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移民：国内人才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塞恩·阿吉查德

尽管人们仍在探讨全球化的定义，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们可以把全球化理解为在地理和思想上日益密切的全球联系（帕默，2013）。体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展体育运动和消费体育产品是跨国家跨大陆的行为，举办国际体育赛事有助于推进全球化进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参加，但国际体育赛事可以加强我们对国家和地区的归属感。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体育人员为追求跨国职业生涯，在国内和国际进行移民，这也是体育运动推动全球化进程、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表现之一（阿吉查德和里巴，2014）。

目前，运动员移民规模和范围都在不断扩大（马奎尔和法尔克斯，2011）。运动员移民的数量远远大于媒体报道的官方转会的著名男足运动员数量，这些球员主要招募于欧洲五大联赛：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足球运动员也会转会到低级别联赛或其他国家，其他体育领域的选手也存在很多移民现象。最近，研究人员还关注了从事国际体育职业生涯的女子运动员（阿吉查德，2008；阿吉查德和泰斯勒，2014；博特略和阿吉查德，2011；埃利亚松，2009；恩格，2014）。

本章旨在引导读者关注全球化进程，特别是运动员移民带给国家和当地管理机构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重点关注在国家联合会和地方俱乐部中，运动员移民是如何影响国内人才发展的。案例研究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1.大量国外运动员移民到本国后，国家和地方人才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哪些？

2.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方法，把包括移民运动员在内的天才运动员发展为“全面人才”？

本章最后将讨论因地方和国家体育政策与全球化趋势导致的移民进程不同步，且因此所产生的道德和政治影响。

从历史上看，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认为体育人才是当地俱乐部组织的体育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并将他们朝这个方向进行培养（霍尔特，2002）。因此，这种分散和非系统化体系的关键就在于本地人才是否有机会提升能力，进入更大的俱乐部或国家队。如今，努力争取并发展地方和国家人才在“全球奖牌争夺战”中显得愈发重要（德·巴斯奇，2008）。20世纪70年代，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国家受到东欧和亚洲国家人才发展体系的启发，制定了许多有目的的精英体育政策，以求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博斯盖德，2007；格林和华利安，2006）。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体育俱乐部不同于专业体育学校或高绩效中心，它仍旧十分重视人才发展（安德森和荣兰，2012）。由于一直坚持分散的和非系统化的人才发展模式，运动员移民现象可能会对这些国家的国内人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人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俱乐部，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央管理机构在促进国家人才识别和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格林和奥克利，2001）。

欧盟法律保障工人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1995年的《博斯曼法案》之后，体育领域也适用这一规则（弗里克，2009）。《博斯曼法案》标志着职业运动员可以在欧洲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但欧洲足球管理机构和欧足联等一些国际组织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限制运动员的自由流动。欧足联在2006到2009年提出的“本土规则”最能体现这一点。^[1]该规则表示，所有参加国际比赛的球队应该在25名球员中选出8名参赛运动员；其中4名运动员须在15至21岁期间于该俱乐部训练至少三年，他们在兄弟俱乐部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尽管如此，欧洲超级联赛俱乐部的外籍球员数量仍不断增加。因为对外籍球员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球员只是到国外参赛，但他们仍是其本国国家队的在编球员。^[2]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坚持其文化价值观，认为精英运动员应该有机会发展成为“全面人才”（贝克鲁，2007）。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似乎在制定方案支持精英运动员进行双重职业发展方面处于世界前沿地位，至少在国家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方面的确如此。欧洲委员会也认为支持运动员的双重职业发展是有利的。2009到2011年间，欧盟支持了一些双重职业项目，来作为体育发展筹资举措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2012）。随后，欧盟制定并颁布了《欧洲双重职业指导准则》，反映出北欧和南欧国家对这一领域关注点的不同。^[3]最近，欧盟发布了“招标要求”，调查欧盟成员是否切实执行了该指导准则。^[4]由于这一指导准则一直没有强制推行，所以影响力十分有限（欧盟，2012）。^[5]

该文件明确指出其重点是国家对双重职业的管理问题，并鼓励欧盟成员国支持各自国内运动员发展双重职业（欧盟委员会，2012；欧盟，2012）。欧盟意识到欧洲运动员若想在其他成员国接受教育会遇到很多困难，所以，该文件也为运动员进入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教育机构或参加欧洲教育项目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欧盟颁布的文件并未考虑非欧洲运动员。事实上，一些非欧洲运动员（例如，来自非洲国家的运动员）如果想在欧洲接受教育，往往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此外，这些运动员往往是作为国际专业运动员被招募到欧洲俱乐部的，欧盟几乎不会考虑是否需要地方和国家的体育理事机构来支持他们的双重职业发展。

因此，这个支持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的人文理想似乎只适用于欧洲人。欧盟颁布的文件可能无意忽视国际运动员，但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在道德和政治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国际足球管理机构和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十分关注进行国际转会的未成年运动员的教育问题（国际足联会，2014），并发布条例规定，18岁以下球员只有符合以下三项要求才可以进行国际转会：第一，球员的父母由于与转会无关的原因而移居到转入国（例如，梅西转会到巴塞罗那）；第二，转会及移民运动员所须履行的一些最基础的义务都只能在欧盟或欧洲经济区（EEA）内进行，这些义务包括学术、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第三，球员居住地距离俱乐部所在国边界不得超过100公里（国际足联，2014,p.17）。双重职业发展计划不包括从事足球运动18年以上的球员。

虽然体育运动历经了全球化和移民浪潮的洗礼，但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体育人员还是给体育管理机构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上所述，国家对移民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缺乏政治支持，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现行政策力度不足。另一关键问题是地方和国家体育政策能否与最新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与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密切相关。例如，运动员移民虽然会给当地的人才发展战略带来严峻挑战，但这也不失为促进国际技术交流的一次机遇。从非欧洲国家举行的女足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管理机构面对全球移民进程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

国家保护主义战略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自2013年以来，美国女子足球联赛招聘规定不断演变，从中可以看出国家保护主义战略的发展历程。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足球协会都支持美国联赛的招聘规定，因为这一规定可以保证他们国家队的球员中分别有24个、16个、12个人可以进入美国俱乐部。通过完善职业联赛、培养教练以及训练女足运动员，保护国家资源，使非北美国家的球员更难进入美国联赛。美国女足国家队教练汤姆·塞尔曼尼认为，在这一战略下，组建国家队并保证队员都能接受到合格的训练更加容易。^[6]不过，塞尔曼尼还提到，美国队在国外比赛时见识到许多其他的踢球风格，这也让他们意识到必须创新足球技术，为国际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样看来，国家保护主义战略在全球体育的环境下又似乎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阿吉查德，2015）。

国家体育管理机构面对全球移民采取的另一行动是实行外包战略。比如，日本足协鼓励他们最好的女足运动员到欧洲和美国的俱乐部踢球（高桥，2014）。由于欧洲和美国的足球发展比日本要好，所以日本有意采取这一战略，使其能够在2011年的女子足球世界杯中取胜。其他国家的足协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帮助年轻女球员进入美国的大学（麦克里，2014）。

这就是外包策略，即一个组织把部分内部职能转移到国外去（库马尔和艾克霍夫，2006；李，2010）。李这样来定义欧洲足球俱乐部的人才外包战略：他们不是培养当地的人才，而是从国外引进球员（李，2010）。女子足球运动员移民就是国家管理机构将球员和球员训练相关事宜外包给其他国家。但这种策略的风险在于，一些优秀球员可能会定居国外，不再回到其国家队。不过，这也可能会促进移民进程，方便运动员和教练间的交流（艾略特和马奎尔，2008）。

综上，在处理运动员移民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时，国家保护主义和外包战略是重要手段。欧洲（以及北美）是许多体育项目的发展中心，对欧盟来说，外包效益极其有限，欧盟的法律也并不支持国家保护主义战略。对欧洲国家体育管理机构来说，重要的是要让公众了解到运动员移民对国内人才发展构成的严峻挑战。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要认识并抓住运动员移民给当地和国家带来的机遇。下面几个案例研究和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未知挑战和机遇。

案例研究3.1：移民时代的人才发展

下面对欧洲，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案例做进一步研究。大批海外运动员的移民促进了体育行业专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体育全球化对当地和国家人才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手球比赛主要在欧洲国家举行，而且参赛成员中没有外籍选手。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一直是国际手球比赛（尤其是女子手球）的主要举办国。在21世纪前10年，丹麦女子手球俱乐部的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球员薪水也不断上涨，这极大地吸引了国内外的手球选手（斯托姆和阿吉查德，2014）。短短几年之内，国际选手的比例就从1999、2000年的15%上升到2007、2008年的40%（阿吉查德和安德森，2008）。在金融危机初期，这一比例开始有所下降，2014、2015年，丹麦女子手球联赛的国际选手人数比例下降到17%（奥尔森，2015）。

随着这种现象愈加明显，公众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外移民选手对国家人才发展的重要影响。一项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国外选手在丹麦女子手球联赛中的比例大幅增加，她们的进球数量也远远超过了本国选手（约尔特、阿吉查德和荣兰，2010）。此外，该研究把进球数作为判定运动员在比赛中重要程度的指标，研究表明在参加比赛时资历尚浅的成员比有经验的成员更易受到该指标影响。即使国际运动员数量剧增，后者也可凭借自己多年来参加比赛累积的经验保持从容不迫（约尔特等，2010）。^[7]

体育移民对地方和国家人才发展带来何种挑战似乎也取决于精英运动队的社会学习条件和结构。研究表明，在首发阵容中，丹麦女子手球俱乐部的移民球员比国内球员晋级更快（阿吉查德和荣兰，2015）。移民球员增强了精英运动队的竞争力，使本国人才参加比赛的机会大大减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帮助年轻运动员提升了球技，积累了经验。因此，移民运动员并非像公众认为的那样是影响丹麦女子手球人才发展的主要因素。反之，当地人才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涉及方方面面，经验丰富的专业选手、地方俱乐部和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对国内人才的治理方式都应该被考虑在内（阿吉查德和荣兰，2015）。

最近，由于经济衰退，许多国际球员都离开了丹麦女子手球队。这使得国内年轻运动员获得更多的比赛机会，承担更多的团队责任。不过，经验丰富的国外选手人数的减少也削弱了团队的战斗力。这也使得国内选手从她们身上学习的机会大大减少，从而导致可以参加国际顶级赛事的队伍也越来越少。

对此，公众舆论也发生了变化。^[8]

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和联赛俱乐部教练代表宣称，国际明星球员离开丹麦女子手球队将会影响地方和国家的人才发展状况。不仅如此，丹麦一些顶级国家队的球员也开始加入国外俱乐部。这表明，有必要对球员在国家队的去留及其所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层探讨。跨国移民研究表明移民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国内球员还是移民球员都可以从中交流技术并获得国际经验（阿吉查德，2015；艾略特和威登，2011）。

案例研究3.2：全球化时代的双重职业支持(www.xing528.com)

丹麦女子手球队的运动员大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下面这个案例则聚焦于非欧洲运动员。欧洲和美国是多个体育项目的中心，吸引了许多来自南半球国家的运动员。以下案例说明地方和国家体育管理机构在支持国内外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方面能力有限。

这些年来国家联赛逐渐走向全球化、专业化以及商业化（克亚尔和阿吉查德，2013），斯堪的纳维亚女子足球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丹麦、挪威和瑞典都拥有完善的女子足球联赛（赫杰姆和欧弗森，2003；希尔，2008；特朗姆和布鲁斯，2003），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际球员也被这些联赛招致麾下（博特略和阿吉查德，2011）。瑞典女子足球俱乐部特意招募国外运动员，瑞典顶级联赛中最大的一个移民球队就是由非洲女子足球运动员组成的（恩格，2014）。

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女足职业化建设刚刚起步且资金匮乏，国际球员是其仅有的全职专业球员，而国内的大部分球员都更希望向双重职业发展。丹麦、挪威和瑞典球员在顶级联赛踢球时，也可以得到一份兼职工作，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以供他们学习深造。但斯堪的纳维亚女子足球俱乐部通常地处郊区，相关工作和进修机构也比较少。现在俱乐部已经开始招募国际球员了，这些人在移民前都是本国的职业球员，所以他们往往是俱乐部中最好的球员。俱乐部里的斯堪的纳维亚运动员可以进修顶尖高校课程，而国际球员则只负责踢球。斯堪的纳维亚体育系统原本是想通过发展双重职业，培养出更多精英运动员，而这一案例却与其人文理想相悖而驰。

南非和尼日利亚女子足球运动员移民加入斯堪的纳维亚联赛，许多媒体对此进行研究之后，纷纷开始关注非洲女子足球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的变化情况（阿吉查德和博特略，2014）。他们五年来多次访问一些重要的知情人士。其中一位移民运动员凯蒂就斯堪的纳维亚体育俱乐部将体育和教育相结合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凯蒂年轻时来到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支持她学习语言，并完成了相当于语言学校九年级的课程。之后，凯蒂继续参与职业培训，但培训内容并不适合精英运动员。在她参加完国际比赛，俱乐部让她再次接受三个月的职业培训，但她拒绝了，因为她觉得这与她回国后的工作毫无关系。而且，她也没有办法接受高等青年教育。

“这些事情在我回国后不会对我有任何帮助，这完全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无法进入体育馆……我真的很想继续学习但却做不到，这让我非常苦恼，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离开这里了。接下来我想去美国，我也许可以拿到奖学金，继续我的学业，教育太重要了，我真的想接受教育。最近我感觉自己已经没有脑子了（笑），是时候活动一下我的大脑了。”（凯蒂）

上面的这段话说明非欧洲运动员在欧洲国家想要接受教育极其困难，作为职业运动员，他们在斯堪的纳维亚体育俱乐部的日常生活单调又孤独。但是，他们的同行——那些欧洲运动员，却可以在训练的同时接受教育。因此，凯蒂梦想去美国上大学，在那里她可以兼顾体育和学习。

当然，有些运动员只热衷运动，但有些运动员追求双重职业发展。尽管如此，斯堪的纳维亚精英体育政策以文化价值和政治理想为依托，使全社会都参与到各种培训和活动中来。上面的例子说明，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体育俱乐部试图支持国际球员参与语言训练，但仍然不能改变非欧洲运动员难以进入欧洲教育体系这一事实。国家体育政策往往是为了支持运动员参加高级青年教育课程而不是职业培训。同样，这也是丹麦少数民族运动员所面临的挑战（格雷格森和奥斯特加德，2009）。

如前言所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仍然很重视运动员的全面发展，这一做法甚至在欧盟内也得到了支持。然而，上述案例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体育政策主要的惠及对象是本民族以及有高等教育背景的运动员。如此看来，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职业政策主要是支持欧洲青年精英接受高等教育。

移民对运动员来说大有益处，例如，增加收入、扩大社交圈、进行技术交流，最重要的是可以全心全意投入训练，但实际上，运动员也并非完全心甘情愿想要移民（博特略和阿吉查德，2011；罗德里克，2006）。体育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往往十分短暂，伤病、俱乐部体制变化等因素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一个运动员的职业选择。非欧洲运动员退役后必须要满足所在国家对外来人员的停留时间要求，或者通过相关考试等，才能获得居住权和社会服务权。

因此，对国际运动员来说，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更具挑战。其难处在于他们不仅要在当地找到居住的地方，还要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而这份工作通常与体育无关。因为语言水平有限，对当地体育环境了解较少，非欧洲运动员往往无法做教练这类与体育相关的工作。只有极少数的成功运动员能赚够他一生所需的财富。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全面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意义重大，对非欧洲运动员的双重职业发展也应该进一步完善。

本章重点讨论了全球化对地方和国家内人才发展方式的影响。在国外人才大量涌入的情况下，要特别重视国内人才的学习条件，提高国家和欧洲体育管理机构促进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的能力。

体育移民的历史记载和近期政策发展显示，各个国家对移民到欧洲的运动员的监管力度依然薄弱。有关欧洲国家想通过政治理想及特权地位来支持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的讨论不断减少。此外，北美和日本的国家联合会对此采取国家保护主义和外包策略的态度，这足以说明招聘国外运动员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尚不明确。

本章的研究案例都出自斯堪的纳维亚体育俱乐部，该俱乐部的人才发展遵循相对分散及非系统化的模式。即使地方体育俱乐部已经不断规范人才发展模式，但他们的做法依旧是培养本地人才，同时招募国外选手。因此，运动员移民形式全球化到底是如何影响地方和国家的体育管理机构的，这一问题极具研究意义。

第一个案例研究了丹麦女子手球队，它在21世纪短短的前10年间接纳了众多移民球员，该案例指出移民与人才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晰。一方面，定量研究表明，移民运动员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全国联赛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高。年轻的人才（此处指年轻的国家队球员）在比赛中常年不受重视，而移民运动员却恰恰相反。另一方面，定性研究表明，国内人才遇到国际优秀运动员后可以互相交流球技。由此可见对地方和国家体育组织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运动员移民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转化为积极影响。

第二个案例研究了非欧洲运动员加入斯堪的纳维亚体育俱乐部的情况。本案例引用一位非洲女足运动员的叙述，强调了非欧洲运动员在接受教育方面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而且该案例也说明了寻找一种既适合精英运动员又适合非欧洲运动员的教育计划及职业培训计划相当困难。因此，案例研究表明，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俱乐部招募的国际球员越来越多，观众对他们的喜爱程度也与日俱增，但与当地运动员相比，他们并未受到平等对待。所以非欧洲运动员无法做到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南半球运动员来到欧洲，在这里度过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道德层面，欧洲体育政策都有必要进一步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管理机构似乎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体育全球化的影响。在诸如体育赛事方面的政治形势中，即使相关管理机构并未做出任何反应，全球化也会激起公众的政治抗议。阿尔琼·阿佩德瑞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人口的流动，还包括金融、创意、技术以及媒体的碰撞（阿佩德瑞，1996）。对非欧洲运动员移民现象带来的挑战及机遇，人们可以通过通信设备和社交媒体来互相讨论，交换意见。如果无法接受“运动员产品”，消费者可以对此提出不满（哈维、霍恩和萨法伊，2009）。但首先，我们需要系统地研究运动员双重职业发展及退役后问题，以此充分了解跨国运动员的职业规划。

【注释】

[1] 2015年6月7日检索源于：http://www.uefa.com/news/newsid=943393.htm.

[2] 2015年11月5日检索源于：http://www.football-observatory.com/IMG/swf/da2015_v01_eng.swf.

[3] 2015年6月15日检索源于：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13XG0614(03).

[4] 2015年6月15日检索源于：http://ec.europa.eu/sport/calls/2014/18-eac-2014/specifications_en.pdf.

[5] 感谢拉夫堡大学博士生Mads de Wolff，与我们分享他对欧盟体育政策发展的深刻见解。

[6] 2013年3月在阿尔加维杯联赛上对汤姆·塞尔曼尼进行了采访。

[7] "Dnsk kvindehandbold lider under udl?ndinge."Fyns Stiftstidende01.09.2007,2015年9月10日检索源于：http://apps.infomedia.dk:2048/Ms3E/ShowArticle.aspx outputFormat=Full&Duid=e0bb2727.

[8] 2015年2月24日检索源于：http://play.tv2.dk/programmer/sport/haandbold/supermatchen/studie-21-februar-1650-95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