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收入与付出不平衡的后果

教师职业劳动付出与职业收入的巨大反差已经成为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有关调查显示，教师“个人财务状况”是教师压力的首要来源，这个选择占被调查人数的61%。^[4]

我们的教师职业压力来源调查（见图4-3）发现：教学任务重，是职业压力来源的首选，占比最大（22.2%）；其次是身体状况，占比15.0%；再次是经济收入和职称晋升，分别占比为13.3%和12.8%。可见，调整教师教学工作量，增加教师编制，关注教师身体健康已经迫在眉睫。

图4-3　教师职业压力来源

1.导致职业幸福感降低

教师职业收入与付出落差及由此带来的压力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广州市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城市，教师整体工资收入比较高。2012年9月—2013年6月，刘秋红等课题组对广州市中小学教师职业幸福感问卷调查发现，仍有超过四成的教师对收入基本不满意或完全不满意，还有20.6%的教师表示说不清。刘秋红等从调查结果得出广州市有54.3%的教师表示对收入满意或基本满意^[5]，这说明广州市各级政府已经在认真落实国家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在切实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收入上做了大量工作，只是在福利政策、有效的教师激励机制以及精神性奖励等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他们的调查还发现，不同收入类别的教师在工作成就感、从业动机、工作情感等因素上也差异显著。收入在5 000元及以下的教师的幸福感水平均明显低于收入在5 001～8 000元的教师和收入在8 001元以上的教师，而后两者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6]这说明高低收入会影响教师的从业动机和情感，当收入基本满足需要，职业收入就不再是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在“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中，20.8%的教师认同“职业收入”是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因素，并是影响职业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其他因素依次是社会价值导向、教师自我定位、学生成绩、职业外部评价、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等。

一般情况下，在某一特定的教师群体中，收入越高的教师越幸福。在“工作中获得职业幸福感的原因”调查中，21.6%的被调查教师认同“工作集体关系融洽”是教师获得职业幸福感的原因，占个案比例的75.2%，在个案数量上排在第一位。^[7]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广州市的教师从业人员之所以从事教师职业，并不完全是从经济收入角度做出的选择。我们就从事教师职业的原因调查发现，27.7%的被调查教师选择“工作稳定”，这与我们访谈的发现相印证；其次是“生存需要”，占23.1%，说明教师选择的无奈，这也和我们对教师职业认同调查结果一致；再次是“寒暑假空余时间多”，占22.4%。而选择“工资较高”的仅占1.2%，可见提高教师工资仍然是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的重要举措。

图4-4　从事教师职业的原因

同时，当GDP达到某一临界值（通常意义上的中等财富）前，收入与幸福感大体成正比，但超过该临界值时，两者的关系就没有明显的正相关，物质收入增长并不能带来幸福感。2004年，芝加哥大学奚恺元教授对中国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6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测试，该指数从大到小的城市分别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经济相对发达的北京和上海居民幸福指数低于杭州、成都。这可能是基于人们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经济收入的增加，无法满足增进幸福感的社会和心理的需求。(www.xing528.com)

2.“跳槽”和“下海”

当社会瞧不起教师职业，而教师本人又对此心灰意冷时，教师也面临复杂的选择：“跳槽”和“下海”以及消极留任。“跳槽”就是从一个学校跳到另一学校，身份没变。而“下海”是离开教育领域，一般是到高收入企业工作。有调查显示，那些对教师职业厌倦、年轻气盛、富有挑战精神者最容易“下海”，这一群体性格外向，家庭经济相对宽裕，工资不是他们的唯一收入，在工作一段时日后，他们的“求变”“求新”心态出现，认为目前工作不够“刺激”，或者不能满足自己更好地发展，他们就选择了“下海”。近两年，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名师跳槽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尤其是媒体的关注。这些在同行中颇有影响的教师有的身价几十万甚至近百万，被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引进。

2015年杭州市一年就有几位名师、名校长跳槽，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特级教师离开公办中小学，跳出体制，引发教育界质疑和震惊。杭州市某主城区教育局人事负责人透露，自从养老金并轨之后，在职教师辞职率有明显上升。比如，教师流失率一般每年都稳定在0.5%左右，但2015年这个数据达到了1.2%，是往年的两倍。包括名师、名校长在内的在职教师流失率，正在上升。

王崧舟是杭州市拱宸桥小学校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堪称当今中国小学语文界的标志性人物，跳槽至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担任教授。因其课堂的无穷魅力，追随者无数，全国各地的“崧粉”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职业没变，还是老师，以前教的是小学生，今后要教师范生，未来的老师。”但他跳槽的真正原因引起外界大量猜测。他向记者坦言，这次工作调动，和名利无关，就是想换个活法。在2015年，仅杭州主城区，除王崧舟外，至少还有两位知名特级教师跳槽。一位是美术特级教师章献明，章老师曾在西湖小学、三墩小学担任校长多年，目前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另一位是从事幼儿教育的特级教师蔡伟玲，杭州安吉路幼儿园原园长，2015年离开杭州，去了一所民办幼儿园就职。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前任校长邵阳，2015年也辞职了。^[8]名师、名校长是如此，其余在职老师也是如此。

老师们认为“离职潮”背后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现在当老师越来越难。尤其是公办学校的在职老师，教学和管理任务繁重，但自2009年实行绩效工资后，教师几乎没有涨工资。二是表面上看，老师有寒暑假令人羡慕，其实过得并不潇洒。假期面临各种培训和家访，真正用来调整自己身心的时间很少。工作时间上课，休息时间备课，还要处理好来自学校、家长的各种压力，完成教育部门和学校安排的各项“规定动作”，即使是寒暑假，也要以培训、研修等形式充电。

3.消极留任

据不完全统计，面对付出与收入差异较大情况而继续留守的一般是那些超过30岁、有了温馨的家庭、求稳心态占据上风的教师，他们从事教师行业一般在6—8年，适应教师生活节奏，冒险精神不足。尽管心理有落差，还是选择了留下，但有的职业倦怠已经很严重了，他们成为教师劳动价值和职业收入悖论的牺牲品。有一些老师不甘低收入的命运，在维系平时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外，为了增加收入，进行私下有偿补课。据《文汇报》下属微信公众号“文汇教育”消息：前不久，上海56所市实验性示范高中的校长和有关部门，先后收到两封举报信，内有两份名单，按学科门类排序列出教师的姓名，信中举报的违规兼职教师，名校占了一大半，这背后是两家培训机构在搞恶性竞争。^[9]

就教师有偿补课是否应该制止，教育行政部门态度明确：坚决制止公办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并且有相应处罚措施；学校态度或明或暗，哪些教师在外面做家教，校长们其实都心知肚明的，面对上级规定和政策他们不敢不执行，但对具体教师而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生家长对有偿补课的态度是矛盾的，既爱又恨；教师们则认为通过自己的合法劳动获得收入，有什么问题？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教师也需要养家糊口，现在上海房价这么高，消费水平不是一般收入能够满足的，教师也有很大的生存压力。自己通过劳动付出赚钱，不挣昧良心的钱（比如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泛讲，课下精讲并收取补课费等），教师通过合法劳动获得一定的收入，应该得到理解的。

据我们私下调查发现，公办老师进入培训市场，偷偷办起了培训班，分三种情况：一是辞职或者停薪留职，全职办班；二是利用课余时间偷偷办班；三是退休老教师再创业。这些教师大部分身怀绝技，在教育教学上和学科专业知识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很多教师进行有偿补课的主要动因是收入的诱惑。一般意义上说，我国教师工资是按照教龄和职称级别计算，绝对执行“论资排辈”，不同的职称级别对应不同的工资。一般情况下，中小学初级职称的老师的基本工资加上绩效，最后到手只有3 000元左右，而中级职称的也就3 500元左右，高级职称的有4 000多元。而在培训机构，刚入职的老师收入在每月2 000元～3 000元，工作七八年以上的，可以月入6 000元以上，可见两者差异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