设施时，政府或其他赞助商支付一部分或全部成本，并且不会获得任何实质性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益。(www.xing528.com)

最后，软核算（S6）往往比较随意，有时甚至是违法的，其目的是绕过规则，利用法律条款和信用标准来欺骗债权人。政府往往都会接受这一行为，意大利政府甚至鼓励这一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也会改变立法以支持软核算（福特，2006）。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引入欧足联财政公平竞争条例后，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财务报表质量下降（迪米特普鲁斯，2015）；核算质量的衡量标准包括盈余管理情况、有条件的会计稳健性和审计师转换，一份对84个俱乐部四年（2009-2012）的研究表明，核算质量在所有三个维度都出现了下降。软核算似乎成了在不改变其本身和实际财务结果的前提下规避FFP处罚的有效手段。

科尔奈认为，软预算约束综合征是国家与微观经济组织垂直关系的结果，这反映出他主要关注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经济。更广泛地来看，软预算现象反映了一个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科尔奈等，2003）。

在本章中，软预算约束概念的应用拓宽了研究视角。将经典的支持者与被支持者关系进行扩展，以理解一个更为复杂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公司会将许多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公共支持者，而且包括私人投资者、债权人等）视为潜在的支持者，因此，即使垂直支持与被支持者关系在公司遭遇经营困境之前并没有正式存在，但其依然会指望在遭遇困境后得到他们的支持（详见斯托姆和尼尔森，2012）。

在经典案例中，经历软预算约束的组织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服务且影响着许多人。其结果就是，支持者认为这一组织“太大而不能倒下”，企业会指望在遭遇困境后得到支持。在利益相关者眼中，许多欧洲职业体育俱乐部都“太大而不能倒下”。

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可以了解欧洲足球的悖论。私人和公共利益相关者经常扮演着各自俱乐部支持者的角色，创造了有利于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发展的环境，这一环境往往处于资本主义行业，深受水平环境影响，但却在垂直组织的行业中起支持作用。

斯托姆和尼尔森（2012）认为引起欧洲足球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出现和制度化的两个主要因素是：（1）欧洲足球市场的制度；（2）以赢球为核心的体育情感。我们将在下面依次介绍这两者。

竞赛的制度框架是欧洲职业足球软预算约束存在的原因之一。严重的财务问题至少部分源于欧洲联赛竞争结构的一些负面因素：（1）开放的联赛结构；（2）联赛收入分配不均；（3）国内甲级和乙级联赛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4）向国内冠军得主发放外部奖金（参加国际比赛）。（迪特尔、弗兰克和朗，2008）

在体育经济领域，开放式联赛问题广为人知。这种开放是一种威胁，因为它迫使（表现差的）俱乐部投资训练球员以避免降级，这使得其他俱乐部无法进入顶级联赛获得高收入。对于顶级体育俱乐部而言，它们想要保持自己的地位，所以会加大对球员的投资，以此保持对低水平俱乐部的竞争优势。此外，发放外部奖金进一步激励了顶级俱乐部的投资，例如参与欧洲冠军联赛，可以大幅增加收入。

根据迪特尔等人的研究，同一联赛内俱乐部之间的分化和分属不同联赛的俱乐部之间的分化，使俱乐部更倾向于孤注一掷求得成功（2008）。其结果就是“招标破产”、“僵尸”^[3]竞赛的涌现，从而增加了大多数俱乐部的赤字风险。

由于俱乐部指望在经营困难时得到外部支持，因此表现不佳或者降级威胁都不能使其降低成本，反而会刺激其增加成本。

足球市场的这种体制机制肯定会给俱乐部带来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明显的软预算，足球俱乐部就难以为继。这将毁掉整个体育行业。

软预算约束方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体育行业背负着如此多的债务和赤字，却还能如此风靡。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俱乐部普遍面临严格的预算约束——自行承担在体育竞赛中孤注一掷而失败的后果——他们很可能会遏制自己的开支，实行（至少是）盈亏平衡预算约束，认清自己在联赛层级中的位置。持续的超支预示着预算约束的软化。

导致这种综合征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社会和公众对体育的情感依赖。足球俱乐部往往是各自所在地的象征，对铁杆粉丝而言如此，对普通公民和政治家而言亦是如此。因为足球俱乐部是当地的象征和品牌，所以这种依恋往往十分显著。这为俱乐部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破产的威胁，由于该行业的竞争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威胁已异常严重。

欧洲足球良好的声誉也提高了俱乐部的成功率。一些投资者被这个行业吸引，因为他们把职业团体运动俱乐部看作一种消费品，或是因为作为媒体曝光度最高的大众运动之一，足球运动能使他们备受关注。这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新身份，这也促使他们去软化俱乐部的预算约束。

案例研究11.1：软预算约束和西班牙救援行动

软预算约束综合征在西班牙足球俱乐部中最为盛行。在西班牙，足球的受欢迎程度之高，使得政府不得不出手救援那些面临崩溃的俱乐部。

例如，1985年，政府提供了大量公共补贴，以帮助西班牙联赛俱乐部，当时这些俱乐部的债务超过了1.24亿欧元。1992年，西班牙俱乐部再次债台高筑，政府免除了他们1.92亿欧元的债务（巴拉哈斯和罗德里格斯，2010）。

此外，西班牙地方政府帮助本地的俱乐部，使他们不需盈利也能存活下来。根据软预算约束方法，这一行为是衡量“软性”的主要指标。巴拉哈斯和罗德里格斯的研究显示，地方政府通过赞助当地的俱乐部或购买他们的股票来帮助他们（2010）。有时地方市议会也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俱乐部所属体育场。此外，地方政府也经常以补贴价格出租体育场给俱乐部使用。

总的来说，无论是国家政府取消债务还是当地政府鼎力支持，支持西班牙足球俱乐部的这种意愿会使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西班牙俱乐部无论遇到多大的损失都能够幸免于难。如果俱乐部不能独立经营，外部利益相关者就必须要准备足够的财政支持以备其不时之需。

针对2013年7月西班牙议会提出的质疑，政府被迫披露该国甲级联赛和乙级联赛所欠下的未付税额，这个数字是惊人的6.63亿欧元（《独立报》，2013）。而欧盟对俱乐部提供的财政救助可能高达1000亿欧元。西班牙政府去年计划免除足球俱乐部所欠的国家债务，但是被德国阻止了（《欧盟观察家报》，2012).

未缴税款不包括四家俱乐部的免税额，因为他们不需要将自己重组为公共有限公司，所以可以继续为俱乐部成员所有。这四家俱乐部分别是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毕尔巴鄂竞技和奥萨苏纳，其中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占西甲联赛电视转播总收入的50%左右。

然而，欧盟委员会已经开始调查这四家有免税特权的俱乐部。欧盟委员会开展了三次深入的调查，审核西班牙政府支持包括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在内的七家俱乐部的各种公共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国家援助规则（欧盟委员会，2013）。

案例研究11.2：丹麦的软定价和软补贴——以维堡队为例

上述证据表明，软预算约束在最大的欧洲联赛里盛行。不过，较小的欧洲足球国家也面临软预算约束。以维堡队为例——该队目前在丹麦顶级联赛中踢球，展示了如何通过软定价（S1）补贴来软化足球俱乐部的预算约束。

2008年，维堡队被降级到乙级联赛，并在不久之后陷入财务困境。2010年，俱乐部面临破产。该俱乐部所处的城市对自己足球队和手球队的成就引以为豪，因此该俱乐部成了该市的重要象征。此外，维堡队所在的丹麦地区，乙级联赛中的各球队激烈竞争，以争取进入甲级联赛的名额。

降级和随之而来的赤字预示着球队在这方面可能会遭遇重大挫折，如为了减少赤字而减少培训球员的投资。2010年，该俱乐部需要大量现金（约合250万丹麦克朗）注入以平衡收支。

当地的政客们希望找到办法帮助俱乐部摆脱困境。足智多谋的市长负责救援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就丹麦的标准而言，这一方案相当复杂。它采取间接补贴的形式，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步骤：

● 维堡市政府以每年5万丹麦克朗的价格，将5年的市体育场冠名权出售给维堡俱乐部。

● 维堡俱乐部将冠名权以三年300万丹麦克朗的价格转卖给当地能源企业——维堡能源（由市政府100%控股）。

这一交易使维堡俱乐部得到了所需的支持，其实就是间接将纳税人的钱转给了俱乐部。之后，维堡能源公司也斥巨资购买了该队的赞助权。

毫无疑问，市长及其政治盟友当然希望这些交易能够瞒天过海，但现实击碎了他们的幻想。市议会和维堡能源董事会中的反对者向媒体爆出了这一交易，并且希望市长向他们解释这一交易的合法性。2014年，丹麦中央政府认定该交易是通过非法手段补贴私人公司的行为。

欧洲职业足球队饱受软预算约束困扰。欧足联发布财政公平竞争条例，这显示出政治高层意识到了软预算约束对俱乐部管理的负面影响和对俱乐部之间竞争的不公正影响。

FFP条例旨在将平衡预算约束制度化，这将有效遏制，并在一段时间之后消除俱乐部的软预算约束和负债经营现象（弗兰克，2013；皮珀，本书）。根据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分析，FFP条例对英超联赛的俱乐部起到了预期作用（科恩，2015）。软预算约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已成明日黄花。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欧足联的条例遭到了严重抵制，因此不得不放松一些规定。此外，这一条例的长期效果难以预测。人类想象力是无穷的，有些人可能会成功地规避一些规定，使该条例的效果大打折扣。

考虑到软预算在欧洲的盛行，借鉴北美大型联赛也许会有所裨益。斯托姆和尼尔森（2015）发现，从软预算约束这一角度来看，欧洲和北美职业球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研究显示，北美的俱乐部在遇到财政困难及因此产生的经营困境时，很少会期待外部援助。但是，美国大型联赛也存在着与欧洲相似的软预算约束，并对资源分配产生了相似的扭曲。北美联赛在运营期间就能得到大量的支持，这些支持与欧洲联赛典型的六类软约束十分相似。

【注释】

[1] 本节是斯托姆和尼尔森（2012）的一部分。

[2] 详情请登录http://www.bbc.co.uk/sport/football/31391778.

[3] 详见弗兰克（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