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的生存境遇研究：解放教师问题，还原教育生活世界

第一，“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转型中，教师生存境遇影响甚至决定了教师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相关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和科学化。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教育理论对教师进行的研究话语主要围绕着“教师应该如何”和“如何成为教师”进行思辨，如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和周期、专家型教师和新手教师的成长机制和差异以及教师生活的应然状态等。从而导致教师周遭世界及其完整生活很难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当下，转换教育研究范式为教师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研究具体而细微的、看似无意义但却真实的教师生存状态，了解复杂而鲜活的教育实践，更具有时代意义。迪尔凯姆（又译为涂尔干）就曾指出要“从普遍性中走出来，进入到现象的实际中去，以发现这些特殊的社会性质”^[1]。关于教师的生存境遇，管理者、实践者和研究者多采取抽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以地区为例，进行调查研究。20世纪7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洛蒂就多角度地综合了关于教师的历史考察、问卷调查、教学观察以及教师的研修与供给制度等，真实描述了他们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意识和情感。^[2]国外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角度在教师的生存、生活状态及心理和精神需求等多方面展开，这些研究思路和方法对本课题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国内，《中国教育报》《北京晨报》《四川教育》《江苏教育》，及新浪网、腾讯网等媒体特别策划开展“教师生存状况的调查”，描述、分析和解读教师生存境遇和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整改措施或解决策略，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可见，作为一个专业群体，教师的生存境遇越来越多地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第二，教育研究范式转型使对教师的研究由幕后走向了台前，教师生存境遇逐渐受到重视。传统的教育学研究多是去情境化的，将具体教育问题从真实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而加以概念化、理论化，这就容易造成教育理论与实践相剥离的情况，使研究不接地气。随着越来越多的“行动研究”“田野研究”“叙事研究”等研究范式被学者们应用于学术研究之中，教师教育的相关研究逐渐开始转向现实的生活世界。时代命题也由“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向“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转换，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备受关注，教师作为教育主体真正进入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中。国外的教师发展已从实体思维范式逐渐转变为实践思维取向。在教师教育发展目标上，教师的实践智慧逐渐受到重视，客观知识的地位有所弱化；在教师发展内容上，对教师情感之维的重视程度超越了纯粹理性；在教师发展资源上，对教师个人生活的重视超越了对外部资源的关注；在教师发展场所上，对教师工作现场的关注程度超越了实际的理论思辨。因此，教师作为社会成员的生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教师生存境遇也成为教师教育研究的核心。教师生存境遇研究实际上就是把教师问题重新植入现实实践，把教师交还到教育生活世界当中。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沃勒（Waller，W.）就展开了对教师文化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学校文化的形成来自年轻人的文化和成年人有意识安排的文化两方面。教师是成年人文化的代表者，其工作重要内容之一是要把成人文化强加给学生，学生是儿童群体特有文化的代表者，二者常发生冲突和对抗。2012年，廉思继《蚁族》之后推出了研究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将教师喻为勤劳而不求回报的工蜂，力图通过研究全面展示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在当代的特殊境遇。(www.xing528.com)

第三，对教师研究的主题逐步从专业发展转向生命关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文化知识的传递者甚至是发现者，是精神文明的生产者和创造者；教师肩负着人才培养重任，引导无知的生命演绎成为有智慧的生命；教师是学习型城市的建设者和引领者。这些充分赞许的表达让人对教师产生崇敬，也让教师们备受鼓舞。教师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抵御各种诱惑并承受高成本的生活压力，心甘情愿地为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然而，在他们奉献和付出的同时，所承受的繁重工作负担、心理困惑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困境，无时无刻不在让他们透支自己的生命和体能。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边界的模糊，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工作激情。因此，教育管理者应该重视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面貌，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学校管理者应自觉地实践教师管理从‘工作体’向‘生命体’的本源回归，真心关注生命，着力营造和谐的教师管理文化，只有这样，以人为本的教师管理模式才会有厚实的生存发展土壤，才能真正体现生命意义和生命幸福。”^[3]